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诗人”写了10年诗，借了1万元钱，出了1本诗集，印了1000册，卖出100多本。而眼下，他每晚睡在地下室的一张折叠式单人床上，期待着能够成名，这样诗集就能卖完，并且有一天能“填补中国人在诺贝尔文学奖台上的空白”。

    同屋一位工友搬走了，才空出这张床。此前，他只能睡在地下室的地板上。

    今年3月底，他被一家书店雇来看书摊。之所以雇他，张德顺认为很简单：“我写诗还出过诗集，有跟其它农民不一样的价值。”

    于是，4月以来，诗人每天的工作，便主要是坐在北大燕园综合服务社门前的书摊边，从中午一直坐到傍晚收摊。偶尔也会进里面照应一下书店。

    书店很小，顾客稀少。张德顺弯腰从书架最底层，熟练地找出他自费出版的诗集《昨天》，轻轻拭去封面的灰尘，随手翻到其中一页，便声情并茂地吟诵起来，手指沿着诗行缓缓滑动。

    朗诵完毕，他便迫不及待地指出自己最为得意的几句，要听者细细品味。没等听者作出反应，他便又开始背诵起这首诗。

    背诵时，诗人的头微微抬起，双手十指交叉拢在身前，双眼望向前方，脸上浮动着笑容。

    邻店的老板娘循声而来，瞟了两眼便笑着离开。这样的场景她见过许多次。在采访的近4个小时内，诗人像这样吟诵和背诵共有七八次。

    其中有一次，他刚诵读完一首诗，店外修车铺的女主人便进来，抱怨张德顺的书摊挤占了修车铺的场地。于是，张德顺不得不一溜小跑冲出书店，去挪他的书摊。然后，又气喘吁吁地跑回来，接着聊他刚刚诵读完的那首诗。

    经由书店运作，4月4日，农民诗人得以在北大一年一度的“未名湖诗歌节”上，朗诵他的诗歌。提到那天的情景，他仍旧很兴奋，在地下室狭小的空间里，或挥舞起双手，或作鼓掌状。

    追溯他的诗歌道路，张德顺习惯从14年前的遭遇谈起。那年，他高考落榜，年底遭遇车祸，不久又得了胃穿孔。他卧病在床4年，无力医治，一度想过卧轨。在病床上，慢慢开始想着写诗，“是诗歌让俺从病床上站了起来”。

    除了不识字的母亲，几乎所有亲人都反对他不好好种地而跑去写诗。家人和邻居觉得他不成器，32岁的人了还没家没业，都不正眼看他。但他仍旧喜欢回老家，因为，“一想到他们虽然没读过李白杜甫的诗，口里却能说出跟李白杜甫的诗句一样美妙的民间语言，我就特别高兴。”

    他把这些年在外漂泊的经历都写进诗里。比如，他在广西砍过一个多月的菠萝和甘蔗，“没有挣到一分钱”。在武汉，他“连饭都吃不饱”，却没能讨到工钱。他9年前进京，在京郊打工，曾“三进水厂，两进养鸡场，一进食品厂”，当过建筑工人，还到剧组当过群众演员，并且经历了两段让他念念不忘的爱情。

    总有人问他为啥写诗，张德顺觉得没法一一回答，便写了一首诗《我为什么要写诗》：“……多少年前／雪花就这样伤害了你／祖国啊，我的母亲／诺贝尔奖台上依然没有侬的名字……”

    “推动中国新诗的发展，填补中国人在诺贝尔奖台上的空白，我想中华文化这么博大精深，我们肯定能做到的。这也是我继续写诗的原因。”他声音宏亮地说。

    为了让自己的作品流传于世，他张罗着出版诗集。诗人每月能挣400多元，最多时会有500元。为买一个相对便宜的书号，他跑了一二十家出版社。“农民诗人”的牌子不管用，价格最低的也要一万多元，这无异是“天文数字”。

    他为此四处举债，最终以分期付款的形式，以1．1万元买下书号。从2004年开始，分3次付清。去年年底，他缴上最后一笔付款，终于拿到印数为1000册的诗集。虽然只是在诗歌节上卖出100多本，但诗集好歹出了，张德顺心里的这块石头，总算落了地。

    现在，他想得最多的，是如何把“农民诗人”的牌子打响，把诗集卖出去好还债。

    他有一个蛇皮袋，刚来北京时，袋里装的是他最喜欢的陆游、北岛等人的诗集，现在则用来装他自己的诗集。

    “我的诗都是从民间语言艺术出发。顾城的《一代人》既然可以作为新诗的里程碑，立于北斗；写民间语言的诗，照样也可以立于泰山。”他信心十足。

    接受采访的这天，晚上10点半，在走出地下室送别笔者时，张德顺第7次强调：“我们中华文化这么博大精深，一定可以填补诺贝尔奖台上的空白的。”

    他铿锵的声音在身后的楼道里回响。地下室出口外，是城市的灯火辉煌。再过一段时间，麦子就要黄了，诗人说，他该回家打麦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