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台湾《自由中国》杂志社的社长，雷震为“总统”蒋介石即将到来的70岁寿辰，准备了一份“别出心裁”的寿礼。

    这本于1956年10月31日上市的第十五卷第九期《自由中国》杂志，封面上用红色套印了“恭祝总统七秩华诞”的大字，内容却是“绵里藏刀”——由胡适、王世杰、雷震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撰写的16篇文章，主题均是劝告蒋介石尽快结束独裁专制，逐步实施宪政民主的现代政治制度。

    这份“祝寿专号”在台湾岛内轰动一时，先后增印了13次，印数达数十万册，被后世称为“雷震10年牢狱之灾的关键点”。此后数年，《自由中国》不断发表有关“保障人权”、“成立反对党”等议题的政论，当局“忍无可忍”，先是撤去其“国策顾问”的官职，后又开除其“党籍”，最终在1960年以“包庇匪谍、煽动叛乱”的罪名，判其监禁10年。

    当时《自由中国》最年轻的编辑、女作家聂华苓回忆起这段历史，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雷震的党籍、官爵、人事关系，一层层像剥笋子一样，全给剥掉了，只剩下光秃秃的笋心，孤立在寒湿的海岛上。真正的雷震挺出来了：诚、真、憨、厚，还加上个倔。”

    《自由中国》创刊近11年，由于当局情报人员随时去印刷厂抽检，雷震先后换了7家印刷厂。在“祝寿专号”之后，当局削减了原本每月300美金的拨款，雷震不得不想方设法四处筹款，甚至变卖房产，每日挤坐公共汽车。妻子宋英曾自嘲道：“自从办《自由中国》以来，我们的房子越住越小，车子却越坐越大哩。”

    在狱中，雷震不愿阅读官方刊物，要求订阅一份英文的《联合报》，狱卒事先检查，抽出报中“违禁”部分。不料雷震抗议：“难道一整张都不能看吗？”狱卒便将“违禁”部分剪去。雷震又抗议道：“这部分剪去，我就看不到背面了。”狱卒无奈，最后只能用油墨将“违禁”部分涂去。

    狱中10年，雷震的左右牢友皆是焦躁不安，有人不断傻笑，有人终日喃喃自语，大小便都不能控制，纷纷死去。历史学家唐德刚便询问雷震的狱中生存秘诀，不料雷震冲他挤挤眼，俏皮地笑道：“要欣赏坐牢嘛。”

    出狱前，狱方要求其出具誓书：“绝不发生任何不利于政府之言论与行动，并不与不利于政府之人员往来。”于是，这个倔老头“宁愿不出狱”，也不签署所谓的“誓书”。狱方“进退两难”，只得请来陈启天、王云五等“党国元老”劝说。陈启天是躺在担架上抬来的，85岁的王云五甚至以下跪央求雷震出狱。雷震无奈，只得含泪离开。

    曾有人问与雷震相交10多年的老友、台湾大学教授殷海光：“雷震不过是一个失意的官僚政客，你们这些人才跟他搞在一起干什么？”

    殷海光反唇相讥：“雷震先生20岁就加入了国民党，官运亨通，他不难和目前若干‘聪明’的知识分子一样，锦衣玉食，汽车出进，洋洋自得……却坚持‘民主宪政’的主张，结果被开除党籍，终至身陷囹圄。前一条坦易畅达，后一条险恶不堪，他偏偏选择了后一条。他岂止是一个‘官僚政客’，简直是一个‘最愚蠢的官僚政客’！”

    狱中，雷震曾自写春联：“十年岁月等闲度，一生事业尽销磨”，横联是“所幸健存”。1979年3月7日，历经磨难的雷震，以83岁高龄辞世。此时，那位与他“纠葛一生”的“蒋总统”也已辞世4年。查阅蒋去世当天的雷震日记，只有短短数言：“今日报头均不准用红字，电视停止娱乐。完全是一些挽祭的节目，据称将停止娱乐一个月，这实在太长了。”

    生前，雷震就在台北南港找好一小块安息之地，命名为“自由墓园”。他的儿子德成也在这儿伴随父亲，他们之间有一块空地，留给了患难相共大半个世纪的妻子宋英。沿着一溜陡峭的石阶上行，还有几处墓穴，埋着殷海光等《自由中国》的同仁好友。在雷震墓的下方，还有一小块园地，里面躺着他心爱的小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