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文学编年史》200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在结构上采用了“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的编年体形式，排比了秦汉时期四百余年的文学发展情况，涉及作家500余人，作品700余篇，描绘了一幅秦汉时期文人生活的生动画卷。

    高度重视秦代文学是本书的一大特点。秦代由于存在的时间较为短暂，流传下来的文学作品相对较少，再加上实行过“焚书坑儒”的文化政策，因此，学者们对秦代文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评价甚低。新中国成立以后，权威的高等学校文学史教材对于秦代文学的叙述都非常简略。如游国恩、王起等人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对于秦代文学的叙述仅有两三页，提到的作家只有李斯一人，作品有《谏逐客书》、《吕氏春秋》和《长城歌》。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为“面向二十一世纪课程教材”，对秦代文学更是一语带过，根本没有具体的叙述。郭预衡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对于秦代文学的叙述稍微详细一些，涉及了秦代的刻石和李斯等人的诏令奏议，但是从篇幅来看，仍然较少。刘跃进先生的《秦汉文学编年史》则用了43页的篇幅来叙述秦代文学40年间的文学发展历程，涉及的作家有魏牟、信陵君、庞眗、邹衍、吕不韦、李斯、尉缭子、虞卿、邹奭、孔鲋、陈余等。作品有《公子牟》、《魏公子》、《颎冠子》、《邹子》、《吕氏春秋》、《谏逐客书》、《上书韩王》、《上秦王驳议韩非书》、《上书对二世》、《秦宫金人铭》、《峄山刻石》、《泰山刻石》、《尉缭子》、《虞卿》、《虞氏微传》、《邹奭子》、《孔丛子》、《与章邯书》、《长城之歌》、《仙真人诗》等。无论是作家还是作品，都大大超过了以前的秦代文学史的相关著述。

    其次，“从比较宽泛的意义上划定文学家的范围”，显然更加符合秦汉时期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也大大拓宽了秦汉文学的研究范围和研究领域。将当时的政治、经济、外交与文学活动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多角度多方位地展现出当时的社会文化生活以及文人所处的历史环境。如，将文学与当时的典章制度等结合起来进行叙述。在秦王政九年（前238年）癸亥，作者先指出“四月，秦王政二十二岁，冠，带剑”，然后指出“古代历来以二十而冠，带剑，唯秦制二十二而冠”等。

    由于编年体的体例，作者没有特别详细、深入地阐述自己的学术新见，但是在简约史的叙述中，作者的灼见不时显现。如对于西汉初年流行的“黄老之术”，作者根据陈平、周勃等人的一系列行为，指出“黄老之术不仅仅是一种空洞的说教，而且是一种明哲保身的手段，更是一种韬光养晦的谋略”，“究其实质，是一种战略战术，不仅仅是为安息天下民众的一种手段而已”。这种见解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一部好的学术专著，除了提出新的学术见解或者提供新的研究材料以外，还应该尽可能全面地提供本领域的研究线索，让后来的研究者能够尽快地深入这一领域，该书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如关于董仲舒的生年问题，学术界多有争论，作者列举了苏舆《董子年表》、吴海林《中国历史人物生卒年表》、章权才《董仲舒生卒年考》以及周桂钿《董学探微》等对这一问题的看法，然后将董仲舒生年系于公元前179年前后,眉目线索非常清楚。

    刘跃进先生多年沉潜于中古文学史的研究。他由此上溯到秦汉文学，以十年之功，终于完成了这部《秦汉文学编年史》。它的出版，必将促进秦汉文学研究的深入和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