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高考前，北京和平里二中毕业的卜伟华已经在家待业了一年，这期间，上面给他分配了清洁队等几个工作，他没去。

    后来，中医学院试制人参××精，他在那里负责刷小瓶子。

    那年，邓思平在北京门头沟木城涧矿挖煤。此前，他已在煤矿挖了整整10年煤。

    那年，徐蓝在北京延庆农场当农民。之前，她还干过食堂的大厨。

    那年，王宏治在中国科学院器材公司看仓库。

    一场高考结束后，他们成了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77级同班同学。班上82个同学，有从袜厂考来的，有从拖拉机厂考来的，还有地毯公司的、牛街革委会的……

    班主任周兴旺说，这个班的档案成分，包括职员、教员、工人、军人、干部、贫农、下中农等，非常多样化。另一个明显特征是年龄差。周兴旺当年27岁，班里有37个学生跟他一样大或比他大，最小的学生19岁。

    如果不是恢复高考，这批学生，可能刷瓶子的还在刷瓶子，挖煤的也还在挖煤。

    现在的首师大历史系教授徐蓝，就差点继续留在延庆当农民。

    她是当年延庆县的高考状元，但因为父亲是右派，未被录取。

    她就天天到北京市招生办所在地崇文门内旅馆去找，20天掉了20斤肉。问题反映到教育部，1978年初，一个春寒料峭的晚上，她在教育部的小接待室等到12点，工作人员拿出一张批了字的条子，是时任教育部部长的刘西尧批的，大意是“这个学生一定要让她上学”。年届30的徐蓝一屁股坐下，哇哇大哭。陪她等的妈妈对一起陪着她的一家人说：“别管她，让她哭。”

    徐蓝说，高考，考试成绩是唯一标准，在这里，她终于获得了一种平等的身份和机会。

    和徐蓝一样经“二次扩招”入学、后来成为走读班班长的现中国社科院宗教所研究员邹昌林，至今记得崇内旅馆灰砖小楼外，满满当当挤了一院子人，都是考分够而因为千奇百怪的原因落选的。“尤其是老高三的，觉得这是自己最后一次机会了，下一届可能不让考了，争取得特别厉害。”

    几星期后，这些人中的佼佼者被补录为大学生，包括郑也夫等人，补录到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有41人，与第一批录取的41人共同组成一个大班。

    邹昌林后来听说，当时北京市达到分数线没被录取的一共有1600多人，邓小平在一次会议期间中途作出指示，“应该录取”。

    后来，这1600人全部由首师大和北师大接收。

    他因此特别感谢邓小平：“如果没有邓小平，我就没有机会了。”

    他说，恢复高考，重新确立了能力和成绩的评价标准，把出身论、血统论都打破了，重树了人才立国的观念，“这是很重要的拨乱反正，社会的公平公正也从此慢慢建立了起来”。

    徐蓝说：“人不能不感恩，没有邓小平的政策，许多人不就这样完了吗？”

    照片：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77级部分同学合影。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