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瘸一拐走过几十米的碎石路。快60岁的人了，赶起路来即使正常人也需加快脚步，才能跟上他的步伐。

    在村口，老陈招呼了一辆三轮摩的。熟识的摩的司机把他送到公路边，约好晚上去县城接他回来。在搭上开往县城的公交车后，他一直紧紧捂着胸前的一个黑色尼龙包，里面是一台价值两万多元的进口投影仪。

    县城的一家超市搞店庆，邀请陈云林去放两晚露天电影。刚过下午5点，太阳还高高挂在天上，陈云林已经忙活开了。挂银幕是最麻烦的事，要把5米长、3米宽的幕布挂到离地面约5米的高处，很需要下一番力气。经过反复调整，直到幕布变得完全平整，他会把绳索连着打上几个活扣。“放电影时，老有小孩子喜欢拽着绳子玩，所以绳子一定要系得结实。”他说。

    这是个露天市场，摊贩们都还在做生意。除了来往的行人，这里还是平板车、小货车和三轮车过往的交通要道。陈云林拽着电线，穿过一个卖西瓜的摊位，又穿过一个卖玉米和土豆的摊位，拉到马路另一侧的卖鞋摊前，和放映设备组装起来。

    他开始调试音响。不知怎的，只有一个音箱能放出声音。他一瘸一拐，穿过两个菜摊和车流，走到马路对面，把两个音箱的插头连线都检查一遍，确认插好。再一瘸一拐穿过菜摊和车流，回到设备前，放音，还是一样。往返试了数次，情况照旧没有改变。“看来今天只能听单声道了。”他脸上露出遗憾的表情。

    这时候，周围已经聚集了不少人。一个抱着婴儿的青年男子问：“今晚放什么片子？”陈云林回答：“成龙的《新警察故事》。”男子表示，晚上一定来看。

    “这片子是我选的，肯定好看。”看天色还亮，老陈就和周围的人攀谈起来。“我放了24年电影了，老百姓爱看什么电影，我最知道。”他说，“我们乡下人，最喜欢看武打片和戏曲片。”

    拉开黑包的侧袋，老陈抽出一个CD包，里面插着几十张碟片，既有数字影院提供的影片碟片，也有他自费购买的戏剧DVD。他的衣服口袋里，永远揣着一张绿色小硬纸板。背面抄着他所拥有的电影碟片名字，供观众点播之需。“现在我放的是数字电影，和城里电影院用的一样。这比过去的拷贝好多了。”老陈自豪地说。

    1956年，年仅6岁的陈云林第一次在珠岙粮管所的操场上看了场露天电影。他至今清楚地记得，片名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当时他看傻了：就一块白布，怎么能放出这么大的人影？还会动？还有声音？太神奇了！

    他好奇地跑到银幕后面，却没找到银幕后的演员。从此，他迷上了电影。只要电影放映员一摆弄机器，他总是蹲在一边，“眼睛睁得大大的”。

    “当时，一张电影票5分钱。我总是缠着妈妈要钱去看电影。有时等不及回家吃晚饭，就抓一个麦饼，奔着打麦场去了。”由于3岁时右腿落下了残疾，内心一直存着一个阴影，但电影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他最爱看的电影是《地下尖兵》，一连看了5遍。

    后来，十里八乡的电影放映员大都认识了陈云林，就算不认识，但只要看见有个男孩一瘸一拐跟在屁股后面，一猜准是他。

    1983年，西陈村要办农村文化俱乐部，需要一个放电影的人，陈云林被派去县电影公司学技术。电影公司的人一见是他就说：“回去回去，你不用学了！”就这样，陈云林省下70元的培训费，顺利拿到了放映员执照。尽管此前他做橡胶生意很有赚头，但自从当了乡村电影放映员后，他就撇下了生意。“我太爱电影了”。

    晚上7点，《新警察故事》准时开映。周围的摊贩大多已经收摊了，马路空了出来。有人将自行车靠在路边，坐在后座上看电影，也有人坐在路边的栏杆上、河边的护栏上。有人开始站着看，后来累了，索性直接坐到马路上。小孩子们开始还拿着竹竿在银幕前打闹嬉戏，看着看着，也都安静下来。

    陈云林则环顾四周，清点一下人数，发现大约有两三百观众。他十分满意，这让他又想起露天电影红火的年代。那时农民没什么娱乐，村里看一场电影就像过节一样。听说哪个村放电影，周边村民都会拖家带口赶过来。想看电影的村还要排队，条件好的村会派手扶拖拉机来接送，条件差点的，也会叫几个青壮年来扛机器。即使下雨，村民也会穿着蓑衣、戴着斗笠坚持看完。

    1985年，乡村电影放映员都变成个体户了。陈云林花1100元把村里原有的放映机买下来。开始还都是到各村包场放映，每场给三五百元。渐渐地，村里的集体经济衰败了，没钱包场了。1987年，陈云林第一次尝试卖票制，每张票4毛钱。因为没组织经验，1600个观众，只有1200个人买了票。

    之后，他自费到南京买了一台高级放映机。3个侄子跟着他学放电影。最红火的时候，叔侄4人一晚上能放4场电影，可赚上千元。尽管老陈至今未婚，但让他颇感自豪的是，一个残疾人靠放电影，赚出了3个侄子的学费。

    与多数放映员不同，老陈放电影走的是技术加宣传的路线。每次出发前，他都要检查好机器，从未在中途出过故障。一次，邻乡的电影放到一半，设备坏了，村民都不肯散去，派了四拨小伙子骑自行车来找老陈，要他带着机器去救急。老陈在本村放完电影已经晚上10点多了，再坐上对方派来的拖拉机，赶去救场。几百个村民一直就在那里等候。

    陈云林还学会用广告宣传电影、扩大票房生意。他不但贴海报和故事梗概，还利用镇广播站宣传电影。为此，他的票房常常胜出县电影公司的票房。

    有一次，在柿树湾村放电影，老陈听说村里有位老婆婆受两个儿媳妇虐待，当晚，就把这个故事编写到幻灯里，在放电影前先放幻灯。他自己还拉着二胡，以演唱道情的方式唱了出来。那两个儿媳妇看到后，赶过来对他破口大骂。不过她们的事被老陈这么一唱，几个村的人都知道了。几个月后，那里的村干部告诉老陈：多亏你放了幻灯片，现在两个媳妇对婆婆好多了。

    “农村电影红火了10年，到1994年以后，许多农民家都买了电视，还装上了有线电视，大家都在家看电视，露天电影渐渐没人看了。”只要说起现状，老陈的失落就溢于言表。

    一次，他在乡下放《生死抉择》，原先有300多村民来看。开播后一看不是武打片，观众便渐渐散去。老陈急了，去小卖部花10元钱买了包烟分给众人。“还有半个多小时，大家帮帮忙，把它看完吧。”夜幕中，偌大的打麦场上，只剩下8个烟头忽明忽暗。这是陈云林24年来放映生涯中最惨淡的一幕。

    农村电影红火的时候，三门县共有107支放映队。而今只剩下4支放映队了。虽然三门县电影公司给放映队配的是最先进的数字放映机，但市场萎缩已是不能改变的事实。最近几年，县电影公司和陈云林签了合同，要求他每年放足200场。每放一场，县里给补贴100元。“数字放映设备太重了，有100多斤，我根本搬不动，而且要去不同的村子放，远的坐车要两个小时。我每次都要包摩的运机器，差不多就要花上三四十元。还要搬运劳务费、伙食费。我们这里下雨的日子多，冬天太冷也不适合放露天电影。放满200场很不容易啊！”4月下旬一连下了几天雨，把老陈急坏了。“五一”长假他也不休息，一看天晴就赶着出门放电影。

    老陈家老宅的书柜里，收藏着这20多年来放映过的所有电影海报，和自费订阅的电影杂志、剧情介绍月刊。电影最红火的年代里，他年年都能拿到优秀放映员的称号。有一张在全国“人口与健康”科技电影汇映活动中获得的奖状，上面盖着12个国家部委的公章，县档案馆几次来要收藏，老陈都没舍得给。“等到我死了，这些就真成档案了。”老陈伤感地说。

    放映《新警察故事》这天晚上，老陈的兴致显得很高。虽然场地不够开阔，虽然老有路过的车辆把银幕挡掉一半，虽然只有单声道，但数百名观众还是让他看到了希望：这些观众里本地人很少，主要是外来务工者。他们没什么消费能力，也没什么娱乐生活。“我的露天电影还是有市场的。”老陈兴致勃勃地说。

    当年他坐长途车去南京，花3500元购买的那部放映机，如今静静地躺在木柜子里。老陈经常把它拿出来擦一擦。有人愿意出价3000元收购，他没舍得卖。“这机器陪我这么多年，走了那么多的路，有感情啊！”转而他又说，“卖我是舍不得的，如果西部地区需要它，我愿意无偿赠送。”

    24年来，这个电影痴迷者，拖着一条残疾的腿，奔走于三门和天台的几十个村庄，至今放映电影已近4300场，往返行程超过5万公里。虽然老陈预感到，三门现存的4支乡村电影放映队，不久的将来也会消失。但他又不甘接受这样的现实。“就算别人都不放了，我还是会放。除非我不能放了，那就是我生命的终止。”说这话时，倔强又回到了他的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