“明星委员”钟南山一报到就被记者们围追起来。“今年你有什么提案？”“你怎么看现在的医患关系？”“社区医疗能不能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像连珠炮一样抛向这位老人。只是今年的钟南山显得很平和、平静。他说，中央定了改革方向，他看到了医疗改革的希望。

    而就在去年，钟南山还疾言厉色质问“一药多名”何时休。“一个‘罗红霉素’，品种就达40多种。我当了45年的大夫，在查房时也几乎看不懂。”他还说，一药多价多名称反映了监管部门还有很大的监督空间，另外，对于新药品审批不严格，也是新药品多价格现象存在的重要原因。后来的事实证明了钟南山的话。和他一组的郑筱萸没能出现在本次两会中。

    “郑筱萸是我们组的吧？今年怎么不来了？”钟南山在第一次小组讨论中问道。不过，这一次他没有再高调质询什么，反而对郑筱萸采取的许多措施表示支持。他认为，地方标准升国家标准没有错，采用GMP管理也没有错，错就错在实行过程中缺少对权力的制约。“审批的位置是个危险的位置。郑筱萸刚开始也是决心很大的，但是最后还是倒下了。”

    和去年比起来，药品监管今年不是钟南山发言的重点，他更关心社区医疗能不能真正发挥作用，特别是全科医生的培养。他表示，有关部门应考虑在部分医学院实行社区全科医生的定向培养模式，对全科医学、预防医学专业学生免费或低收费培养，为社区提供医疗人才。“没有全科医生，社区医疗就是一个摆设，起不到应有的作用。”

    事实上，如果按照每2000人至3000人一名全科医生的规划，我国应该有16万名全科医生，而全国真正合格的全科医生只有4000多名。钟南山分析，一般医院培养模式不适合全科医生的培养，重点医科大学学制越来越长，培养出来的都是科研人才，缺乏培养能够真正为社区服务的全科医生的模式。可以考虑对全科医学、预防医学专业的学生采用免费或低收费政策，形成合同培养，保障全科医生服务社区。

    在发言中，9位院士对当前中国的医药卫生总体水平表示担忧，对中国卫生公平性被排在第188位感到不满。他们一致主张：中央财政主要应投向建立健全覆盖全国城乡居民的医疗保障体系，包括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市居民医疗保障体系的建立和运转。地方财政也应当主要投向医疗保障体系、乡镇卫生院的装备、社区医疗服务的装备和人才培训。至于属于国立、公立的大医院，也要加强管理，不得资产流失，确保医疗水平不断提高和服务质量明显改善。逐渐实行国立医院国家管，公立医院地方政府管，收支两条线，平衡预算，合理收费。

    这样的建议显然代表了不少人的心声。当巴德年委员代表9位院士发言完毕后，卫生部副部长陈啸宏迎了上去，握着正准备离去的巴德年的手连声说：“巴院士，您讲得非常好！我完全同意！”

    同样的情景也出现在3月7日的医卫联组会上。当12位委员分别就药品审批、政府投入、医改方案等问题发言后，列席的卫生部部长高强、国家药监局局长邵明立分别作了回应。他们共同的话是，“感谢委员们的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