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人口学家们的预计，在2040年左右，印度的人口将达15亿，超过中国。薛教授惊呼：我们是靠原料吃饭，只不过这种原料是人而已。随着老龄化矛盾的显现，劳动力数量的减少，我们这种“原料”的供应，会不断减少，当印度在劳动力数量上逼近乃至超过中国，并且价格明显低廉的时候，当印度的制造业能够大批量地向世界提供更廉价的产品时，印度就从我们手里夺走了供应世界的能力，沃尔玛这样的买主还会来中国吗？（《中国新闻周刊》5月9日）

    从逻辑上讲，薛先生的担忧是成立的。但正因为逻辑上太成立，对诸种因素的考察相对简单，结论就显得有所偏颇。

    薛先生的担忧具体而言分两个方面：一、由于计划生育的开展，抑制了出生率，劳动力总量减少，等于增加了广义上的劳动力成本，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负担——这是一个人口老龄化的负面效应问题；二、印度在产业升级方面有不俗表现，甚至在个别领域已经将中国甩到了后面——这是一个产业结构调整的问题。应该承认，单个地看两条担忧都对，并且此前也有人曾多次指出，但非要把二者结合起来，将老龄化危机与产业结构危机归置到一起，成为一个更宏观的“中国人口规模被超越”的危机，就不科学了。

    薛先生说，中国迄今为止的经济发展，依赖的全是看似取之不尽的廉价劳动力。这似乎描述出了中国经济发展曾经的尴尬现实，却不该成为2040年之前中国劳动力状况的普遍概括。不可否认，20多年来，我们很大程度利用了人多，劳动力过剩，工资廉价，生产成本小的“优势”。但近20年我们经济的高速发展，有劳动力便宜的因素，但更跟政治稳定、政策优惠、市场潜力大有关系。要不，非洲很多国家比中国劳动力还便宜，投资者咋没有那么大兴趣？劳动力价格的作用不宜一再被放大，它还没有主导一切，过去不是，将来也不该是。如果认为中国到2040年还要靠廉价劳动力取胜，那中国人也太悲哀了吧？

    中国的经济发展到目前这样一个状态，继续强调“劳动力优势”，是知识精英非常错误的一个倾向。它可能会把工人低收入水平的“发展”变得合理化，使得无法政策性地普遍提高工资和农业收入。劳动力市场的过剩造成巨大的失业压力，进一步无情地压低工资和生产资料价格，大量劳动者继续在低收入水平徘徊。直接的后果是：农民收入缓慢，城市贫困人口急剧扩大，购买力下降，有效需求不足，通货逐步紧缩……经济不可能在这样的背景下得以持续发展。

    中国有人口老龄化的危机，有劳动力资源在经济发展中比重过大的所谓产业结构危机，但不存在“人口规模被超越”的危机。即便有一个老龄化问题，那也需要提高政府的供给能力、通过转化发展成果来“兜底”；即便有一个产业结构的问题，那也需要加快高素质人才培养、扶持更多的技术性产业。

    中国经济走的道路更像以前亚洲四小龙的产业模式，虽然曾经以低成本吸引外资涌入，但是当制造业转移实现的时候，中国也将必须逐步走出低水平竞争的态势。在中国“硬件”处于领先地位、“软件”落后的时候，我们需要忧虑的是体制演进之类的比较优势能否跟上，落后的“软件”能否赶上，在这个时候担忧我们的人口规模被赶超，显然是一个过于“粗放”的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