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我也注意到了这条新闻。这个消息对繁荣中国的文化不利。政府部门强行制定文化行业的准入标准，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是一种倒退。

    梁：我也想不通，为什么这些年负责中国文化管理工作的机关，对于制定行业准入制度，表示出了极大的热情。说白了，不就是可以用这个“准入制度”获取一些另外的利益吗？在中国学历、文凭、学位早已不值钱的情况下，文化艺术领域，还有一些不讲文凭的自由竞争机会。比如冯小刚，学历很低，照样可以成为大牌导演。这是一种公正的因素。艺术本来就是英雄不问出处的地方。

    毕：我不是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但可以用常识判断。文化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主任刘长权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举了张靓颖的例子，说“她必须先认识五线谱，有一定的乐感、唱功，还要有一定的音乐文化知识，有了这些最基本的要求，才可能通过专家们的面试和书面考试”，而张靓颖只有通过这样的考试，拿到音乐职业资格证书最低档的五级证书，才能进文化艺术团体工作，拿到文化局的演出许可证，开公开演唱会，出版自己的唱片。张靓颖已经是全国知名的歌手，她有没有资格以音乐为业，用得着官员审查批准吗？如果张靓颖不参加考试就不能出唱片，不是笑话吗？我看了报道，大体上可以判断负责制定这项政策的人的常识水准。再举个简单的例子，去年的青年歌手大奖赛上，一些少数民族的原生态歌手倾倒了无数观众，但他们对于学院系统的文化知识的确了解很少，考文化知识往往答不上来，甚至出笑话。难道他们就没有资格开演唱会、出唱片吗？某文工团录用石占明这样的羊倌歌手、农民歌手，难道不是看中了他们特殊的艺术天赋吗？有一些行业本身的特点是执行规范、维护规范，可以制定社会认可的职业准入制度，比如律师、会计。但也有一些行业，从前没有建立准入制度，一定有它的道理，不能无端自负。最不宜实行行业准入制度的，就是那些以突破成规，体现创造为特色的行业，特别是艺术。你说有灵活性，不搞一刀切，实际上准入制度一旦设立，谁来掌握灵活性？结果除了限制还是限制。

    梁：文化艺术，在中国的实际处境有相当的特殊性。本来应该是自由发展的东西，受到某种限制，这是中国的现实，一时虽然也可以找出很难改变的理由，但在这样的现实面前，国家的文化主管部门，再热衷于制定限制性的门槛，何以繁荣？中国现在有完备的作家制度，最高部门是中国作家协会，省级行政区域中也有作家协会，虽然说起来是群众团体，但实际上很像政府机关，有完备的行政级别和体系。如果按照类似的逻辑，由中国作家协会制定一个文学创作的职业准入标准，认定谁才有资格从事文学创作，不是极其荒唐吗？其他艺术的人才也是同样道理。公民从事艺术创作和表现，从根本的意义上说，是一种宪法权利。如果有一些相关的专业岗位，只能根据社会公认的艺术成就来选拔，而不是出题考试。

    毕：这几年，一切国有文化事业单位和官办文化团体人员混杂，参差不齐。有的地方文化馆、文联，非专业人员比专业人员还多，甚至没有几个像样的专业人员。这些部门，没有硬任务，办得不好对社会运行也无大碍，往往成了有权者安排亲友吃皇粮的地方。这是整个社会风气的产物，指望用持证上岗的方式解决这些弊端，可以说是缘木求鱼。在目前的社会风气下，就是实行了持证上岗，那些不懂专业的人员也不愁弄不到合格证书，继续滥竽充数。现在教授、博士都泛滥到如此地步，何况职业资格证书呢？

    梁：其实，在近代科学文化艺术教育制度成熟后，已经有了一套专业标准。比如学位、职称，都是现成的制度安排。只要公正执行，国有文化事业单位用人就有了基本的尺度。与此同时，破格录用特殊人才，问题可以得到合理的解决。政府文化部门在此之外再设立行业准入，对于繁荣中国的文化艺术事业没有好处。再严厉的行业标准，也不能改变已经扭曲的社会风气，它限制的常常是有才能无学历者或者其他特殊人才。

    毕：凡科学文化艺术昌盛时代，自由竞争都是基本的要素。政府不应该引诱科学文化艺术人才去混文凭，混资格证书，而应当奖励、倡导自由精神的发展。文化艺术的生命就在自由的发展之中。其他部门热衷打造职业门槛，催生考试经济畸形繁荣，已经怨声载道。文化部门如果明智，大可不去跟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