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结束的2007年高考中，湖南青年曹湘凡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38岁的他已经是第12次参加高考。曹湘凡因此获网络尊称：史上最牛高考钉子户。

    他用一句话解释自己对高考的执著：“中国人太多了，高考还是最公平最合理的人才选拔方式。不管是来自富裕家庭还是贫困家庭，都有机会改变命运。”

    太多的出身农村的“草根青年”希望通过这个途径改变自己的命运。早些时候，在山西县级中学里随处可见的一条标语是：“同学，记住，你的身份是农民！”对很多人来说，改变身份是他们参加高考的第一追求。

    厦门大学博士姜传松，爷爷奶奶都是乞讨出身，家里是彻底的贫困户，一家以替人割稻为生。姜传松永远忘不了的一幕，是和父亲一起到同学家割稻子。同学的父亲是乡干部，那天，姜传松和父亲在田里挥汗如雨，同学锃亮的皮鞋就在他眼前晃。

    这幅图深深地刺激了姜传松。“我一定要读书。”他下定决心。他读的农村学校连油墨的试卷都很珍贵，到了县城的中学，他第一次用上打印的试卷。姜传松珍惜每次考试的机会。

    有乡亲说：高考有什么用？考上也被有权的替换掉！成绩出来，姜传松成为一名大学生。他的那位同学，考分不够，被父亲送去当了兵。

    姜传松真心地感谢高考：“高考让我迈出了阶层流动的第一步。”

    一份数据显示，自解放以来，已经举行的35次高考促成了1354.05万人的向上流动。

    “高考制度充当了促进社会流动并控制这种社会流动的角色，起到了社会安全阀的重要作用。”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副教授郑若玲说。她用厦门大学新中国成立前后8821份学生档案证明自己的论点。

    她把学生档案分成四个时间段：新中国成立前，1950~1952年，1965年，1976~1980年。郑若玲根据这些档案制成一份图表。这份图表显示，新中国成立前，学生家长职业比例占据前三位的是商界、学界和政界，共79.11％。而工农的比例分别是2．21％和13.54％，二者共占15.75％。

    “新中国成立前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有近八成被较高社会阶层子女所占有。”她说。

    经济原因是制约低阶层子女享受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因素。郑若玲说，解放前，实行单独招考，到各校参加考试所需费用对较低阶层的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负担。如果参加几所学校的考试则更是不堪重负。解放后，实行统一高考省却了考试旅费，也使较低阶层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大大增加。

    1965年，学生家长职业分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商界、学界和政界三者的比例降低到27.91％，工、农比例则增至64.4％。郑若玲说：“新中国成立后低社会阶层子女凭借统一高考实现阶层向上流动的比例已经大幅增加。”

    究其原因，政治因素不可避免。郑若玲教授分析，1965年，过于强调阶级成分的政治因素对当年的工、农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机会有较大的影响。

    1976年，家长职业分布以政界为最高，达到36.17％，学界的比例降到10％以下。郑若玲教授说，这样的分布与当时强调学生出身的工农成分比例、权力在推荐制入学办法中起到关键作用，以及“文革”知识分子地位下降有关。1977年到1980年的数据显示，家长职业中政界的比例下降到30％左右，学界比例骤然上升并稳定在22％以上，工界和农界的比例也有所上升。

    “因为特殊的年代，特殊的政治背景，没有办法根据农界的比例判断统一高考对较低社会阶层子女社会流动的影响力大小，但是可以从政界比例的升降看出统一高考和推荐制二者公平程度的高低。”郑若玲教授说：“公平性是影响社会流动的重要因素，考试制度越公平，低阶层子女借此制度实现阶层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就越大。”

    郑若玲老师对厦门大学1997到2001届博士毕业生的家庭出身做过统计，56.7％的博士生来自除教育和干部家庭外的非知识阶层，其中，37％来自农民阶层。

    不止一位专家持有这样的观点：促进社会流动的渠道有很多，比如说，参军，经商。但高考是唯一可以凭借个人努力获得的通道。“这种刚性的制度，让社会底层精英有了‘公平的立基’，为其向上流动提供了保障，并疏散了其对社会资源分配机制所郁积的不满。”郑若玲副教授说。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后毛晓阳说出农村考生的心声：“农村人不会批评高考。对农村的孩子来说，不高考去哪里呢？这是我们向上攀登一个非常重要的渠道。对当时的我们来说，似乎是唯一的道路。”

    照片：1982年3月26日，陈建功（左一）与母校的文学青年叙谈小说创作。陈于“文革”中在京西煤矿当了10年采掘工，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就读期间，其《丹凤眼》、《飘逝的花头巾》分获1980年、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陈是新时期文学创作的代表人物之一，现为中国作协副主席。本报记者贺延光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