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群众都是咸阳工商联水场路基金会的股民，该基金会运作失当，本金受亏，许多人把要回血汗钱的最后希望，寄托在时任市长的张立勇身上。

    张立勇心情也不平静，他发出一声长叹——如果出面跟上访的股民解释，没有一两个小时下不来，而自己必须马上赶到省城开会。

    “做好他们的解释安抚工作，等我回来！”张立勇向有关部门领导作出指示，然后按照随行人员的建议，迈着急匆匆的步子，从市政府大楼一侧的“密道”离开。

    一个月后，又有四五十人围住了市政府大门——咸阳市人民西部拓宽工程拖延了一些时日，路边商户的生意受到影响，他们也蜂拥而来找市长讨说法。因为当天要迎接上级领导来咸阳视查工作，张立勇分身乏术，只好又一次躲开怨气冲天的上访商户，第二次从“密道”脱身。

    所谓“密道”，是通往一个小偏门的楼道，由于知道的人少，就成了一些干部情急时离开机关大楼的密道。“当时感觉黑乎乎、脏兮兮的，还堆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从这个小过道溜出去，实在不像一位市长的样子。出去以后，不管旁边有多挤，车都不敢按喇叭，司机也生怕有人认出市长坐在车里。”

    这两次“密道”走得很郁闷，夜深人静的时候，张立勇开始思考这样几个问题：身为领导干部，为什么躲着群众？为什么老百姓不找相关部门解决问题，而非要直接赶到市政府门口“堵”市长？究竟有哪些环节和因素在妨碍百姓与政府的和谐关系？

    群众和市长直接对话的愿望依然强烈，而张立勇本来就不喜欢躲避问题。看到市长热情地走出来和大家见面，上访群众的气基本上消了一半，听完耐心的解释，大家相继散去——这样的场景让张立勇意识到，人们找市长，并不见得非要他当场解决问题、包办一切，人们要的是政府解决问题的决心和态度。身为市领导如果避而不见，会严重伤害群众的感情。

    此后不久的一次市政府工作大会上，张立勇当众宣布，他今后决不再走“密道”，“我是堂堂人民政府的市长，我要堂堂正正走大门！”

    于是，这条“密道”被废弃了，咸阳市的和谐新政却打开了大门。之后，张立勇的一系列举措让许多党政同事都感到“超前”，比如撤掉全市机关大楼的围墙，废除在咸阳有50多年历史的门卫和传达室制度，让群众参加市政府常务会……

    曾在中央纪委工作达12年之久的张立勇，并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到咸阳镀镀金，然后“拍屁股走人”。他离开北京后，全家的户口都随之迁到咸阳。自1993年出任咸阳市秦都区区委书记以来，张立勇已在这个有厚重文化底蕴的古都工作了14年。

    2005年9月，张立勇就任中共咸阳市委书记。普通的咸阳市民提到他，首先肯定他是一位有勇气的领导，尤为突出的标志性事件，就是他敢于公开自己的手机号码。

    2006年6月，为了方便群众反映问题和提出建议、意见，中共咸阳市委9名常委的办公电话和个人移动电话号码都在咸阳市公众信息网上公布。许多人一开始都不相信市委领导会把手机号公开。

    张立勇告诉记者，公开手机号的头几个月，经常有人打电话给他，目的却只有一个，那就是确认一下这个号码是不是他本人亲自接听。

    当然，反映情况的人占大多数，无论是街上阴井盖丢失，还是执法人员乱罚款，或有关部门乱收费，群众总能在第一时间把心里的不满告知市领导。

    曾经有一个在陕西渭南打工的年轻人，拨通市委书记的手机后很是激动，问三原县许多农村都通了公路，为什么他老家所在的村还没有通。张立勇说自己会尽快了解情况，给他回复。之后，张立勇立即打电话给三原县县委书记刘涛，得知那位青年家乡的公路已经备好石料，即将开工。

    接到张立勇亲自打回的电话，那名外来打工的青年很惊讶，他没想到市领导还记着一个打工者的电话。

    现任咸阳市市长千军昌说，刚开始向社会公开个人手机号码时，有的同志还有所顾虑，担心自己的正常工作和休息受到影响，但几个月以后，就感觉这些顾虑是不必要的。有些市民还发短信提醒领导注意身体。

    咸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鱼霖认为，许多群众通过手机短信，就能把身边的问题及时反映给市领导，市领导公开手机号码，不仅展示了勇气，更体现了政治智慧，因为这有利于在第一时间了解舆情。

    本报咸阳5月9日电

    照片：一名咸阳市民走在渭阳中路上（摄于4月23日），她身后是“市政府机关卫生间对外开放”的指示牌。 本报记者 宋广辉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