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4月24日，朱德和毛泽东在江西宁冈率部会师。

    一支是南昌起义后保存下来的部队，一支是秋收起义后攻打长沙失败不得不上山的部队，两支同样败退的起义军，却在五百里井冈汇成了一支再也打不垮的红色雄师。

    井冈山——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1927年9月19日前后，是毛泽东参加革命以来最困难的一个时期。

    “此时，他领导的秋收起义遭遇严重挫折，起义军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几十年来一直从事井冈山斗争史研究的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余伯流说。

    起义军已从5000余人减少至1500余人。这天夜晚，毛泽东在湖南浏阳与江西万载、萍乡交界的一个山区小镇文家市召开的前敌委员会会议上，断然主张放弃进攻长沙，转移到农村地区。在大城市暴动的风潮中，毛泽东提出的此主张，无疑是中国人民革命历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转折点。

    五百里井冈的青山间立起了第一面历史性的红旗，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创建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诞生了。

    “毛主席要在井冈山落脚，必须得到袁文才、王佐的支持。”94岁的永新籍老红军袁林告诉记者。袁老当年是当地的少先队队员。

    结义兄弟袁文才、王佐，是当地两支绿林式农民武装，各有一百五六十人，几十支枪。

    “袁文才、王佐虽然参加了绿林组织，但具有改造成革命军的条件。”余伯流说，他们大革命时期都受过革命风暴的洗礼，袁文才在1926年就加入了共产党。

    不过，袁文才、王佐对毛泽东率领的这支工农革命军并不了解，担心革命军“火并山寨”，也曾请革命军“另找高山”。袁林回忆说，当时，在工农革命军中也有不少人提议解除袁文才、王佐的武装。

    毛泽东不仅没有解除袁、王二人的武装，反而一见面就分别送给袁文才、王佐100和70支枪，令他们非常感动。

    余伯流说，袁文才、王佐部队的人数虽不多，但在当地有相当的社会基础，许多群众拥护他们。

    得到袁文才、王佐的支持，毛泽东就着手创建以宁冈为大本营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1930年2月，袁文才、王佐倒在了“左倾”错误的枪口之下。直到20世纪50年代，他们才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红军为何从此再也打不垮？

    毛泽东在文家市决定向农村转移的10天后,工农革命军到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此时，部队已减员至1000人左右，部队精神不振，纪律松弛。而且，受到伤兵和疟疾的影响，掉队、离队的人越来越多，有的团、营出现官多兵少、枪多人少的情况。

    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在“泰和祥”杂货铺召开中共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决定对部队实行整顿和改编。这就是人民军队建军史上著名的“三湾改编”：

    将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1团。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确定党的支部建在连上，部队由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部队的一切重大问题，都必须经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部队内部实行民主主义制度，废除打骂制度和封建等级制度，实行官兵平等，连以上建立士兵委员会。

    三湾改编是新型人民军队建设的开端，正如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所指出的：“红军所以艰难奋战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

    今天，“支部建在连上”已成为我军最重要的传统之一。在著名的“铁军”部队红一连，至今仍保持着毛泽东时就开始的“月评6名优秀党员”的传统。

    收编袁、王二部后，毛泽东最重要的举措，就是给他们的部队派去了党代表。

    不久后，毛泽东提出革命军队应当担负三大任务：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做群众工作。

    自古以来，人们总认为军队的任务就是打仗。而提出军队的任务不仅是打仗，还要做群众工作，这是毛泽东对人民军队学说的巨大贡献。

     1928 年1 月，毛泽东在遂川提出了工农革命军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余伯流说，这就是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原型。

    “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好香……”歌声中，红军不断壮大。到1928年2月，工农革命军由不足一个团发展为一师两个团，摧毁了茶陵、遂川、宁冈三县的旧政权，建立起新的工农政权以及赤卫队、游击队等。土地改革也开始了试点。

    一个巩固的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井冈山初步建立起来，打开了实现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

    朱毛会师——

    井冈山根据地步入鼎盛期

    “很长一段时期，国民党还认为朱毛是一个人。”91岁的老红军、井冈山斗争时期参加革命的罗维道说。

    毛泽东与朱德在龙江书院门口的握手，开启了井冈山革命的新阶段。几天后，两部营以上干部会议确定将两部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教导大队大队长。

    “全军下辖六个团，兵力达6000多人。”袁林说，这一年6月，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称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

    朱德、毛泽东的会师，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引来了连续三次的“进剿”。

    会师后不久，第一次“进剿”就打响了。也正是在打破这次“进剿”后，朱毛概括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十六字诀”。

    在这一军事原则的指导下，朱毛又接连打退国民党军队的两次“进剿”。

    龙源口大捷后，井冈山根据地进一步扩大，割据区域的面积达7200多平方公里，共有50多万人。

    用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里的话来说就是：“是为边界全盛时期！”

    1928年12月10日，彭德怀、滕代远率领在平江起义中创建的红五军，来到了井冈山。

    红四军、红五军的会合，使井冈山的武装斗争力量，成为全国各根据地中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的一支红军。

    盛怒的蒋介石撤换了“湘赣剿匪总指挥部”总指挥，发动更大规模的经济封锁、军事会剿。

    封锁和围困，直接导致毛泽东率红军走下井冈山，在赣南闽西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1949年10月，从井冈山走来的那支红色大军，最终走进了北京紫禁城，夺取了全国政权。

    井冈山，由此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

    1959~1965年，老红军袁林先后担任井冈山管理局局长、书记，负责接待了毛泽东、朱德重返井冈山。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94岁的袁林仍能清晰地背诵出毛泽东那首《西江月·重上井冈山》。

    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

    “前头捉了张辉瓒！”

    毛泽东是通过一片油桐树叶知道“活捉张辉瓒”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的。

    “龙冈方向的枪声稀少之后，毛主席来到山下，看见一群战士正在欢呼着传阅一片树叶，拿来一看，桐叶上用毛笔歪歪斜斜地写着五个字——‘活捉张辉瓒’。”

    1931年1月，江西兴国县茶陵村贫农之子李衍福，正是在中央红军取得第一次反“围剿”的捷报声中加入革命队伍的。

    从八百里井冈挥师下山近两年来，朱毛红军在赣南闽西打土豪，分田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发展迅猛。1930年10月，赢得军阀大战后的蒋介石亲自飞赴南昌，调集10万重兵，准备一举“肃清共匪”。

    4万对10万，毛泽东力排“左”倾错误主张，“诱敌深入”，率领红军逐渐退却到吉安县东固、永丰县龙冈一带。

    从南昌出发的国民党军总指挥鲁涤平率领三路纵队，从袁水流域到赣江以东，一次次扑空，始终找不到红军主力。

    一个多月的“剿匪”毫无进展，蒋介石再次飞到南昌督战。鲁涤平不得不严令前方部队迅速深入根据地内部寻求决战。

    12月19日，敌公秉藩部新编第5师一举“攻占”东固——此前，佯装成红军主力的红12军早已撤出。

    没想到，张辉瓒的18师也瞄准了东固。20日一早，浓雾之中，张辉瓒就率部向东固发起疯狂“进攻”。浓雾渐渐散去，他们才发现“大水冲了龙王庙”。决战的时机快到了。

    12月24日，在宁都县小布村外一个河滩上，红军召开了军民歼敌誓师大会。

    几天后，红军总部侦察得知，敌第一纵队司令兼第18师师长张辉瓒正大步向龙冈推进。

    12月30日凌晨，细雨浓雾。毛泽东一直在等待的机会出现了。

    一心想争抢头功的张辉瓒意识到自己已被红军重兵包围时，为时已晚。眼见大势已去，张辉瓒急忙找来一件士兵上衣，丢下师部人员和卫兵，催促轿夫抬着自己朝一座小山逃去。

    激战7小时，红军全歼第18师师部和两个旅近一万人。“在一个四周长满灌木和茅草的土坑中，张辉瓒被红军战士搜了出来。”老红军陈茂辉回忆说。

    5天之后，毛泽东、朱德又挥师向东，在宁都县东韶歼灭谭道源师三千多人。至此，第一次反“围剿”取得彻底胜利。

    琼崖武装

    “红色娘子军”诞生于此

    1933年4月一个漆黑的夜晚，中共琼崖特委书记冯白驹率领25人成功突围，走出了位于海南岛东部的母瑞山。

    在母瑞山战斗的日日夜夜里，这支因为反“围剿”失败而被迫撤入山里的红色队伍经历了战斗、疾病的种种考验，最初进山的100多人仅剩下25人。就是这25人，在白色恐怖最甚的时期，扛起了琼崖革命的红旗。

    1927年，南昌起义一个多月后，中共琼崖特委在海南岛组织工农举行武装起义，后在起义队伍基础上组建琼崖工农红军。

    著名的“红色娘子军”，就是琼崖革命斗争中的一朵奇葩。这支部队的全称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女子特务连。

    1931年5月1日，海南省琼海市万泉河畔一个椰林环抱的小山村里，100多位穷苦的农村女孩子，勇敢地拿起了枪。“第一天就开始操练队列。”94岁的王运梅把拐杖当步枪，向记者熟练地演示持枪立正的动作。

    1932年8月，在敌人的疯狂“围剿”下，琼崖特委、琼崖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师部机关被迫撤退。女子军在马鞍岭迎击追敌，掩护主力西上母瑞山。奉命留下断后的一连二班8名女战士全部牺牲。

    海南多山。琼崖武装战斗的数十年间，遍布全岛的热带密林多次成为部队撤退的庇护所和游击区。88岁的老红军王仲民说，“我们进山的时候，女孩子都把头发剃了。几个月没法剪头，看上去跟野人一样。”

    1939年后，作为侵华日军南下太平洋的战略跳板和掠夺自然资源的要地，海南岛上聚集了数万日军。海南省党史编审处处长赖永生说，这里的国民党力量比较弱，琼崖纵队是海南抗战的主力。

    从1927年成立琼崖工农武装到1950年海南岛解放，这面不倒的红旗飘扬了整整23年。

    南方游击战

    梅岭传奇

    “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

    几十年来，91岁的刘建华仍然念念不忘陈毅元帅的《梅岭三章》。

    1937年5月，在南方领导游击战争的项英、陈毅等人，在江西大余与广东南雄交界的梅岭，被4个营的敌人围困了5天5夜。搜山未果，敌人最后放火烧山。

    “突然下了一场大雨。”当赣粤边特委少共书记刘建华见到死里逃生的陈毅时，陈毅却微笑地对他说，“是马克思在天之灵在保护我们。”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守在中央苏区的红军部队在项英、陈毅等人的领导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把这些留守红军部队称为“死亡军团”。

    “我们伪装成主力红军，迷惑敌人，掩护主力红军转移。”95岁的老红军王培臣，当年就是留守部队中的一位团政委。

    1934年11月，已探明主力红军动向的蒋介石，严令对中央苏区加紧“清剿”。是月，中央苏区所有县城均告失陷。1935年2月,无法立足的部队开始悲壮的九路突围。

    这年夏天，正在乌克兰参加夏令营的瞿独伊，从国际儿童院的同学手中抢过一张《真理报》，上面赫然登着父亲的一张半身照片，再一看，竟是父亲瞿秋白牺牲的消息。59岁的中共“一大”代表何叔衡，也在突围中牺牲。

    毛泽覃、刘伯坚、阮啸仙……这些著名的领导人均在突围中为中国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项英、陈毅等70余人最后突围。

    在与中央通了最后一次电报后，电报机就破坏了。从此，整个三年游击战争期间，留在南方的红军便与中央断了联系。

    赣粤边群山中，这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连帐篷都不能搭、火都不敢生的部队，为中国革命保留着一点微弱的火种。

    1937年10月12日，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这群经历过千难万险的不屈勇士跃出巍巍深山，被改编为新四军，在大江南北汇成了一股抗日铁流！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伟大的尝试

    1929年，纷纷扬扬的一场大雪过后，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3600多人，挥师离开他们奋战了一年多的井冈山。

    两年后，中国第一个红色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了。

    76年前的那一天，18岁的红一军团教导队学员袁林，迎来了筹备一年多、四次延期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连长说，因为我作战勇敢，所以让我参加大会。”那天下午，袁林和来自全国7个苏区的609位代表，汇聚于瑞金郊外的叶坪村谢氏宗祠，隆重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这是继14年前的苏联之后，世界上第二个红色政权。在经历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独立领导武装革命4年之后，中国共产党人终于向世界宣示：他们要建立一个属于自己更属于人民的崭新政权。

    此时，全国实现了武装割据的红色区域有16万平方公里，群众有1000多万。

    “上午的阅兵典礼刚结束，敌机就来轰炸。”袁林说，苏维埃共和国成立的时候，仍有几十万国民党正规军驻扎在中央苏区周围。

    一座祠堂，装下了新生共和国的权力机构。谢氏祠堂的大厅用木板隔成了15个小房间，各个部委的办公室，仅一桌一椅一床而已。

    “没有国旗，就打红军的军旗；没有国歌，就唱《国际歌》……”老红军李水清回忆说。

    在保卫新生苏维埃共和国的战斗中，红军越打越勇。据统计，1955年首次授衔时，十大元帅中的9位、十位大将中的7位，以及61％的上将、59％的中将和32％的少将，都曾是战斗在各苏区的红军指挥员。

    全国性红色政权成立不到一个月，国民党第26军在董振堂、赵博生的率领下，举行宁都起义，集体加入红军，引起巨大震动。

    今天，漫步叶坪的谢氏宗祠，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类似今天天安门广场的格局：红军检阅台，红军烈士塔，以及当时的“人民大会堂”——谢氏宗祠。

    中央苏区二、三、四次反“围剿”

    横扫千军如卷席

    “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打破国民党军队第一次“围剿”的红军，很快就迎来了更多的敌人。蒋介石派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兼任南昌行营主任，20万人的大军再次逼向中央苏区。

    从江西吉安到福建建宁，东西八百里的弧形战线上，国民党军队“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分四路向中央革命根据地推进。

    “惊险！”提起第二次反“围剿”，老红军陈茂辉至今仍为毛泽东的胆略而叹服不已。

    1931年5月14日，陈茂辉和3万多名红军官兵在吉安县东固山区隐蔽20多天后得知，敌军王金钰部公秉藩第28师和上官云相第47师的一个旅终于脱离富田阵地，兵分两路进犯。

    毛泽东、朱德做出一个被后来军事学界普遍认为十分大胆的决定：红军从国民党主力之间的空隙中隐蔽西进，以两翼包抄的方式攻击王金钰部的后背。

    “空隙只有25公里，稍微不小心就会被发现。”当时任红12军副指导员的陈茂辉，把这一举动称为钻“牛角尖”。

    “飞将军自重霄入”，钻出“牛角尖”的红军突然出现，公秉藩师一片混乱，大部被歼，被俘的公秉藩化装成书记官获释。

    从赣江东岸到闽西山区，红军横扫七百余里，半个月内，连打五个胜仗。

    一个月后，红军就迎来了30万国民党军的第三次“围剿”，这次“围剿”由蒋介石亲自领衔。

    93岁的老红军李衍福记得，7月28日，红军主力回到了根据地，到达兴国西北的高兴圩。而此时，他们却被国民党军队重重包围。

    毛泽东、朱德再出险招。

    8月5日晚上，李衍福随部队悄悄出发，第二天上午穿过国民党左翼集团军和右翼集团军之间20公里的空隙，跳出包围圈。

    夺回战争主动权的红一方面军连续进行了莲塘、良村、黄陂、老营盘、高兴圩、方石岭六次战斗，一口气打破了蒋介石的第三次“围剿”。

    不久，曾提出“三个月消灭共产党”的蒋介石被迫通电下野。

    谁也不会想到，到第四次反“围剿”之时，毛泽东却被党内的“左”倾错误领导者夺走了红军指挥权。

    被“左”倾冒险思想主导的苏区中央局一再电示红军进攻敌重军把守的坚城南丰。

    红军攻城受挫。而此时，国民党18军军长陈诚已调集16万人，从三面包围红军主力。

    千钧一发，周恩来、朱德、任弼时果断撤出南丰，急行军至黄陂一带的山上埋伏，伏击敌李明52师和陈时骥59师，捉陈时骥，打死李明。

    第四次“围剿”惨败，蒋介石致电陈诚：“……此乃本军未有之惨事。”

    东北抗联

    杨靖宇站立着牺牲的那一刻

    侵华日军档案和当事人的回忆，向人们展示了这样一幅画面：

    深山密林里，600余日军紧紧围追18天后，东北抗日联军领袖杨靖宇战斗到只剩最后一人。日军估计，他断粮至少半个月以上，逼近到50米处，劝其投降。“他连答应的神色也没有，依然用手枪向讨伐队射击”。日军见生擒困难就猛烈开火，终于有一弹贯穿杨的胸部。直到牺牲时，他仍然保持着射击姿势……

    困惑的日军解剖尸体后发现：杨的胃里都是棉花、青苔和树皮，没有一粒粮食。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日本关东军第二独立守备队司令官野副，在杨靖宇死后经常做噩梦，破天荒地为杨靖宇搞了一个“慰灵祭”。

    从沈阳到长春再到哈尔滨，当我们走进一个个抗联老战士的家中，仿佛一下子回到了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

    抗联老战士李敏还清晰记得饥饿的感觉：“睡觉时，自己的肠子都能一根一根地摸出来。”83岁的抗联老战士李桂林，至今睡觉还蜷缩成一团，把手插在裤腰里，这是当年在冰天雪地露营时，为避免把手冻伤而养成的习惯。

    抗联常年孤悬敌后，与党中央失去了所有联系，没有任何后援，由于敌人在东北实行“集团部落”，把百姓都围在“人圈”里集中居住，抗联部队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也被彻底切断。有时候，为吃一顿饭都要死上不少人。

    在黑龙江省档案馆，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常好礼向我们介绍：日军从1936年起持续使用飞机、快速部队甚至毒气对东北抗联“大扫荡”，而抗联全盛时期不过4万人。

    面对数十倍于己的强敌，抗日烈火百扑不灭。日伪统计数字表明，抗联11路军平均每天与敌战斗3次以上。14年里，抗联共歼灭日伪军18万人，牵制日伪军近百万。而到1942年退至苏联时，抗联部队仅余千人，仅军以上干部就有20余人战死疆场。

    “那时，牺牲容易，坚持下来难”，抗联老战士单立志说，“有时真是羡慕那些死去的战友……”“死了就算完成任务”成了抗联战士对抗日“任务”的认识。

    长征出发

    红军被迫踏上远征路

    自从37年前离休回到自己的老家——长征的起点于都，老红军钟明就经常漫步到城东的东门渡口，怀念73年前的那段红色往事。

    1934年10月16日至19日傍晚，中央红军分别从赣南于都河的八个渡口，跨过于都河，向着日落的西方迤逦而去，踏上漫漫长征之路。

    10月18日与毛泽东从同一座浮桥过河的钟明，是从城东的东门渡口跨过于都河的。如今，这里被称为“中央红军第一渡”。

    长征出发的直接原因，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1933年9月，蒋介石自任总司令，调集50万大军，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大规模军事“围剿”。而随着一艘小船把李德这位日尔曼人运到中央苏区，刚刚成长起来的红军，开始面临一场她诞生以来最大的劫难，一位机械地照搬欧洲军事理论按粗略的地图制定战略战术的德国人李德，开始指挥红军进行一场绝无胜机的战斗。

    50万对10万，正规军装备对游击战装备。巧的是，对手的指导者也是一位德国人，67岁的“德国国防军之父”汉斯·冯·赛克特。而当李德还是一位服役不久的士兵时，赛克特已经是德军陆军的参谋总长了。

    拙劣的学生对上老奸巨滑的老师。在这种情况下，李德竟然指挥红军打起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防御战。

    红军在国民党军的大炮下节节败退。广昌一役，红军损兵5000人。伤员多得治不过来，当卫生兵的钟明几天几夜没合过眼，用来包伤口用的纱布都洗烂了。

    广昌战役失败，中央苏区门户洞开。这支在红土地上征战多年的红色大军，不得不挥别自己曾经浴血保卫过的故土，踏上生死长征路。

    照片：八七会议后，1927年9月9日，毛泽东领导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图为毛泽东和秋收起义部队部分人员1937年延安合影。资料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