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衡量一家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是高是低，主要应看他的经营业绩好坏，给公司带来了多大效益。”著名管理学家、中国人民大学组织与人力资源研究所所长吴春波今天告诉记者，拿上市银行高管薪酬与普通员工比，进而得出高管薪酬过高的做法是没有道理的。（《中国青年报》4月26日） 如果从单纯的管理与财富因果关系来看，吴先生的话无疑是正确的。譬如，美国现任财政部长保尔森在执掌高盛公司时，作为华尔街最能赚钱的老板，曾创年薪3830万美元的“天价”。不仅如此，由于在他的领导下高盛集团去年上半年利润翻番，董事会又给他封了一个总额达1870万美元现金的大红包。问题是，我们国有银行良好的经营业绩，是不是这种单纯的因果关系所致？ 正如易宪容所分析，目前国有银行利润还是来自利差收入和政策扶持。就前者而言，与世界成熟同行相比，中国银行业的利润来源仍然是传统的存贷款业务和与之相伴的惊人存贷款利差，中国银行业利差比国外高14倍，中间业务收入占全部收益的比重，远不及世界成熟同行；就后者来看，林林总总的扶持和优惠按下不提，仅“输血费”一项，政府前后就花了数万亿元人民币。银行不仅“旱涝保收”，还可以“广种粗收”。在这种情况下，“多打了点粮食”，行长们承担的风险和压力能高到哪里去？ 就在几天前，以渣打银行为首的外资银行大挖中资银行的墙脚，出人意料的是，面对高薪的诱惑，大多数中资银行骨干表现得“大义凛然”，不为高薪所动。既然“和国外同行比，国内上市银行高管的薪酬也许只是他们的零头”，高管们为什么不“择良木而木妻”？生于斯，长于斯固然是“服务于斯”的重要原因，最关键恐怕是薪酬表上反应不出来的房贴、车贴、饭贴等“福利薪酬”，以及无所不能的报销制度。换言之，账面上的薪酬虽然只相当人家的零头，可“隐形薪酬”又有多少？ 由于国有银行高管人员，基本上都具有国家行政序列中的特定身份，并非职业经理人市场中流通的“人力资源”，他们的市值究竟是多少，市场机制无法判断，只能凭借信息占有量极为有限的国有资产监管者自行计算。上市银行的经营业绩，虽然不再是“自己给自己批卷子”，但行长们却忘了“高分”背后，谁是真正的出力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