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祖芬的黄金时代在上世纪80年代。她早期的报告文学，如《祖国高于一切》、《青春的证明》、《中国牌知识分子》、《挂满问号的世界》风靡全国，洛阳纸贵。在改革开放初期，她以一个理性而新锐的报告文学家的姿态凭空一跃。

    实际上，她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人是属于非常艺术化的、激情型的、思绪不能安分的、童稚化倾向很重的、基本上不能从政的那种。我看过她在上戏时的照片。人确实漂亮——是那种带着正统基调的端方的、茁壮的、健康的漂亮。此后20多年，她常年梳着靳羽西式的短发，穿T恤衫运动鞋，好动敏思，爱说爱笑，想哪儿说哪儿。她的一个句子里，有质量的字眼、感叹词和嘻嘻哈哈常常三三均分。往往，女性一德高望重，难免演化成武则天，一身正气里藏着玄机。而她到了常人所说的德高望重的地步，说话基本没有深思熟虑、语重心长，也不会春秋笔法、旁敲侧击、皮里阳秋、点到为止之类。她清澈见底，率性得很。

    余秋雨是陈祖芬上戏的同学。一次，两人在深圳的酒店同乘电梯。电梯是最不人性化的都市发明。在狭小的空间里，人不能不严肃和收敛。于是两人目不斜视，竟然没有相认。一会儿，余秋雨打来电话：没敢认你——我从来没见过不笑的陈祖芬。

    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她却热爱音乐舞蹈，采风旅游，爱穿搭扣襻的布鞋，热衷于做洋娃娃，是一个盲目的乐天派。她看见咸鸭蛋里有油，觉得生活还是不错的——幸福不就是喝粥时能吃上带油的咸鸭蛋么。正如北方俗话所说，幸福莫过于“躺床上啃鸭梨”。咸鸭蛋正是粥样生活的华彩。她买机票，正巧旁边有个空座位。“一张票买了两个座位”，真是上天惠顾！她眼睛做了手术，听觉发达，触觉敏感，她也觉人生惬意。她有一种“傻乐傻乐”的素质。反正幸福都是盲目的，或者说，能盲目才能幸福。因为所有的幸福，都禁不住清清楚楚地深想。

    有一次，她发现了一个奇妙设想：人应该倒着活——先过老年，满脸皱纹，满头白发；再过中年，为子女操心，为父母尽孝，为工作奔忙；再过盛年，伉俪成双，有婚姻，有爱，有青春余韵，常有爱的节目和欢宴；然后再过青苹果一样的少年，带着观望世界的蒙昧表情；当然，最后再做婴儿，回到妈妈的身体里当小宝贝……人生规律假设如此，世界将有了喜剧的基调。“如果人生可以在悲观与乐观的活法中选择，我会选择‘由老往小活’”。

    这个设想虽然不能完全实现，却可以部分地实现。比如越老越有童心，朝向年龄与心态的两极。她的素质中，确有一种异于常人的纯真童趣。几年前，她出版《足球娃娃》，书里有50个身着足球盛装的娃娃。每一件足球时装，都由她设计缝制。她自己说，我最喜欢玩具。每到一个城市我都去买娃娃，我像个旧式女人，一夜一夜地用针用线为自己的心爱宝贝缝制衣服。

    她在一篇文章中说：从表面看来，某个作者看上了某个题材在瞬间完成，好像没什么可分析的。但是，如果心理过程可以用慢镜头放映出来，就可以看到，所谓“一下看上这个题材”，和一见钟情一样，是集中反映性格、素质的。

    心理学中有“有选择地注意”一说。所以她也能看见许多童心。她与钱钟书先生的渊源，是来往于他们之间每一年的卡通贺卡。她精心制作的各种有趣的卡通贺卡，使钱先生的童心被大大激发了。钱先生曾写信给她说，我的贺卡可没有那么好，不能和龙王斗宝……她眼里的王蒙，也不是常人所看见的聪明、深刻、经验和政治智慧、丰富阅历与洞察等等。有一次她问王蒙属相。狗。王蒙说，很抱歉，原来本想属得雅一点的。而她记得，王蒙下放新疆16年，自己最得意的事就是在麦子地里，用维语大声朗诵《纪念白求恩》。她在他的丰富的性格里抓住了最有趣的一面——以她看人的取向，也可以反观她的为人。

    记得《人·岁月·生活——爱伦堡回忆录》中有一句话：人的命运并不像按照棋路下的一局象棋，更像是抽彩。她人生没有太多设计与机关，而以最简单的方式抽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