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社会阶层，他们使用着全国半数以上的技术专利，直接或间接地贡献着全国近1／3的税收，每年吸纳着半数以上新增就业人员。（《人民日报》6月11日）

    关于新社会阶层对于中国经济的贡献，我没有异议。但是，说他们为中国财政贡献了三分之一的税金，却必须予以澄清。

    中国财政实行的是以商品税为主的间接税制度。据统计，间接税收入占全部税收收入的70％，企业和个人所得税等直接税，占全部税收收人的20％左右。这说明我们国家的税收主要是通过间接方式征收的。也就是说，税收是在我们购买和消费的时候，不知不觉地在价格中予以扣除的。无论一瓶酱油还是一斤水果，都含有若干税金，我们通过消费行为，把税金一起交给商家，由商家统一交给了税务当局。这种情况下，商家交给税务当局的税额不管有多大，本质上是亿万消费者的贡献，而决不能说成是商家和商家老板的贡献。如果要算商家和投资者的税收贡献，只能看他们交纳的所得税和财产税。从中国税制结构来说，无论如何，商家及其投资者所缴纳的所得税，远远不会高于他们通过集纳消费者的贡献而缴纳的商品税。因此，报道中所说的新社会阶层贡献了三分之一的税收，应该是指以商品税为主的间接税，而不是所得税为主的直接税，它是全体消费者的贡献，不是个别阶层个别人的贡献。

    间接税这种税制结构，使得税收的缴纳者和实际负担者并不同一，商家和老板有纳税大户之名，而无纳税大户之实；消费者是真正的纳税人，却名不正言不顺，其贡献成了某个企业或个人的资本，他们受表彰，得奖励，堂而皇之地享受纳税大户的种种优惠条件。更为重要的是，实际负担税收的广大消费者，没有资格对于政府财政行为说三道四。交了税却连个起码的名分也没有，天下哪有中国广大消费者这样的冤大头？

    间接税造成一种财政幻觉，模糊了名义纳税人与真实纳税人的关系，解除了真实纳税人对政府财政行为的警觉，也不利于培养纳税人的尊严感、光荣感。这一点，西方政治学家和财税学家早就注意到了。

    斯图亚特·穆勒所说：“所谓间接税是这样一种税，虽然表面上是对某人征收这种税，实际上此人可以通过损害另一个人的利益来使自己得到补偿。”日本当代著名税法学家北野弘久也指出：在间接税制下，纳税人在法律上被置于“植物人”地位，“纳税人作为主权者享有监督、控制租税国家的权利，并承担义务”这样的宪政理念，“几乎不可能存在”。

    相反，在所有的税种中，只有作为直接税的个人所得税，最能引起纳税人的“税痛”。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前年《所得税法》修改激起全民的大讨论，但事实上，在中国所得税带给人们的税负，比起商品税来要小得多。人们买一套房子付出的税金达数万元甚至数十万元，但对此鲜有认真追究的。这说明人们对于直接税和间接税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感知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