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9班共有53名学生，有40多名同学的头上至少有两顶“官帽”，有12名同学虽然不能天天“做官”，但也可以轮流担任值日班长，每隔两三个月就可以过过“官瘾”。

    全班53名学生就有百余顶“官帽”。记者日前走进了这个人人有官当的“官帽子”大班。

    兼职班主任批发“官帽”

    2004年，董敬袖成为259班的班主任，不过，这只是他的一个兼职。他的另一个职务是学校政教处副主任。

    董敬袖接手259班后就和全班同学签订诚信协议书，推行学生自主化管理。

    董敬袖的自主化管理分五大体系：值日班长（全班53名同学轮流担任）、班委会（共设干部49名）、团支部（4名干部）、仲裁小组（21人）、班干部考核审核小组（5~7人）。

    值日班长早来晚走，监督同学们的卫生清扫、早锻炼，填写值日班长日志，有重大问题的处理权，监督班长工作。班委会是全班管理的核心。259班有7名班委会成员，包括班长、学习班长、学习委员、宣传委员、体育委员、卫生委员、生活委员。属班委会的干部还有：生活小组长16人,课代表14人,学习小组长12人。7个班委会成员还各自带着一个仲裁小组。每组3名成员，负责处理同学对班干部作出的各项处罚所提出的申诉；干部考核审核小组分别由优中差学生组成，负责审核班干部工作评定。

    前后不到3年，董敬袖给班里五分之四的同学每人戴了两个以上的“官帽子”。班里日常的各种事务全部由学生自己管理。

    班级像个小政府

    在外人看来“官员众多、管理繁复”的259班，其内部运行却是有条不紊。

    班长管班委会，并主管纪律，领导16名生活小组长，监督卫生值日、课间纪律等。这个班不设副班长，而设与班长同级的学习班长。在学习班长下面，还有学习委员和学习小组长12名（正副组长各6名），学习委员还分管14名课代表（第一、第二课代表各7名）。

    在259班，一个学生犯了错误，如果是学习方面的事，由学习小组长反映给学习班长；如果是生活方面的，则由生活小组长反映给生活委员；纪律问题则反映给班长，然后根据班规作出处理。但这些权力的行使要受到层层监督，以保证公正。仲裁委员会的设立，就是避免干部的违规及徇私舞弊等行为发生。仲裁的内容涉及学生在学校方方面面的表现，有学习、纪律、体育等仲裁小组。

    如果一些班干部对学生处理不当，这名学生可以在班会上向仲裁小组提出申诉，由仲裁小组作出最终决定。“仲裁委员会是在班干部确定之后产生的，我让孩子们考虑了一个星期，选择他们认为正直的同学，最后在班会上通过公选投票决定的。”董敬袖说。

    仲裁委员会成员有点像全国人大代表，由全班同学推举，监督作为全班“政府”的班委会。

    在鼓励班干部协作的同时，还要鼓励他们竞争。“比如，课代表就设有第一课代表和第二课代表。”董敬袖说，“其他组长也多如此，这主要是为了让学生在工作中互相协作、研究、探讨和监督，而且两个人必然会产生竞争。”

    在监督和竞争的体制下，班干部根本不可能走过场。董敬袖说：“每月班干部都会对本月的工作进行总结，首先由干部对自己的工作进行自我评定，由主管班委会成员根据其成绩进行再次评定，然后由我最终确认。成绩的优良最终决定扣分与加分的多少。”

    给个人加分和扣分，会影响小组的分数和排名。表现差一些的学生不在乎老师和家长怎么评价，但特别注重“在伙伴中的评价”，“我们靠集体来影响他、感化他、改变他”。

    “前不久成立的干部考核审核小组，其实主要监督的是我自己。”董敬袖说，“我最终认定的加分、扣分要经过审核小组的再次审核才能通过。班主任不能超越纪律，要接受同学们的监督。学生的民主、法制意识要从小培养，等到成人后再讲就太晚了。”

    20年摸索出一套管理体制

    今年53岁的董敬袖，1982年在太原铁路四中28班当班主任时开始琢磨实施制度化管理，但那时还没有一套完整的管理制度。

    1993年，董敬袖带过一个班，他早来晚走，特别累，成绩还可以，但对学生的束缚紧。“听到我的靴子声，全班安静。那时是凭着自己年轻，有精力，有热情去做。”

    “现在反思，以前的管理给予学生的只是过多的说教和训斥，感情投入很少，和学生的交流很少，所以到了初三时，同学们会产生逆反心理，导致制度实施不成功。”

    2001年，董敬袖开始当太原铁路一中（现太原市实验中学）233班班主任，他想着把整套制度继续完善。

    一次偶然的机会，董敬袖借鉴了一个企业民主自主的管理体制，这个管理体制才开始成型，学生们的问题由同学们公选出来的分管干部解决。

    2004年，董敬袖接管259班后，为了做到“事事有人管，时时有人抓”，在班主任不在的情况下也能做到全天有人管理，董敬袖开始真正实施这套“班级网络式的自主管理”。“我这套办法的最终目的是让学生学会‘做人、读书、办事、健身’。”董敬袖说。

    “官帽子班”取得成绩也引发争议

    “按照这一套制度去评价，制度实施的第一个月，全班没有一个优秀的学生，现在，全班90％的学生能达到优秀。目前，259班在全年级6个班中成绩排第一，在全年级考试前30名中，259班的学生有9名。2006年,259班被评为太原市优秀班集体。”谈到成绩，董敬袖很兴奋。

    在制度的约束下，259班形成了作业完成情况不用老师担心、学习讨论不用组织的学习习惯。“所有任课老师都能明显感觉到这个班与其他班在配合老师讲课方面的差距。”一名副校长说。

    “不仅是他们，我也很省心，平时发教材、组织同学去体检，我一概不去，但我们班的纪律是最好的。”董敬袖说，“我们班学习气氛好，纪律好，成绩更好。连医务室的工作人员都知道，站队最整齐的就是我们班。”

    “学习成绩我很看重，但我也很看重学生的‘做人、办事和健身’。”

    不过，也有个别家长和专家对董敬袖批发“官帽”的做法表示担心。家长担心“做官”会影响孩子的学习：每天给小组同学打电话，督促他们完成作业，定期还要写小组工作计划，学习还得超过别人，孩子压力太大。对此，董敬袖解释：“刚开始体制不太成熟时，学生干部肩上的担子确实有点重，可这种管理网络一旦形成以后，就是一个相互监督的大环境，干部多，每人分担的任务就比较少。”

    “官多扯皮，效率低下，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官本位’很重的国家，发这么多‘官帽’对学生将来的成长不利，对学生的心理健康影响很难确定。”太原最好的中学——太原五中的一位老师并不认同董敬袖的做法。

    “‘做官’不一定是坏事。”董敬袖说，“有一个升入初中时是全年级倒数第3名的学生，从小学三年级以来就从来不做作业，因为几次在担任值日班长时违反规定，被撤销了值日班长的资格。管理办法实行以来，通过大家的努力，他不再排斥写作业，学习成绩开始上升。近几天，他再次提出申请，要求恢复他担任值日班长的资格。”

    “我现在还有一些缺点，就是用制度管得多，感情投入还有点少，如果把感情和严格管理揉合到一块儿，这个模式可以发挥更大的效用。”董敬袖表示，他会继续完善这一管理制度，“无论多难，绝不言放弃，无论多苦，绝不当逃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