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很清楚：房产是房主的祖业，开发商给出的补偿，远在市场价值以下。房主做的是饮食业的生意，这地方又是“好吃一条街”，当然对谁来说都是个无价的宝地。房主并非拒绝拆迁，他们只是要求开发商在同样的楼层，以同样的面积，同样的朝向给他们房子。要求被拒，所以才有了今天这样戏剧性的对峙。

    无论是按法律还是按人情，带强制色彩的拆迁都并非绝对不可。但是，有两点必须坚持。第一，对被侵犯的私人产权，必须按市场价值补偿。第二，拆迁的目的，必须是为了公益，而不是私利。

    这第二点尤其重要。公益如何界定并不是那么复杂。比如，政府要在这块地上兴建一些不具有任何营利性质的公共设施，经过公开的听证，在市民中取得共识后，可以在照市价进行补偿的前提下进行拆迁。

    现在的情况则完全不同。这块地已经交给了开发商。开发商声称投资了3亿元。也就是说，这块黄金地段成了个摇钱树，大家都想借此赚钱。按照产权的逻辑很清楚：这房子是谁的，这个摇钱树就应该归谁。而我们目前的拆迁逻辑则是，谁有钱这地就要归谁。

    我们的《物权法》，在这种情况下应该保护产权还是金钱呢？难道有钱人就可以光天化日之下抢人家的东西吗？难道老百姓的资产小到一定程度，就没有资格拥有产权了吗？经济学家在哪里？你们的产权如何在这里适用？你们是站在开发商一边，还是站在这个“钉子户”一边？

    这些“主流”们不说话不是没有道理。因为他们口口声声“企业家改变了中国”。那个开发商显然就是他们的“企业家”。一个小酒店主当然不算什么企业家。在这样的场合，钱多的永远可以掠夺钱少的，富人永远可以掠夺穷人。这样建立起来的，最终是一个以富人为基础的极权社会。哪里是什么市场经济！

    我在《草根才是主流》一书中反复强调：中国的市场经济，必须从保护草根社会老百姓的基本权利开始，包括他们的产权。这不仅符合民主社会的宪政精神，而且也会引导出一个更为健康的经济模式。

    从世界史的角度看，一个有竞争力的社会，大多是一个相对均富的社会。当财富平均分布在中小生产者的手中时，更多的人就可能在同一个平面上竞争。这样不仅可以激发更多的创意，而且也使无效率的企业迅速被淘汰。在一个贫富分化的社会，财富过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他们垄断了一切经济资源，不管多么腐败，多么无效率，也不可能被淘汰。小老百姓不管多么有天赋，也难以出头，社会丧失了多元性的生机。

    荷兰、英国在16、17世纪起家时，比起当时不可一世的西班牙和法国要均富。托克维尔的《美国的民主》一开篇，就感叹美国的均富，以及由此而来的远优于欧洲的竞争力。日本战后经济崛起，一大特点还是均富。前首相岸信介在上世纪60年代对台湾人说：你们不要看着日本的几个大企业威风就重视大企业。日本经济主要是靠中小企业的表现！亚当·斯密18世纪观察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中国，断定中国会衰落。结果确实被他言中。在他看来，当时中国贫富悬殊实在太大，有权有势者可以为所欲为，弱势阶层的权利毫无保护。

    主流经济学家们对这些历史熟视无睹。他们肯定觉得一个开发商比一个小酒店老板更懂得经济，更有办法为社会谋福利。结果，中国一代非常有前途的民间小企业，就是随着这样的拆迁而烟消云散，乃至中国经济起飞四分之一世纪，仍然没有世界一流的企业。

    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个“钉子户”在维护自己权利时，也为中国人指出了一个全新的经济模式：你大开发商想拿我的祖产赚钱，我并不挡你的道。你可以在这里盖房子，但要按同样的楼层、面积、朝向给我房子，我也要在这里活。我的小企业，小酒楼，也要和你的高楼大厦竞争，大家优胜劣汰。

    我劝“主流经济学家”们，辞去国有企业的独立董事，集中精力维护这些小商小贩们的权利。我们的拆迁，不知道推倒了多少未来的索尼、丰田、沃尔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