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完成的一项社会调查报告显示，广州流浪乞讨者超过95％属于“职业乞讨”。为打击这种职业乞讨，有关专家据此建议，对那些确属家庭经济困难和社会保障无法解决生存问题的行乞者，有关部门可对其发放“行乞信用证明”，为乞讨者建立档案，以进行分类管理。让堪称天下最不需职业资质、生存毫无保障的乞丐“持证上岗”，这一建议引起许多市民和网友的反感，认为“行乞证”不是最佳救助途径。（《新快报》5月16日）

    如果“行乞证”的点子是相关管理部门提出来的，倒不奇怪。在管理者懒政和部门利益的驱动下，中国当下正规行业差不多已是“无岗不证”了。比如，演员要持证上岗，有地方甚至连收破烂都得持上岗证。没准儿哪天，凡是用脚走路的人都得持“行走证”才能出门。屁股决定脑袋，“持证上岗”是对管理者最有利的管理手段，既能营利又有设租空间，管理起来又方便，当然会成为制度首选。一些行政部门都在绞尽脑汁挖空心思地设置许可，变着法儿地“因岗设证”；他们把自管行业当成了自己势力范围内的地盘，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从此山过，留下买路钱，最大限度地在自家地盘上开发执法经济；用蛮横的山大王作风跑马圈地，把自己的管理能量先用到十足。

    问题是，点子是学者提出来的，这就让人很费解了，学者怎么会提这种极度缺乏“滥权敏感”、极易陷弱势的乞讨者于权力盘剥之险境的建议？

    能理解学者这一建议包含的善意：在乞讨“行业”鱼龙混杂、欺骗泛滥，让市民不辨真假、甚至产生强烈厌乞心态的语境中，得以某种方式肃清“行业”欺诈、打击骗取市民同情感的职业乞讨，使生存确无保障的人真正得到救助。可是，寄望公权部门的“行乞信用证明”，能使“乞讨业”走出这种信任困境吗？

    许多行业的“证件管理经验”早已证明，“证件”是最靠不住的，一来很容易造假，二来花钱很容易办证。不要说一般证件，就是大学文凭、身份证都能造假，何况一个“乞讨证”？另一方面，既然职业乞讨有暴利可图，那么为了获得证明，他们肯定会向发证部门花钱买证，而真正的乞丐由于无钱可贿很可能拿不到证明，以致乞讨的资格都没有。还有，持证上岗是为了打击职业乞讨，而“证明”包含的职业取向和既有公权的治理逻辑，很容易加剧乞讨业的“职业化”色彩。

    相比职业乞讨之恶，持证上岗包含着更大缺陷。职业乞讨之恶是可以容忍的：职业乞讨再厉害，也无法完全剥夺真正乞丐的生存空间；有生存保障的人一般不会丢掉体面去乞讨，职业乞讨虽然可恶，却是社会可以容忍的。而“持证上岗”则让人难以容忍，不仅因为这种证件可以置真正的乞丐于无资格乞讨的危险境地，更重要的是“乞讨持证”隐藏着这样的极端不公结构：掌握着公权的强势者，从这个社会最弱势最无助的人手上“夺食”；衣食丰裕的管理者，以发放证件从身无分文的乞丐腰包中谋利。

    在当下的中国社会，学者当然要有“除恶务尽”的情怀，但这种意识应首先指向公权力：对一些社会性的恶可以容忍，但对公权力的恶要保持零容忍的警惕。切忌为了治理某种社会性的恶，而引入公权盘剥这更大危险的恶。不到穷尽一切社会自治手段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不能轻易寄望公权力的插手和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