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早上6点多，杜锡冠就赶往万松书院，这里已聚集了不少前来为子女相亲的家长。刚过9点，他又坐上汽车，匆匆赶往钱塘江对岸的杭州乐园分会场——海归、IT青年专场相亲会。这里的主角是300多名年轻人。

    5月26日当天，杭州的集体相亲活动创下历史新高——在黄龙洞、万松书院、下沙高教园区和太子湾公园，4场由不同单位主办的“集体相亲大会”同时上演。据当地媒体统计，“总数上万的出生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单身青年，包括其父母在内，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在批量‘流水线作业’中，寻觅姻缘”。其中有不少人一天内赶了两至三场相亲会，真是“相亲相到脚抽筋”。

    新版“梁祝”

    万松书院位于杭州万松岭，相传是梁山伯和祝英台求学之地，也是他们爱情的发生地。几年前，有关部门在万松书院旧址上修建了公园，但人气一直不旺。2005年3月，公园开始与杭州日报社携手举办相亲会之后，这里成为新的热门旅游景点，每天都有几十个旅行社团队光临，多的时候达近百个。这些旅行团，大多是为了“看相亲文化”而来。

    当时，《杭州日报》上登出一则小消息：周六在万松书院举办公益相亲会。“我们原本以为能来一两百人，结果来了近千人。”杜锡冠回忆说，万松书院相亲会没做任何广告，很快就靠着百姓口碑声名远扬，“在杭州，几乎没人不知道的。现在，每场相亲会都有浙江其他地市、上海、山东等地的人赶来相亲。还有从北京和海外打来电话委托相亲的。”

    和其他相亲不同，万松书院的相亲打的是“家长牌”。每逢周六，总有数百名家长自发赶到万松书院，为儿女相亲。5月26日这天，从建德赶来的姚老太太一到公园门口，就有人问她“是儿子还是女儿”。男孩家长发一张绿牌，女孩家长发一张红牌。放眼望去，红牌明显多于绿牌。老太太满意地说，看来有很多可选择的。进了公园内，数百块牌子上贴着适婚男女的照片和情况介绍。家长们可以选择记下有兴趣的人选的编号，也可在牌子背面写上自己的联系方式。

    更多的父母们愿意自由攀谈，其实也是在考核“未来亲家”。这里一名工作人员介绍说：“杭州有个习俗，选媳妇要先见见未来丈母娘，什么样的母亲就教出什么样的孩子，所以好些老人，是先观察别的父母，觉得长相、气质都符合自己要求的，才上前攀谈。在我们这里，老人们连上洗手间也是主动排队，还相互谦让，因为遇到的很可能是未来亲家，大家都想留个好印象。”

    2006年，万松书院相亲会组织了一场规模盛大的集体婚礼，参加者都是在万松书院相识相爱并结婚的。组委会对2005年登记并留下联系方式的男性青年进行回访，发现其中有50％已经结婚或即将结婚。“当然，他们并不一定都是在万松书院找到另一半的，不过万松书院还是让他们多了很多选择的机会。”

    选择万松书院作为相亲会的场地，相关人士考虑了很久。相亲会秘书长陈建农说：“虽然这里过去发生的是爱情悲剧，但万松书院毕竟是个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地方，而且体现了青年男女对爱情的追求。它位于市区却又相对安静，周围没有其他商业设施，大家身处优美的自然环境中，也比较容易交流。”

    “万松书院相亲会能够走到今天，我觉得是公益的力量。”杜锡冠认为，传统婚介是一个暴利行业，而且运作中存在很多欺骗顾客的成分，“杭州《钱江晚报》一位女记者，就曾经假扮征婚者去了一家传统婚介，结果不断地被催缴各种名目的费用，安排见面的也都是条件比较差的对象，后来她的亲历发表在报纸上，引起很大反响。”

    相比之下，万松书院相亲会，从一开始就打的公益牌。在现场登记、咨询是免费的，想要获得更多资讯和单独的约会服务，需要向配套的服务机构交纳300元会员费。杜锡冠认为，和传统婚介动辄数千元的收费比起来，这300元只是成本费。

    听到杜锡冠在谈论传统婚介，一位大妈忍不住进来插嘴：“我开始也在传统婚介给女儿找对象。我女儿硕士毕业，年收入也有10万元，条件很不错。婚介向我们收了1万元钱，也只给安排了两三个很差的人见面，有的大学都没毕业。我们损失的不仅是钱，还白白耽误了一年多时间。”

    “新包办婚姻”

    2007年春节，杭州一帮年轻人举行中学毕业15周年庆祝活动。其中有一半人带来了自己的另一半。在一家世界500强企业工作的H先生，一脸喜色地介绍妻子的同时，自豪地宣布“我这是‘新包办婚姻’，父母帮我相亲决定的”。

    H向尚未结婚的同学介绍经验：还是“包办婚姻”好。在座的其他两对刚结婚不久的新人，也表示自己是相亲而后结婚的。有细心人在当年同班的40余个同学中做了统计，已结婚的近30位同学中，有一半是父母介绍相亲成功，有约四分之一是通过网络交友找到另一半。

    大学刚毕业时，H和很多其他同龄人一样，对相亲持反对态度。但由于工作忙碌，他没有太多时间去结识异性。而父母四处张罗着为他物色对象，时间久了，他也就渐渐接受了。“比起自己去找，父母帮着筛选节约了宝贵的时间成本。而且现在的‘包办’不同于梁祝时代，父母只是牵线搭桥，帮你了解对方的情况，最后是否结婚，选择权还在个人。”在见了几个女孩后，H选定了妻子，而他的妻子，之前也被父母安排过几次相亲。

    已经退休的万女士，每周六上午在万松书院，下午则赶去黄龙洞为28岁的儿子物色对象。一年前，她总是偷偷拉着丈夫来，不敢让儿子知道，因为儿子一直反对相亲。而如今，儿子有时还会主动开车送二老去万松书院。“我儿子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我想大概是报纸上总报道公益相亲，在社会上有很好的口碑，所以他也慢慢接受了。”

    在一家IT企业当工程师的杭州小伙子郑先生，也从反对相亲到接受相亲，最终和相亲对象结婚，目前孩子已经两岁。他说，经历这番变化，并不是自己对所谓“传统势力”的妥协，而是真觉得“门当户对”有道理。“父母是最疼爱孩子的，所以他们一定不会欺骗孩子、伤害孩子。很多年轻人不好意思问的问题，比如对方的收入情况、家庭条件，家长们都能单刀直入，快速了解，然后选择门当户对的介绍给孩子认识。”

    “我读书时，一直觉得‘门当户对’是个贬义词，现在才觉得，这是一个中性词。门当户对，不仅仅指双方的权势地位，更重要的，其实是双方的学历、工作、家庭背景甚至宗教信仰。有着相似背景的人，价值观比较容易一致，也更容易磨合。”郑先生认真地对记者说。

    在万松书院，就有父母对孩子婚姻干涉过多的反面案例。陈建农指着人群中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妇说，这个阿姨过去对儿子干涉太多，不喜欢儿子找的对象，愣是“棒打鸳鸯”。儿子由此对母亲心存芥蒂，对母亲介绍的女孩子，不论对方人品好坏，一律冷淡拒绝。如今，儿子已经快40岁了，还是单身。陈建农在记录这段故事时，用的题目是《一个母亲的忏悔》。

    新相亲时代

    与万松书院同样热闹的，还有浙江红娘网从2006年开始在黄龙洞公园举办的现场相亲。这里每周六举办一场中型相亲咨询会，每月还会有一次大型的“浙江红娘日”活动，平均每次参加人数逾3000人，单场最高人数超过5000人。2007年5月，杭州太子湾公园也开始举办类似的公益相亲活动。

    相亲现象繁盛的背后，凸现的是现代青年人择偶难的社会问题。杜锡冠说，他在为自己女儿张罗找对象的过程中，发现这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由此产生了办相亲会的想法。一个孩子是否能找到一段合适的姻缘，涉及父母、祖父母等6个人的心情，能够成就一对姻缘，就能让两家14个人感受到和谐，“这不是关系到和谐社会的大问题吗？”他笑言。

    陈建农把旧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比作封闭的“小农经济”，把在各大城市频频上演的“集体相亲”称为“工业革命”。

    但他们同时也指出，这一“流水线”在批量制造大量爱情机遇的同时，仍存在不少隐忧。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流水线化相亲”如何突破成功率的瓶颈。

    “每次我到万松书院，总能看到几张熟悉的面孔。”多次前来的万女士，和一些老人已经成了朋友。万松书院相亲会举办83期时，一位老人主动向媒体“爆料”，说自己已经来了83次，还没替孩子物色到理想的对象。

    “来万松书院相亲会的，女方家长占三分之二，男方家长只占三分之一，而且女孩中，又以学历高、收入高、素质高的‘三高’女孩为多，所以成功率受到限制。”杜锡冠如此分析。

    万松书院相亲会，虽然在杭州本地名气很大，但对它的评价也不尽一致。有人戏称那里是“相亲的农贸市场”。当地媒体的一篇报道曾提及，前去相亲的老爸老妈太过注重物质条件，有的还带上房产证、子女工资条来“验明正身”。

    一位在杭州工作的外地小伙子邓杰，多次去万松书院为自己相亲。很多老人都认识他，也说小伙子不错，但就因为他没房子，不愿意把女儿介绍给他。邓杰总结了杭州丈母娘的三大要求：样子好、学历高，还要物质条件好。他建议，“丈母娘们应该多考量考量我们的发展潜力！”

    邓杰和“杭州丈母娘”的分歧，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两代人的分歧。杭州本地一位研究社会学的大学教授分析说，所有的家长来万松书院都是为子女来谈婚论嫁的，但他们往往忽视儿女的要求。年轻人在爱情歌曲、爱情小说、爱情电影中长大，更渴望谈情说爱，而家长过多地关注对方家庭的经济条件与社会地位。关注点不同，导致两代人有不同的态度。

    所以，这位教授并不赞同父母相亲的形式，“鞋子合不合脚，只有年轻人自己知道，老人还是不要参与的好。”不过，这位教授的同事却与他观点不同：父母相亲会给孩子提供更多的选择机会。

    在传统包办婚姻时代诞生了梁祝、许仙与白娘子这样“自由恋爱”故事的杭州，当代婚恋观念似乎正呈现出一组饶有意味的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