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擅自从事私挖滥采造成身亡等事故，责任由窑主和矿工自负，政府不再埋单”——为从源头治理私挖滥采，太原市国土资源局日前印制10万份告民工书，对民工们发出告诫。对此，该局有关负责人表示，“长久以来，除了煤矿老板利欲熏心外，关键是还有一批采矿民工在支持这些非法行为，这也是私挖滥采难以根治的一大原因”。（《人民网》5月16日）

    笔者愿意以最大的诚意来体谅太原国土局此一做法背后的种种苦衷，但不得不说，对于这样的告诫，不仅不妥当，而且有卸职委过之嫌。

    从单纯现象上看，民工的参与支持确实是导致“私挖滥采难以根治”的一个原因。但此一原因，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原因”——是可以与“煤矿老板利欲熏心”、“政府打击不力”乃至“官煤勾结”等矿难痼疾等量齐观的原因，还是实际上仅出于生存逼迫、充满辛酸无奈的原因？

    最近，湖南师范大学学生完成的一项有关煤矿工人心理和生存状况的调查，或许能为我们回答这些问题提供一些线索：“要钱还是要命？对矿工来说，这个看似两难的选择，答案其实很简单”，该项调查的组织者之一曹渝告诉记者，“多数矿工对于安全状况并非不在意，而是无可奈何”。于是，调查得出的结论是：“贫穷比矿难更可怕”。而数据又显示，目前，我国尚有年收入低于683元的绝对贫困人口2148万，年收入不到958元的低收入人口3550万，需要帮扶的贫困人口超过1亿。

    既如此，在“贫穷比矿难更可怕”的无情现实之下，出于巨大的生存压力，民工参与黑煤矿开采，纵然不无弊端，但政府能否“遇难不再负责”呢？面对民工“要钱不要命”式的做法，当地政府更应该扪心自问这样几个问题：自己是否为农村贫困人口的脱贫尽到了责任？是否为促进农民工就业、保障他们的体面工作权利，提供了足够良好的环境？如果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那么对农民工参与黑矿开采，当地政府就难以推卸责任。

    正如我国早已签署并批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所阐明的：“缔约各国承认工作权，包括人人应有机会凭其自由选择和接受的工作来谋生的权利，并将采取适当步骤来保障这一权利”（6条），“承认人人有权为他自己和家庭获得相当的生活水准，不断改进生活条件。各缔约国将采取适当的步骤保证实现这一权利”（11条）。

    更重要的是，即使退一步——完全认可民工参与黑矿开采的违法性质，那么政府是否就有理由对民工们的生命不再负责呢？答案同样是否定的。参与煤矿非法开采即便有错，但错不至罪，更错不至死，作为对公共以及国民人身安全负有最广泛责任的政府，没有单方宣称弃置不管，不再负责、埋单的道理。再说，即便是罪犯、死刑犯，也依法享有人身保护、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权利，更何况那些仅仅只是被动无奈之下参与非法开采行为的民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