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的傍晚，保洁员老马坐在转河岸边的石头上，一边听收音机，一边瞧别人站在河水里撒网逮鱼。

    在河边，一丝丝凉风拂面而过。很少能看见硬邦邦、裸露的水泥护堤。岸上种着柳树、杨树、榛树等树木，水里更是郁郁葱葱，荷花、芦苇、菖蒲和叫不出名的水草，旺盛地生长着。一些芦苇长得比人高，密匝匝的，像一道道绿墙。

    要不是有城铁，时不时从高架桥上“轰轰隆隆”驶过，还以为转河是一条远离城市的“野河”。实际上，它流经北京西直门交通枢纽，好几次从车水马龙的柏油路底下钻过，是条名副其实的城中河。

    “河水一直都这么清，真的不臭吗？”我反复问老马。他住的平房离河只有十来米。

    “就这样，不臭。”他呵呵地笑道，“住这儿最大的好处，就是凉快！”

    挨着老马住的平房旁，是一片在建商品房，楼前扯着大幅红色广告，上书一米见方的字：“水景楼王、亲水名宅”。老马抬起黝黑的胳膊，指指点点地说：“你瞅瞅，一平方米，要卖一万好几哩！”他把脸又扭向河面，神态悠然惬意地说：“嘿嘿，咱也住的是水景房，抬腿就到河边。”

    自打上世纪90年代起，中国的城市，兴起了大规模的改造和美化运动。结果之一是，有无数的河流，从此穿上了水泥盔甲。可事与愿违，一些被打造成“铜帮铁底”三面光的河，却变成了窒息的死河、臭河。

    10年间，北京走了一条曲曲折折的治河路。

    生态治河的理念，一点一滴被接受。观念变了，河的命运截然不同。

    河道成抽水马桶了，糊得三面光，不准长草长树

    “1998年，京密引水渠的改造，打响了北京河道大规模治理的第一枪。”北京水务局副总工程师刘培斌，在办公室里这样回忆道。

    北京城区的水系格局是这样的：六环以内，一共有52条河道，总长520公里。主要有永定河和京密两大引水渠，有清河、坝河、通惠河、凉水河四大排水河道，另有昆明湖、玉渊潭、什刹三海、北海等8个湖。

    清河一期改造时，哈佛大学设计学博士俞孔坚，刚从美国回来，在北京大学任教。路上，他看见民工正往河道上糊水泥。为了阻止这么干，俞孔坚和一些环保人士，多次去市政府和相关部门，提出反对观点和建议。

    政府相关部门的理由是：用水泥铺衬河道，这么做能阻止水的渗漏，可以防止水草疯长，草多了会阻止水流。如果不做护岸，流水的冲刷会让河道逐渐变宽，而不少城区河道两岸，已是楼房林立，水漫上来，淹了咋办？

    俞孔坚等人坚决反对这么做，认为河道不应只有单一的防洪排水功能。

    “河道成抽水马桶了，糊得三面光，不准长草长树，水来了，哗——全部排掉，一泻千里，上天给我们的宝贵水资源，白白流掉了。不光如此，原来蜿蜒曲折、具有蓄洪能力的河道，甚至变成危险的深沟。河流湿地的自我净化能力、生物栖息地和生物廊道、居民的休闲处所等好处，一点儿都体现不出来。”

    环保人士也反对将河道硬化渠化，认为这是人工制造的“水泥池”，阻止水的渗漏，会破坏地下水的补充。而最好的方法，是营造、保持河道的天然状态，让河流自然弯曲，两岸生长多种野生植物，让水中的水生生物与岸边的植物，虫、鸟类等形成天然的生态环境，让河水自我净化。

    刘培斌承认，当时的考虑，的确就是怎么让水痛痛快快地流走。洪水来了，赶紧下去，别威胁两岸的建筑物，防洪排水是主要目标。因为当时的客观环境是，1999年以前，北京雨水相对丰沛。

    据卫星遥感观测显示，北京1085平方公里的地面上，硬化面积达到50％。以前的农田、绿地，好多都变成了柏油路面、水泥地、楼顶。“就是说，城区有一半的地方，是不渗水的地面。像以前，边下雨、边下渗。可是现在，同样的降水，进入河道的流量和流速增加了，河道的负担太重了。”

    刘培斌接着叹息道：“可是，万万没想到，从1999年到现在，北京居然连续8年干旱，这是清朝有水文记录以来少见的，降雨量每年不足460毫米。”

    “流水不腐啊！水多的时候，我们从密云水库调水，往河道里放，每年经河道走的水，至少是5亿方，可近几年，一年不足一亿方。”

    他反复强调一个数字：现在，北京来水与用水的缺口是10亿方。

    “水是什么，是金子啊！人吃水都成了问题，我们还怎么舍得把密云水库的优质水，往河筒子里灌。”

    河道一方面补水量少，另一方面污水量却在增加。北京的人口，跟上世纪80年代相比，差不多翻了一番，从800多万，增加到现在的1600万。河水污染物浓度升高，水体自然变差。

    对俞孔坚等人阻止往河道上铺水泥一事，刘培斌记忆犹新。“来我们这儿辩论了，但他太强调那个‘绿’了。把生态治河放到了首位，而我们强调的是工程水

    利。当时，觉得他的观念太超前、极端，一下子接受不了。不过，通过辩论，我们知道了国外的一些做法和经验。多少还是采纳了他们的一点建议，像清河一期，只在河两岸糊了水泥，河底没有铺，是两面光。”

    “再说了，高层不变、水利部不变，北京就是想干，也不敢呵！”刘培斌的同事又加上一句。

    一夜之间，北京的河变绿了，水华全面爆发

    2000年以前，北京的河基本上没事，因为还可以拿密云水库的清水灌河道。但到了2001年夏天，问题暴露了：一夜之间，北京的河变绿了，水华全面爆发。

    “唉呀，绿绿的一层，跟绿油漆一样，散发着腥臭味，以前从没见过。”刘培斌皱着眉头说。

    “水华”也叫蓝藻，是水体富营养化的典型特征之一。通俗地说，就是水太肥了，水里有了大量的氮和磷，就容易长这东西。一般是在死水区、不流动的水域，加上天热，太阳一晒就出来了。水华繁殖速度极快，爆发性地生长，一夜之间，水体就会变色。

    “小鱼都翻了白肚，憋死了！”

    水面铺着厚厚一层水华，再加上河道铺衬了水泥，本身不透水、不透气。水华快速生长耗氧，水里的生物被憋死，死后沉入水底腐烂，又产生出大量的氮和磷，水华再大量繁殖和腐烂，恶性循环。

    带着问题，刘培斌他们去了太湖、巢湖、滇池。结果发现滇池更厉害，最厚的地方有半米，严重耗氧，生命绝迹。而最近，太湖大规模地爆发水华，严重影响了无锡自来水的水质。

    怎么解决问题，如何治水？刘培斌说他们局领导和技术人员，可没少到国外考察，一趟趟地，去了德国、日本、荷兰等国家。“像韩国的清溪川，我们都去N遍了。”

    清溪川，是位于韩国首都首尔市中心的一条城中河，长约5．8公里，自西向东流入汉江。历史上，因为河水被污染发臭，清溪川一度被覆盖，上边铺起混凝土路面，建起了高架路。本世纪初，曾是城市繁荣和工业化象征的高架路被拆掉，清溪川复原。注水后，清澈的流水，带来凉爽的风，缓解了城区中的热岛效应，清溪川，也成了首尔一处知名的旅游、休闲景点。

    “在德国，有些地方，洪水来了，人家就让水淹，一层全部淹掉。等水退了，小商铺扫扫再开张。在咱北京，这办法根本行不通。还有，很少看到人家河岸铺水泥的，有的地方，就用大树桩做护岸。”

    国外这些既生态环保而又漂亮美丽的河流，让人大开眼界；而北京，河还在让人闹心。问题不断暴露、污染不断加剧、河水变脏变臭。那会儿，最臭不可闻的河，要数凉水河了。

    凉水河是北京南城地区的一条主要大河，也是一条排污河道。刘培斌去凉水河察看过。“年排放污水，两亿多吨，这河能不臭吗？”水质等级最低的是五类，据说凉水河当时的水质，竟达到劣五类。

    那会儿，有个记者去凉水河采访，在河边遇见一位老人，老人跟他讲了一件事：“有一回，我的帽子被风吹到河里，我就挽起裤腿下河去捞。一会儿的工夫，我的妈呀！从脚脖子到大腿根，全黑了，密密麻麻爬的全是蚊子！”

    因为河水太难闻，一到夏天，周边10万多的居民不敢开窗户。一旦开了窗，不但吹不来清凉的风，还能招来成群的蚊子苍蝇。到后来，不少居民害怕河水污染了饮用水，连自来水也不敢喝，改喝纯净水。

    “我们水务局，经常接到老百姓打来的投诉电话。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上书。压力很大。”

    最终，政府不得不下决心，把硬化的河道扒开，重新改造凉水河。

    河里只要有土，能长东西，就有办法把水弄干净

    开了北京生态治河先河的，是转河。

    转河，西起北展后湖，一路东流到北护城河。长3．7公里，宽30来米，穿行于密集的楼群间，共有13座桥横跨其上。

    早年，转河是皇家御河的一部分，慈禧太后去颐和园游玩，出西直门，在高梁桥的码头上船，走水路，直达昆明湖。本来转河是直的，1905年修京张铁路时改了道，向北绕过西直门火车站，拐了个“几”字形大弯，所以得名“转河”。上世纪80年代，西直门修地铁时，转河被填上，变成了一条暗沟，在地下跟北护城河相通。2002年开挖，转河又变成明河，恢复了以前的通航功能。

    一眼看见转河，感觉就是绿。

    邓卓智负责这条河的景观、生态设计。“工程的总负责人是我们的女将温明霞，我做的是河上能看见的部分，干的是花活儿。”他笑嘻嘻地说。16岁，邓卓智从广西岑溪考入武汉水利电力学院，1985年,分到北京水利规划设计研究院，现在是副总工程师。

    “我是被我们局长骂着，把这条河做出来的。”邓卓智说一开始，自己的思路跟不上。“真正提出生态功能，是从转河开始的。”可他学的专业是农田水利，进了设计院搞的也都是工程水利。刚接手转河时，设计上放不开，找不到感觉。

    “我是走遍世界去看河。”邓卓智第一次看的河，就是韩国的清溪川。“它对我启发最深的就是：人怎样跟洪水和谐相处。”

    清溪川的河道里设有主河槽，弯弯曲曲的，非汛期，河水变成了小小的、浅浅的溪流，在里边淌。主河槽两边是滩地，上边建有足球场、自行车道、步行道等，还种了许多当地的植物，甚至种上了水稻。“我去时，看见老师正领着小学生，在那儿上科普课。他们人手一册植物图谱，一边看书，一边观察实物。”

    雨季到来，洪水可以淹没足球场等设施。“水来只是一阵子，很快就下去了。像球场，水一走，清扫一下就OK了。像灯，水来时，只要临时把电闸一关，就可以了。而在我们的观念里，别说建公共设施，河道里，连草也不可以种。”

    清溪川里有很多道叠水。“在水里堆几块石头，人踩着石头可以走到对岸去，很像我们古时候的汀步桥。石头把河水涌起来，水从上边叠落下来，可以暴气，给水充氧，水可以自净。”

    “说白了，就是把大自然的河，搬到城里来。”邓卓智悟出来了。

    对于大自然的河啊，水啊，邓卓智一点不陌生。他的小名就叫“阿水”，童年时与水相伴而生，有在河里摸鱼抓虾的经历，也有差点儿被水淹死的遭遇。在他河多、水多的南方老家，当地有一种房子叫“骑楼”，楼房一层，几乎每年都要被洪水淹。“水来了，待在一楼，我们都住在二楼。家家都有船，人们知道如何与洪水分享空间，水进人退。”

    设计转河时，唤醒了邓卓智诸多儿时的记忆，他把自己对水的情感，融入到设计里。童年的经历，有了用武之地。小时候，是在田里插秧种水稻，现在是跑到转河边种芦苇、荷花。小孩子摸鱼抓虾时，都知道去河边有洞、有缝的地方掏。放在转河里的山石，邓卓智也想到在上边挖些洞洞，好让鱼虾在洞里歇息、产卵，天太热时，躲进去纳凉。

    “从技术上讲，生态治河并不难。最难的，还是观念的拧转。”

    说到这，邓卓智又笑起来了。“观念是转过来了，但转河又没那个条件啊。”看看转河两岸，早已高楼林立，空间是固定有限的。最近的楼，离河道只有两米。怎么才能让河变得自然，让人水相亲、人水相谐？

    邓卓智想了不少招。

    第一招，也是他在以后十几条河的生态修复中，屡屡用到的，就是造“浅水湾”。

    主河道还是深的、直的，不影响过水，但在河坡处，做成浅浅的、蜿蜒曲折的，铺上卵石、堆石，插上水泥做的“仿木桩”，种上各种水生植物。浅水湾不但植物茂密，自然好看，还能让人靠近水，摸到水。

    另一招是造“水边游廊”。实在没地方，他们把河道一侧的墙掏空，修了一条几百米长的走廊，里边有亲水平台、水墙、甚至咖啡厅。河水少的时候，游廊让人享受。雨季水来了，可以淹掉，让水待着。“这也是不得已的办法。可惜离楼太近了，哪怕再给我几米的空间，我们也可以搞得更漂亮、更自然。”

    修转河时，住在河边的老百姓害怕，跑到工地上嚷嚷：离楼这么近挖沟，楼歪了、塌了怎么办？

    “我们当然是安全第一，要确保楼房的牢固。有些地方只能打桩，用钢筋混凝土，修成直墙立岸。可光光的水泥墙多难看啊。所以，我们发明了种植槽。”

    种植槽，有的用支架悬挂，有的是用石片砌成，有的干脆把钢筋混凝土圆管插进水里，填上土，种上水生植物。墙顶的槽里，种着能下垂的爬藤植物，茂密的叶子，像绿色瀑布一样，挡住了光秃秃的水泥墙。

    在转河，一开始种了100多种植物。几年下来，经过自然淘汰，现在长得好的有十几种，像黄菖蒲、鸢尾、水葱、芦苇、野茭白、荷花、睡莲、夹竹桃等。

    “它们长得一年比一年好，自由生长，也不要人工管护。公园里的花草与这些马路边的花草没法比，又要剪、又要浇地伺候着，一平方米要十来块钱呢，我们基本上没维护费。”

    刘培斌他们曾搞过试验，在官厅水库库口，建了一个100多亩的人工湿地，地上铺了一米多厚的卵石，放进超五类污水，种上芦苇、蒲草等植物，还养了鲢鱼、河蚌等。试验结果，芦苇、蒲草长得非常好，它们吸收了水中大量的氮磷等营养物质，释放出氧，起到了很好的净化作用。流经湿地的水，从原先的超五类，变成三类，水也清了。茂盛的植物，就像不需要能源的净化器，日夜不停地工作着。

    邓卓智也有同样的体会：河里只要有土，能长东西，就有办法把水弄干净。但要全铺上水泥，一点辙都没有。

    “北京的河，补水少得可怜，基本上是静水，是不流动的水。像转河，几乎就没有补水。只是每年给中南海补水时，水才过一下。所以，水质能保持现在这个样子，已经相当不错了。如果河道，还修成铜墙铁壁的，肯定没戏！”

    现在不了，河变成了一个活物。把它生下来，还得想办法让它活

    “河边杂草丛生的，会不会有人不喜欢啊？”我问邓卓智。

    他说河修得像大自然里的河，喜欢的人还是多。

    设计之初，邓卓智时常到当地老百姓中间采访，做调查，跟他们一块儿跑步、晨练。“问问他们，河边种什么树好活，喜欢什么样的花草。椅子搁哪里好，道怎么修，人走起来方便。他们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比我更了解当地的事。还有，这河毕竟是为他们修的，他们每天要在河边生活啊。转河完工后，河边有两个楼盘正好开盘，房价一平方米，马上涨了2000元,等于给它修了个后花园嘛。”

    但也有人不大喜欢。“我们在郊区做河道生态修复时，当地的老百姓不怎么喜欢，他们还想像以前城里那样，铺大砖，修栏杆。也有地方干部，要求我们搞得豪华点。”

    “你们现在搞设计，行政干预多吗？”

    邓卓智觉得现在搞设计，跟刚毕业时不一样。“上世纪80年代，那会儿是设计的人管设计。90年代，是设计跟行政一半对一半。现在，是领导设计，我们是画图架子。”邓卓智调侃地说。但尽管这样，他说也要力争，假如每条河，都能往前走一小步，10条河做下来，也就能前进一大步了。

    他主动转换了话题，“还是跟你说说清洋河吧。把生态治河，做到极致的，就是清洋河。”

    这条河，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内，由原来的清河导流渠和仰山大沟交汇而成。去年重建，清洋河是完工后新起的名儿，寄希望河水能“清明流畅，洋洋荡荡”。

    清洋河完全是自然的河床，没有衬砌过混凝土。河道也是最理想的碟形，由浅入深，平缓蜿蜒，最宽的河面有60米。

    “完全看不出是人造河，就像天生长在那里的自然的河一样。”

    清洋河全长9公里，花了1．7亿元。邓卓智说要是做成钢筋混凝土河道，少说也得两三个亿。“生态治河，不但省钱，还省事儿。生态砖、生态袋，往河边一码就得。浇混凝土，得专业施工队来干。”

    事实上，钢筋混凝土河道，看上去铜帮铁底很结实，但还是抗不过大自然。

    冬天，河水一结冰，形成张力、冰压力，向两岸挤压，岸边水泥墙又是直上直下的，最后能被冰顶斜、顶歪。再比如说“冰融”，河床上拘着冰，时间久了，混凝土会酥掉，钢筋能露出来。北京的北护城河，河道水位线上就形成了冰融线，支离破碎，露出筋骨，墙容易崩塌，很危险，被迫重修。

    “北京大部分的河道，现在要做的是生态修复，就是尽量恢复河流自然的样子。”

    邓卓智写过两个版本的《生态护岸的一些做法》，把他在国内外能看到、找到的方法，全部罗列出来，不下几十种。经过几年的试验，最常用的有铺生态砖、生态袋、石笼、卵石、植物毯等。

    生态袋，是去年开始推广使用的。

    邓卓智滔滔不绝地说：“作为软体护岸材料，它的好处太多了。袋子是用黑色高强无织布做的，120年不老化，透水透气。里边装上土，码在河岸上，固坡固堤，还长植物。刚开始铺时，不好看，像一群小黑猪。因为袋子有吸水功能，能保持湿度，植物比直接种到地上的，长得还要茂盛。”

    生态治河后，邓卓智觉得自己变了，在情感上有一大变化。

    以前，搞设计时，只是当做一个工程而已。完工了，河道硬邦邦地矗在那儿，他也完事儿。“现在不了，河变成了一个活物。把它生下来，还得想办法让它活。时不时地，心里会想它，要跑到河边转转。观察它、培育它，盼它一天天健康地成长。”

    修复了十几条河后，邓卓智对生态治河的理解就是：让河道里充满生命！

    正因为人们错误地把河流看成是洪水泛滥的源头，所以，才不惜代价，用钢筋水泥来对付它

    “要我说，全国所有城市的水泥护岸，都应该拆掉！可事实相反，不少城市还在那么干。”讲话一向观点鲜明的俞孔坚这样说。他现在是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

    提及当年，为阻止清河被硬化、渠化，自己三番五次上访的事，他的语气变得沉重。“那时，有一个北京市领导，还说我们是闹事，是冲击政府。”在北京受挫后，南方的一座小城市，却接受了他的“极端、超前”的理念。

    “当人们正往河道里灌水泥时，我们去把它扒开了。”

    那是2002年年初，在浙江台州的黄岩，作为景观设计师，俞孔坚被请去设计一个占地21公顷的公园——永宁江公园，公园将坐落在黄岩的母亲河永宁江岸边。到了场地一看，这里也在做裁弯取直、水泥护堤工程。水泥河道，已经吞掉了场地三分之一的滨江岸线。

    “本来，人家只是请我们做岸上的公园，美化一下环境，河里的事，不用我们管。但是，我们坚决要求他们停下来，把已经糊上的水泥拆掉。”俞孔坚和他的设计团队，向当地领导介绍了生态防洪和生物护岸的办法，列出河道渠化的害处，而且指出裁弯取直和水泥护堤，工程花费昂贵。

    地方官员接受了他们的理念，停下了正在进行的河道渠化工程，还真的把刚刚糊上的水泥堤岸，又扒掉了。

    “原本整条江都打算这么干，用水泥糊上。多可惜啊！一条那么漂亮、自然的母亲河。”俞孔坚也承认，这么做，当地官员是要承担一定风险的。“首先是政治风险，本来上级拨款，让你搞防洪堤，现在你却不做了；中标单位有意见，工程停了，不能挣钱了嘛；老百姓也会有意见，劳民伤财的，刚刚建了又拆。但是最终，人们接受了我们的理念，不但省了钱，而且，留下一条真正自然、有生命的河。”

    永宁江公园设计理念是：“与洪水为友”，公园的最终定位是：“漂浮的花园。”他们模拟出当地暴雨过程，分析了5年、20年、50年一遇的洪水淹没区，为洪水预留空间，公园漂浮在有防洪滞洪功能、又有乡土生物栖息保护功能的湿地之上。雨季来时，湿地可能会被洪水淹没；旱季时，滞留在湿地里的水，将缓缓释放，缓解旱情，常年为人们所享用。

    永宁江公园大量种植乡土物种，绿地面积达到75％。在不同的水位线，所种的植物也不同。一年一遇的水位线以下的河漫滩地，种上芦苇、菖蒲、千屈菜等水生和湿生植物；在一年一遇与五年一遇的水位线之间，只种当地的九节芒，它是巩固土堤的优良草本……

    “因为它们都是当地物种，所以长得特别好。一年多的时间，公园内就已经是一片野草茂密，生机勃勃的景色了。”2004年夏天，“云娜”台风来袭台州，坐落在湿地之上的永宁江公园，发挥了本身的滞洪功能。台风过后，公园也很快得以复原。

    俞孔坚总结道：“实际上，我们面对的，是中国五千年来一直面对的问题，就是如何对待洪水。”他认为，从鲧和大禹开始，人们对待洪水的办法，要么是堵，要么是疏。但是现在看，堵和疏，都不是最好的办法。

    “中国目前有三分之二的城市缺水。可是看看我们的南方，一下大雨，就要抗洪，水来了马上将它排掉，人们忙着排洪泄洪，严防死堵。面对中国大地上的水资源和环境危机，我们再也不能把洪水视为猛兽，把‘吉水’当‘煞水’，而是要学会跟洪水做朋友，把水留下来。”

    正因为人们错误地把河流看成是洪水泛滥的源头，所以，才不惜代价，用钢筋水泥来对付它，完全用工程的方式对付它，片面强调它的排泄洪、排污功能，将河道截弯取直，再用钢筋水泥护衬，以为这能把水“治服”，一劳永逸。其实，自然的水系是一个生命的有机体，是一个生态系统，它需要有一个自然的生态环境，才能维持健康。

    “土地是活的生命系统，有自己的经络血脉。如何综合、合理地利用完整的土地生命系统，让土地健康、安全、丰产，是景观设计的核心理念，也是未来土地规划设计的核心思想。”

    “可是，看看我们现在，人与土地的关系特别紧张。因为行政管理是条块分割，落实到土地上，也变成条块分割，将土地搞得支离破碎。正是条块分割的小决策，导致了土地利用效率和服务能力的低下，综合效益发挥不出来。建设部门管一块，水利部门管一块，林业部门管一块，甚至同一条河流，也被不同部门、不同城市分割。

    他尖锐地指出：河流，如同土地的血脉。可连长江、黄河，也快成了水泥制的“长渠”、“黄渠”了。没有系统的、缺乏土地生命伦理的、单一目标的“小决策”，是当今中国国土生态环境恶化的根源。

    “搞得现在是风不调、雨不顺，土地功能失调。土地活不好，人也活不好。你看看北京，谁都知道很缺水，可是，下一场大雨，路上的水没膝盖，汽车也被淹掉。而我们这边的圆明园，却又为缺水造景发愁。”

    我们要好好反思对待洪水的态度，给洪水一定的生存空间，通过滞洪区、湿地，让它留下来，补充地下水。洪水来了，不但可以顺利通过，还要让它滋润土地，孕育万物。

    俞孔坚反复强调这样的观点：我们要想办法把雨洪留下来。一个全新的生态雨洪时代，已经到来！

    作为北京管水的部门，北京水务局已经承诺：明年奥运会之前，北京要实现水清、岸绿、流畅，要“三环碧水绕京城”。

    但愿，还会有更多的“水泥河”，快快地被松绑。

    让生命复活。让河流再生。

    照片：治理后的北护城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