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隔整整40年的两个细节，为钱端升的一生，留下了一个饶有意味的注脚。

    ——西南联大图书馆草坪前，人头攒动，灯火通明。钱端升正大声疾呼“内战必然毁灭中国”，“我们需要联合政府”。听众掌声雷动之时，国民党当局出动军队，在围墙外鸣枪相威胁。子弹“啾啾”地飞过师生们头顶，钱氏却仍然高声健谈，与枪声相应和……

    这是1945年11月25日夜，钱端升在西南联大做时事演讲。有在场学生事后叹道：“这一幕，理应是联大校史上最令人神往的一夜，它让我懂得了什么是人的尊严，什么是知识分子的尊严。”

    ——在中国政法大学人声喧闹的食堂里，一位退休司机当众对一位研究钱端升的青年教师说：“钱端升？哼，他妈的，“文革”时我们想骂就骂！想打就打！”

    这是1985年的11月。解放后一度担任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前身）院长的钱端升，成了退休司机炫耀“武功”的谈资。

    如果光看1949年前的履历，称钱端升为现代中国政治学、法学的一代宗师并不为过。在担任天津《益世报》主笔期间，在短短8个月内，他写出了170篇笔锋犀利的社论，其中许多是针对时弊、主张抗日及反对投降的文章。1947年，时任哈佛大学客座教授的钱端升接受校方邀请，用英文写出《中国的政府与政治》，该书随后便成为哈佛、斯坦福等大学政治学系的教科书。而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他与王世杰合写的《比较宪法》，至今还是当当、卓越等网上书店的热销书。

    但在1957年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我的罪行》的检讨后，钱端升几乎再无文字留世。他最后的编著成果是在1962年，高等教育主管部门要求已被打成“右派”的钱端升，组织几个教师编译一本教材《当代西方政治思想选读》。到1966年“文革”开始时，该书已译120万字。随后红卫兵抄家，这一小小事业也成了“革命”对象，译稿至今不知去向。

    33年，一个学者的后半生，就这样“几近空白”。

    一度，身为民国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在无数次国民参政会会议上，钱端升曾与张奚若、罗隆基、周炳琳一道，成为蒋介石最害怕起立质询的参政员。当时的报纸称，“这四位教授，虽然政治立场不尽相同，但都痛恨腐败、独裁，力争民主，且皆熟悉西方民主程序。纵然蒋介石身居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的总司令，依然不得不有所收敛。”

    1949年后，作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30名“典范”，钱端升于1951年发表了《为改造自己更好地服务祖国而学习》，内中写道：“为了求自己的进步，为了改革高等教育，更为了对得起人民，对得起毛主席，让我们高等学校的教师们以最热烈的情绪卷入用批评自我批评方法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运动的高潮吧！”

    如此种种，让钱端升的旧友——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感觉“诧异”。1972年，费正清访华，提出想与老友钱端升“叙旧”。但在宾馆客房里，钱端升闭口不谈自己这些年的经历。即使单独聊天时，钱端升依旧用一种“加强式”的语气强调：“中国将在今后5000年内遵循马克思主义！”

    不只是费正清，没有人能真正清楚，在这“几近空白的30多年中”，钱端升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即使是家中四合院被一伙人以红卫兵的名义挤占，一家五六口人只能挤在“旧宅的一部分里”，也从未有人听到钱端升一句抱怨。

    1982年，身患重病行走不便的钱端升，却破例参加了一个追悼会。死者是钱端升在哈佛大学的弟子田保生。1949年后，原在联合国办事处工作的田保生，听从钱端升的劝告回国，担任外交学会国际法的编译工作。“文革”中，田保生和妻子一同上吊自杀，后来才获“平反”。

    时人回忆，钱端升默默站在弟子灵位前，注视良久，然后一言不发，转身蹒跚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