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够理解老战士们的感情，我个人也不喜欢现如今流行的那种对过往英雄人物过度解构、过度消费的行为。即使不计算这种行为无端加重了社会价值观混乱这个可能成本，就算仅仅只从个人伦理出发，也有不尊重人的嫌疑。但是，我还是以为，为此而制定《中华英杰保护法》是不适宜的，反应过度了。

    众所周知，因为种种原因，我们过往英雄人物的塑造过程中，使用了大量“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长者讳”的春秋笔法，甚至人为拔高。结果，导致那些英雄人物成了“高大全”、不食人间烟火的一尊尊汉白玉雕像。这也是现今解构英雄成为流行风潮的部分内在原因吧。

    改革开放后，种种禁锢开始放松，许多历史真相在研究者的求索中一步步显现。例如雷锋也曾戴手表，也曾有过爱恋。当然，真相往往不那么可爱，有些人也许接受不了英雄也会有私欲，也会有缺点。但其实，直面历史真相并不会有损真的英雄。仅仅依靠权力护翼的汉白玉雕像，权力一旦不在，必然粉粹。真的英雄，它自有其内在的光芒，万古不灭。像狼牙山五壮士、黄继光、董存瑞……无论历史风云如何变化，那份壮烈精神都会令人钦佩。

    如果强行界定历史研究的领域，除开会有害于学术自由以外，对英雄其实也并无好处，可能反倒会令英雄更加孤独，更易受到怀疑。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杰斐逊曾有黑人私生子一说，如果美国政府禁止研究，那对杰斐逊家族人道吗？对杰斐逊的形象有益吗？

    还有另一个很现实的操作问题：如果立法，中华英杰的名单又如何确定？举一例，薛岳，这个名字曾出现在内战战犯名单上，位列二十七号。但这位将军也曾出现在抗日战争中，万家岭大捷，全歼日军一个师团，三次长沙会战，战绩辉煌。他可不可以算中华英杰？在中国近现代史的问题上，历史总是与现实纠缠在一起。而这一纠缠，常常就将是非标准捣成了一团糨糊。彭德怀元帅曾经因为发动百团大战，而受到过严厉批判；而曾在长沙文夕大火中，亲自率队伍帮助百姓的张灵甫将军，往往被描述成一个凶恶之徒。

    如果没有一个公允的、统一的是非标准，“中华英杰”这四个字又何以能令人信服！

    其实，就董存瑞战友及家人的愤怒，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就可以解决。事实上，他们也已经走在这条路径上了，他们已将《大众电影》、《电影传奇——董存瑞》、电影导演郭维这三被告告上法庭了，在法庭上以事实说话，我们应当相信法律会给出一个公道。像类似于董存瑞事件这类的情况，如果的确有人不基于事实，纯粹胡说八道，“侮辱、诽谤、歪曲、否定、诋毁”了英雄的话，我们都可以由民法路径寻求司法救济，告上法庭要求停止侵害，甚至要求精神赔偿。原告方可以是英雄的家人、战友，也可以是英雄原所在部队。何必又要求制定新法，浪费立法资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