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法制化”是当前立法中的最大问题，打破这一怪现状，防范政府部门在立法中贩私，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将立法起草的权力从政府部门中剥离，通过公开的程序，交由中立的组织与个人进行。因此，北京市政府探索采取直接委托、公开招标等方式，标志着立法与法治文明的进步。

    应当说，北京市在防范立法贩私，打破立法的部门利益上，历来就走在了全国的前列。2004年，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就尝试将地方条例的调研、起草工作委托给了有关学术研究机构。而北京市政府也早就进行了“开门立法”的探索，北京市政府2005年起草的《房屋租赁管理办法（草案）》在征集意见时，由于市民中大多数持反对态度，市政府将该规章推迟出台；2006年共有1350人通过网络对北京市公开的24项法规规章草案提出了意见。此次，北京市政府决定将法规规章草案交由中立的专业人士或者组织起草，就是对人大与政府以往经验的更深入探索。

    作为直辖市一级的北京市政府，其立法权限包括两方面：一是制定地方政府规章，二是起草地方性法规草案，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以往政府机关的做法是，将起草地方政府规章和地方性法规草案交由相关的政府部门，排斥了其他相关利益人和社会公众，使得后者不能参与立法博弈。而政府相关部门在无论起草地方政府规章还是地方性法规草案时，都着重与考虑行政管理方便，甚至更多考虑如何最大程度地照顾本部门的利益，如此最终通过的政府规章和地方性法规，就更多体现了起草者的部门利益，而缺失公众的利益，甚至也容易与其他政府部门的利益发生冲突。与民争利的结果，就是政府规章和地方性法规公信力降低，不能得到人们内心的认同。

    将法规规章草案交由中立的专业人士或者组织，他们与法规规章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他们在起草时容易做到中立，这能确保立法不掺杂私货；由于地位中立，他们也更能听取来自主管的政府部门、其他利害关系人以及社会公众的意见，使得出台的法规规章草案更能体现各方的利益，更为科学合理。如此，他们出台的法规规章草案乃至最后通过的法规规章都将更具公信力，而为人们所遵从，法律实施就更少障碍。

    正如罗素所言：“作为一种有效的力量，法律依赖社会舆论和人心的程度，甚至超过它依赖于警察权力的程度。法律在多大程度上受人拥护，是一个社会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