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9日下午，周曙光走进北京南二环边上被称为“上访村”的东庄。他背着7．5公斤重的黑色大包，站在一条从简陋店面和5元一晚的旅馆的夹缝中延伸出的土路上，四处张望。

    包内装的物件，包括一架老旧的佳能相机，只有200万像素，是以前任职的公司淘汰后修好的；一个花250元买来的黑莓手机，可以直接上网；一台有摔坏痕迹的二手IBM笔记本电脑，外壳用白色胶布缠着，这是他几年前花3400元犒劳自己的生日礼物。

    尽管“武器”十分寒酸，但这并不妨碍周曙光在现实世界中“攻城掠地”。从今年3月28日起,周曙光便自掏腰包、马不停蹄地在国内奔走。哪里有新闻，哪里就会出现他的身影。

    他用相机上的摄像、录音功能拍摄、采访，并把拍摄到的录像、音频用电脑传到自己的博客上。他还煞有介事地为自己的博客取了一个吓人的名字——“周曙光全球官方网”（www．zuola．com），并发誓在这儿为网友呈现某些“在传统媒体里永远看不到的中国社会的真实景象。”

    这个被一些网友称为“中国第一个通过博客关注并参与公共事件的‘公民记者’”，如今已有近2000个固定网友订阅他的博客，日访问量最高时达到万余人。有网友留言戏称：“在芙蓉姐姐身上，我们看到了S型的身体，在周曙光身上，我们看到了S型的社会。”

    3月28日，正当重庆“钉子户”事件被传播得如火如荼之际，周曙光从父亲那里要来1000元钱，带着“企图一夜成名的欲望”（其博客中的自述），乘火车从湖南娄底转贵阳，再转重庆，于凌晨“像一颗疯狂的石头”到达。

    一到重庆，他便直奔现场。工地的现场只对记者开放，周曙光就在外围走走转转。从3月28日下午3时起，他在博客上陆续贴出十多篇文章，报道自己的行踪，遇到的人，以及人们对钉子户事件的反应。尽管“紧张得腿肚子有点发抖”，但他还是找着机会“撞上”了钉子户的当事人吴苹，并用手机的自拍功能与她合影。

    除了文字，周“记者”还用自己的手机拍摄并上传视频。他报道记录了一些被平面媒体无意或有意忽略掉的事情。有网友留言，他的报道“使事实在某些方面呈现出更加真实和完整的面貌。”

    他从杨家坪轻轨站居高临下拍摄“钉子户”周围的深坑，也拍摄周围围观的人群、路人、民工和米粉店老板。这些来自草根的影像和声音，因为在主流媒体上相对稀缺，从而形成他的博客“特色”。

    当然，博客里也不尽是“苦大仇深”的影像和声音。周曙光不乏幽默，报道中充满搞笑和娱乐的“色调”。比如，他用手机拍摄的视频与照片中，永远少不了自己的各种特写镜头。他还时不时会制造一些“噱头”。有一篇标题做得耸人听闻——《报道重庆钉子户的网络日志作者Zola受伤流血》，可待浏览者点击进去才大呼上当：原来他只是不小心用菜刀割破了自己的手指。

    然而这些略带“娱乐色彩”的报道，出人意料地受到网友们的追捧。在4月2日这一天，他博客访问量从以往的2000余人次一下暴涨到1万余人次。一位网友留言：“zola同志自费千里迢迢只身前往重庆，以独立blogger的身份报道史上最牛钉子户事件，真是太酷了！这在中国的草根媒体史上也是值得记录的一笔。”

    与虚拟世界中的呼风唤雨不同，1981年生的周曙光，戴副黑框眼镜，身材瘦小，身高只有1．60米左右。他现实中的身份是一个卖菜青年。其父是湖南宁乡县煤炭坝镇上一个有30余年工龄的煤炭工人，母亲无业，两人目前居于乡间。

    周曙光读到高二便辍学，其后打工，自学软件知识。2001年起，南下深圳、广东，辗转各个软件公司，当过网络工程师，月收入最高时达4500元。

    2005年，周曙光觉得自己“厌倦了都市的生活”，并“已看到电影的结局”。于是，他重回小镇，花2400元钱买了一辆红色的三轮摩托，在车尾写上“为人民币服务”，终日骑着它在湖南宁乡县煤炭坝镇的大街小巷卖豆腐和蔬菜。据说利润极薄，最多的一天赚了30元钱。

    无论是在博客里还是在现实生活中，周曙光都毫不掩饰自己想要出名和赚钱的欲望。其动机十分“朴素”：在深圳打工的那些年，他曾与一个邻县的女孩谈过恋爱，随后，那女孩提出和他分手。“等我有钱了，她也许就会选择我了。”他至今对那段恋情耿耿于怀。

    他如此规划将来的“生财之道”：先在虚拟世界中出名，然后以此赚钱。“打比方吧，等我出名了，有拆迁户找我帮他维权，成功后他拿到补偿款，我就可以从中提成。”

    “有名了就会有钱。”他反问道，“谁能说我这么做不对呢？”

    在虚拟空间里的周曙光，以“Zola”的身份出现。他在私人博客上写时评，再加上刻意的娱乐化，在网络上已混得小有名气。曾经因为极具特色的文笔，被邀请参加2005年11月的中文网志年会。之后，随着他对“重庆钉子户事件”的报道，名气开始暴蹿。

    来自全国各地的一些维权者找到周曙光，要求他帮助上访申冤。许多人表示愿意为其提供来往的路费和食宿费用。甚至有一个上访者称，如果周曙光能够帮他们打赢官司，她就把自己从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的女儿嫁给他。

    有人质疑他收了这些维权者的“好处”，就会失去报道的客观性和公信力。对此，周曙光很不屑一顾：“反正我也是自费，不要白不要。但我不会给他们任何承诺，更不会被他们约束。否则我就玩得不自在了。”

    由于自费出行，周曙光在自己的博客中提出“希望得到赞助”，一些素不相识的网友纷纷响应。如今，他已收到近万元的赞助，有的汇入他的银行卡账户，有的直接为他手机充值。最大的一笔是3000元，最小的一笔是2元的“地铁车票钱”。还有一家网站赞助了他一台新相机和三角架，要求周曙光把拍到的视频优先放到这个网站上去。

    仅在过去的这一个月里，就有多家国内外媒体向他发出了采访邀约，其中不乏世界知名媒体。

    但在某次接受一家国外媒体采访时，周曙光遭遇了尴尬。他拿出相机，想拍下整个采访过程，因为这对他的出名“有帮助”。他的解释是：“因为很酷啊，被XX社采访，可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待遇。”但这一行为却遭到了对方的断然拒绝，因为这家媒体“有严格纪律，不允许记者本人出现在采访过程中。”

    毫无疑问，和传统媒体里经验丰富的职业记者相比，周曙光显得稚嫩和“不搭调”。他显然缺乏与采访对象沟通的技巧，在与上访户的沟通中，他不时会冒出一些诸如“是什么理念让你们在这里坚持？”之类的“文诌诌”的问题，让对方无法接话。

    他缺乏起码的自我保护意识。有一次冒失地闯入上访户家中拍摄，结果激怒了对方，被一群人揪住，差点被打，最后被送进派出所。

    他甚至缺乏对新闻事件真正的热情与关心。当上访户围住他诉说“冤情”时，周曙光称自己“是来这里玩的”，“我不想听，我不懂法律。”有一次，他还跑去拍上访村里的厕所，并打算在拍到的正在如厕的人身上打上马赛克，再把视频放到网络上。

    曾有人问周曙光：“如果有媒体愿意给你提供高薪岗位和培训，让你成为一名正式的记者，你愿不愿意去？”

    “我做这些只是为了成名然后赚钱。”他回答得很直接，“当记者责任太大，我做不来，还是自由职业者比较好玩。”

    “以前一度认为，像周曙光这样的独立Blogger，天生就是最好的公民记者了，但仔细思考后发现，这种想法过于乐观。”对此，一个一直在观察周曙光的资深记者评论道，“独立Blogger只是具备了独立自主发布一些东西（文字、图片或者音频、视频）的权力，但这些东西是好是坏，完全没有保障。”

    “他做的事情，客观上也许对传统媒体会有些触动，但他的操作手法我极不认同。”另一个与周有过一定接触的媒体从业人员说，“想利用新闻出名，赚取私利，这太功利了。”

    然而周曙光似乎并不在意这些非议，他甚至很卖力地帮助本报记者在网上寻找一些批评他的文章。这些文章中不乏“做秀”、“炒作”、“想出名想疯了”之类的尖锐批评之词。可他满不在乎，起码表面上看是这样。

    “我是以娱乐的心态来玩，我不是一个记者，我只是一个记录者，不受雇于人，也不对任何人负责。”他推推自己的黑框眼镜申辩，“我只能给你一个区别于传统媒体的消息来源，所有的一切，还是需要你自己来下判断。”

    照片：周曙光在重庆钉子户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