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说，美国《福布斯》杂志为中国慈善家连续三年排榜后，突然半路夭折，是人家的事儿，我们不应介意。但是，数据不准确，是福布斯取消中国慈善榜的主要原因，却值得深思。福布斯认为，中国富人不愿公开其在慈善领域的贡献，捐赠方式隐秘，增加了数据调查难度。福布斯的对手胡润虽表示不取消中国慈善榜，但也承认，“至少有一半以上的慈善家捐赠绕过慈善机构，数据无法掌握”。行善利国、利民、利己，行善者为何不愿说，甚至绕过慈善机构？我们对此不能无所谓。

    目前看，国内慈善事业至少有三个“短板”，而慈善腐败当是第一块。这几年，国内慈善机构出的事不少。慈善家余彭年捐赠的救护车，竟然成了当地官员的座驾；一位曾经被视为公益楷模的中国妈妈（抚养众多孤儿），却被审查出有大量经济问题嫌疑，等等。如何保证捐赠到位，不被挪用，不被贪污？慈善事业离不开健全的法律环境，而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尚不足以规范、保护和促进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

    制度缺陷，是第二块“短板”。在大多数国家，宽松的退税政策，是激励企业和公民参与慈善活动的有效机制。在那里，捐赠不仅可以用现金、信用卡，还可以用股票、旧车、旧计算机，甚至捐旧衣服，都可以抵税，慈善退税和一年一度的报税相结合，不需要专门去申请退税。而在内地，虽然也给予了慈善事业以税收优惠，但优惠有限，免税手续也比较复杂。这也是中国慈善榜上的杨澜等慈善家不在内地行善的重要原因。

    人文环境，是第三块“短板”。比尔·盖茨行善，一般不会为露富担忧；国内则不行，露富成了一些富翁的心理负担。如，“捐款疯子”赵雪定、“慈善狂人”邵建波做慈善事业出名后，数百名索捐、求助者纷纷以各种理由找上门来。今年“五一”长假，邵建波又接待了170名要求捐款、借钱的求助、索捐者，一名来自江西的白血病患者更是手持盖有6枚当地政府公章的求助信，要求邵建波解决医疗费……（5月8日《南京晨报》）邵建波遭遇的盖着公章“奉旨索捐”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内地行善者的社会环境。

    “死的时候还很富有是不光彩的。”美国钢铁大王卡耐基去世前把财产全捐了，留下一句发人深省的格言。其实，中国人不比他国人缺爱心，中国富人也不想在耻辱中死去，更不愿意到外面去散尽家财。如今，政府与社会反复教导富人要有社会责任，通过慈善事业回报社会。这些要求没错，但如果慈善组织“善”不起来，社会环境“善”不起来，富人们的慈善活力如何迸发？我想，慈善“短板”补齐之时，定是慈善源泉充分涌流之日，也是慈善榜助推慈善事业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