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困难的时候，龙迪曾做过噩梦，梦见4岁的女儿遭遇了性侵犯。
那时，她正在香港中文大学心理学系攻读博士学位，研究课题极其敏感——“华人家庭面对儿童性侵犯的家庭经验”。在多次接触具体案例之后，那些遭受性侵犯的儿童及其家人的苦难，给龙迪带来了巨大的情绪冲击。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始终处于“一种深深的幻灭感”中。走在路上或者在课堂上，经常会莫名其妙地流泪，整理采访录音时，听到一点点当时的工作失误，就会产生强烈的内疚感；她甚至出现了严重的失眠和厌食症状，噩梦不断。
曾有人劝龙迪：“这样的课题，很多经验丰富的心理治疗师都无法掌控，你又何必自讨苦吃？把中文媒体的相关报道拿出来分析一下，就可以写论文毕业。”
但她还是决定“直面苦难”。到香港攻读博士学位之前，这个外表看上去柔弱的女性，在一家中央级媒体的心理热线担任过7年督导，先后有20多个未成年人向她倾诉过自己曾经遭遇过的性侵犯。“面对一个个像你我一样有血有肉的个体，我实在无法用那些冰冷的铅字和数字来阐释生命。”她说。
从2003年到2005年，两年多的时间里，龙迪深入事件现场，对6个遭受性侵犯的女孩及其家庭进行了跟踪研究。随后，她撰写了35万字的题为《性之耻，还是伤之痛》的博士论文，并于2007年5月结集出版。据称，该书是中国内地第一部关于儿童性侵犯的社会工作研究文本。其一经面世，便受到政府相关部门和学界的关注。
“我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够让人们了解受害儿童和家人的真实生活状态，更有效地协助他们面对和处理心理创伤。”龙迪推了推鼻梁上的黑框眼镜，镜片后投射出的目光极为严肃。
在悲剧发生后，人们更多的是对施暴者的谴责，却忘了真正需要帮助的，是孩子和他们的家人
如今，只要打开中国内地最具影响力的门户网站，就会发现，儿童性侵犯已是当下国内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龙迪曾做过一段时间的统计，在国内某个最具影响力的门户网站中，每天至少有一则相关的新闻报道。
尽管中国内地至今仍没有一个翔实的统计数字。但仅据全国妇联来信来访的数据显示，全国各地投诉“儿童性侵犯”的个案，1997年下半年为135件，1998年为 2948件，1999年为3619件，2000年为3081件。
2000年12月，全国妇联对中国北方一所城市中学的全部高中女生，就有关儿童时期遭受性侵犯经历进行了不记名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在被调查的985名女生中，有四分之一的人，在16岁以前曾经历过至少一次一种或多种性侵犯，其中年龄最小的仅为4岁。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性侵犯的发生呈上升趋势。
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通过媒体曝光及向有关部门举报的儿童性侵犯个案，只不过是冰山一角，绝大多数受害者选择了忍气吞声，多数公众对这一话题也讳莫如深。
在这样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下，一个中国学者从香港来内地进行儿童性侵犯研究，寻找一个愿意参与研究的受害家庭，其难度可想而知。
为了找到参与研究的家庭，龙迪动用了自己所有的人脉资源—媒体、国内心理辅导专业人员、反对家庭暴力专家、《中国儿童发展纲要》专家组成员、中国青少年法律援助中心、全国妇联、与儿童妇女专题相关的国际基金会驻华办事处、公安部和地方刑警等，但最后回馈的信息都令人失望：寻找愿意参加本研究的儿童性侵犯受害者家庭，犹如“大海捞针”。
龙迪仍做着不懈的努力。她专程从香港回到北京，在北京两个最有影响的“助人热线”开办有关儿童性侵犯的讲座，并在报纸上撰文，希望有相关案例的当事人与她联系，为她提供合适的研究样本。
但结果都让她极为失望。文章刊出后，在近一个月时间里，仅有三人与她联系过，还并不是她所寻找的受害家庭，而是想借助龙迪的“资源”进行研究的同行。
龙迪曾与内地一个女儿遭受老师性侵犯的家庭保持着长期的通信联系。但就在此时，那位受害女孩的母亲突然中断了与她的联系，原因是，这位母亲在过去一年的抗诉过程中，屡遭伤害和失败，因而怀疑龙迪“别有用心”。
“找他们都那么困难，那么，平时还有谁会关心他们的命运？”龙迪说。目前，中国还没有专门的机构，能够为遭受性侵犯的儿童及家庭提供专业的社会服务，就连办类似案件的警察，都被同行们取笑为“刷浆糊的”，意为毫无难度的工作。
然而这项工作的实际操作难度，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像。
国外以往30多年的研究表明，在儿童遭受性侵犯之后，虽然可以通过法律惩罚侵犯者，媒体的公开报道也能推动公众给予受害者道义上的支持和一定的经济援助，但如果未能及时对孩子及其家人进行专业的心理治疗和帮助，多数受害者将会一辈子生活在性侵犯所带来的阴影中。
最明显的心理创伤反应是，儿童身上出现的一系列精神症状：恐惧、噩梦、焦虑、抑郁、暴食或厌食、药物滥用、自杀或企图自杀等。
此外，在遭受性侵犯的同时，许多孩子会收到侵犯者的礼物，如面包、糖果、书包等。“由于还未形成成熟的判断力，这让他们很迷惑，无法把握人与人之间的界限。”龙迪接触过的许多案例都表明，一些遭受过性侵犯的儿童，在长大后甚至会形成“性可以换面包”、“性可以换感情”等畸型价值观。
“在悲剧发生后，人们更多的是对施暴者的谴责，却忘了真正需要帮助的，是孩子和他们的家人。”龙迪说，“如果没有周围人的理解和关怀，那种挥之不去的羞耻感和无助感，将伴随他们的一生。”
父母不必内疚和自责，孩子受伤害，并不是你们的错，你和孩子同样都是受害者
儿童遭受性侵犯后，是否就会终身留下心理阴影？答案也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么悲观。
西方国家的一系列研究显示，儿童性侵犯受害者中占20％~40％的人，没有出现性侵犯所带来的精神症状。而修复创伤的关键，则是受害儿童能否从家庭成员，特别是父母那里获得更多支持。
“可这不是理所当然的事吗？”许多人都曾这么问龙迪，“难道父母会不关心自己的子女吗？”
然而事实恰恰出乎许多人的意料：在面对孩子的惨痛经历时，父母往往很少或很难提供持续有效的心理帮助，“实际上，来自父母的支持是最为困难的。在性侵犯的案例中，最为疼爱孩子的父母，受到的创伤往往最重。不知不觉中，许多父母都会把这种痛苦转嫁到孩子身上去。”
龙迪曾接待过一位女儿遭遇性侵犯的母亲，在日常生活中，这位母亲因女儿未将性侵犯状况及时告诉自己而感到愤怒，常对女儿进行斥责。在向龙迪叙述家庭经历时，这位母亲却泪如泉涌地表露了自己的内疚：“我怎么没早点发现？我真是个不合格的妈妈。”
有许多家长，在事发之后，往往要求自己的孩子闭口不谈有关性侵犯的内容，甚至不允许孩子哭，他们也不愿与周围人谈论这些内心的伤痛。
此外，受害者的家庭还可能遭遇很多现实困难：转学、换工作，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损失和生活适应问题；有时还为不公正的司法判决而疲于奔命，耗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
在这样的过程中，孩子的创伤和家长的应对，“以循环因果的方式”相互影响：遭到家长严厉责备和惩罚的孩子，会很快出现异常的精神症状—愤怒及攻击行为、抑郁、焦虑；而家长一旦对孩子进行了正确的情绪支持，这种心理创伤将明显得到改善。
在《性之耻，还是伤之痛》一书中，龙迪详细地记录并分析了这样一个案例。
这是东北某省农村的一个三口之家，父亲做生意赔钱，又患有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终日陷在麻将桌上，家庭主要的经济来源，来自在工厂打工的母亲，夫妻经常在女儿面前激烈地争吵，有时候甚至大打出手。
在得知女儿遭受性侵犯之后，夫妻俩备受打击，这种强烈的愤怒情绪不知不觉地转移到女儿身上。斥责成了家常便饭，一想到女儿“不完美”，母亲就“恶心”、“生气”、“烦躁”。
龙迪初次进入这个家庭进行调查时，发现那个女童患有严重的心理疾病：说话结巴、连续噩梦并不断尖叫、厌食，一吃米饭就呕吐。这样的症状已经持续了数月，夫妻俩虽然着急，却也束手无策。
随后，龙迪对这一家三口做了一次访谈，并对夫妻俩提出了一系列建议。
龙迪说，从那次家庭访谈后，夫妻俩开始学着避免冲突，并尽可能地彼此欣赏。妻子说起丈夫时，不再满腹怨恨，而是满意丈夫“尽到他的责任”——不责骂女儿，每天陪女儿复习功课，；而丈夫也赞赏妻子比自己“心细”，“全方位”地关心女儿。他对妻子的满意程度是“11分”（满分10分）。
这种家庭关系的改善，也促使受害女童的心理创伤日益修复。时隔数月后，龙迪第二次来到这个家庭，所见到的女童与之前简直判若两人。她会滔滔不绝地和龙迪谈起自己的生活，学习成绩稳步上升，性格也越来越活泼开朗了。
“父母不必内疚和自责，孩子受伤害，并不是你们的错，你和孩子同样都是受害者。”在采访中，龙迪向遭受性侵犯的孩子父母提出了同样的建议，“你们能做的，是在他做噩梦时耐心地陪伴他，告诉他：噩梦会缠绕他几个月，甚至几年，但可怕的场景不会永远跟着他。”
“不让孩子‘提这件事’，并不一定真能保护孩子，这种忌讳可能会增加孩子的羞耻感。好的做法，应当是尊重孩子的要求，帮助孩子把过去的事情说出来，而且不仅要说，还必须帮助她重新理解以往的经历，赋予它成长的意义，化解孩子的耻辱感和罪恶感。”
“同时，作为父母也需要他人关心。要动员全家人一起想办法克服困难，也可以找个能安慰你的人吐吐苦水。你的情绪平稳了，才能给孩子有益的帮助。必要时可向专业的心理治疗师求助。”
不过，龙迪也表示，帮助受害儿童及其家庭康复创伤，仅靠个人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全社会各部门之间的通力合作。“如果我们的社会不能给家庭提供足够的关怀和支持，重负之下的父母，有几个人给孩子足够的心理空间疗伤？又怎能为孩子提供有益的支持和保护呢？”
这种从容、镇定和成竹在胸，折射出的是建立在专业训练基础上的自信心态
在香港的两年中，龙迪曾在香港社会福利署处理虐待儿童问题的机构中实习，并参加社工和警察的联合调查培训。在那期间，她深切地感受到，“以家庭为中心（familycentered）”的多部门跨专业合作模式，在儿童保护方面发挥着巨大的功效。
1991年，香港的儿童性侵犯案件，仅占整个儿童虐待个案的2．6％，但1998年，这个数字飙升到30.7％。针对日益严重的事态，香港以儿童最大利益为准绳，在立法、行政、司法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实践。
从那时起，香港成立了专门的儿童保护机构：在政府的社会福利处设立了儿童保护科及临床心理服务科，对受害儿童提供服务；在警务处内部设有专门的儿童保护科，承办儿童性侵犯等有关案件。
如今，在香港，一旦接到相关的报警，受过专门训练的社会福利署社工和警察就会立即组成一个联合调查小组，在接受调查前，社工会告诉儿童及其家人，接下来将发生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
每一名受害儿童，都由这些受过专门的训练、具有儿童心理专业知识背景的社工和警员进行讯问和记录。对于年龄较小，还不能准确进行语言表达的儿童，警员们会向其提供一些人体玩具模型，模型身上的衣服可穿脱，受害儿童可通过模型，指点自己被触摸或被侵犯的部位。
这些过程，都在专门的小密室中进行，密室内设有单面镜，背后有专门的录影设备，可以录下儿童讲述的全过程。因为新的法例规定，儿童不需要连续不断地遭到讯问，也不用直接出庭作证，第一次讯问过程的录像，就可作为证据在各个程序中加以运用。
另外，香港社会福利署还聘用专门的临床心理学医生，为受害儿童提供心理治疗。在验伤和治疗的过程中，如果家长不同意，医生没有权利把结果透露给包括调查小组在内的任何人。
龙迪曾参观过香港某医院的一间儿童心理治疗室。厚实的隔音玻璃，把杂音严实地挡在了门外；墙壁上全是漫画和儿童海报，遍地都是儿童玩具，甚至连儿童们的病历纸，背景都是各种熟悉的卡通人物。
冲击接连不断。
有一次，龙迪跟随一个社工，前往一个受到邻居性侵犯的5岁女童家中走访。这个女童的父母是香港的低收入者，住在政府提供的廉租“公屋”中。
社工提前45分钟到达了女童家楼下，并在楼四周进行了详细的观察和走访。她告诉龙迪，这可以判断出女童日常生活的环境，并为今后的预防和康复提出合理的建议。
离约定时间剩下5分钟，社工才按响女童家的门铃。廉租房不到60平方米的面积中，住着夫妻和5个孩子，显得杂乱无章。地板疏于清洁打扫，已经发黑，还散发出一阵阵难闻的气味。
但那个社工似乎并不在意。她坐下来和女童打招呼，在龙迪听来，“完全是两个同龄人之间的对话”。在获取了所需信息之后，这个社工才开始和女童的父母倾谈，共同商讨下一步的康复计划。
根据龙迪的介绍，在香港，一旦程序启动，与受害儿童相关的各类人员——家长、政府社工、警员、教师、医务人员，将迅速地组成一个高效运转的团队。这个团队像八爪鱼一样获取并汇总受害儿童的各方面信息——身高、体重、血型、家庭状况、性格、爱好甚至日常学习成绩，然后在经验丰富的社工主持下，协商如何回应受害儿童及其家人的需要。
她曾列席过这样一次会议。主持会议的社工，首先向大家简要介绍女孩的现状，然后十分温和地请大家提供帮助和建议。出席会议的人员便开始各抒己见，整个会议的气氛十分平静，完全不像龙迪想像中的如临大敌。
在那一瞬间，龙迪甚至产生了错觉：“眼前这些人谈论的，只是一个不小心摔了一跤的孩子吧？”
“这种从容、镇定和成竹在胸，折射出的是建立在专业训练基础上的自信心态。”多年以后，在向本报记者回忆起这一切时，龙迪还是忍不住两眼放光，“我们平常见惯了‘高度重视’和‘从严从快’，这不仅反映出专业能力的欠缺，而且某种程度上，这对受害儿童和家人还是一种‘隐性歧视’。”
我们仅是从成人的角度一厢情愿地去做，没有考虑到孩子的实际感受
对比香港十分成熟和人性化的事后干预制度，内地现行的方式，无疑十分粗糙和不合情理。对此，龙迪和一个专门处理儿童性侵犯案件的内地警察曾有过激烈的争论。
在处理相关案件的过程中，这个警察曾多次穿着警服、开着警车、亮着警灯，去受害者家中调查取证。这种行为被龙迪直斥为：“这是对儿童的二次伤害！”，却让警察觉得很委屈。
“为了尽快地抓住侵犯者，以避免产生更多的伤害，我们不得不向孩子反复发问，以求得更多的细节，从中搜寻到破案线索。”这个警察申辩道，“如果过分强调‘保护’，讯问时就会患得患失，那我们怎么打击犯罪？”
“警察重复询问案情细节，导致受害人不得不反复进行回忆，这本身就是再伤害的过程啊。”龙迪越说越激动，“而且，对于此类‘性侵犯’案件，开警车、穿警服办理显然不合适，这泄露了女童及其家人的‘绝对隐私’，使受害者暴露在周围人群的压力之下，从而更加深了孩子所受的伤害。”
然而不仅是公检法部门，在龙迪实际接触的大量案例中，这样的“二次伤害”几乎随处可见。
曾有这么一个案例。一个小学教师对班级里的数个女生进行了性侵犯。案发之后，当天上午，鸣着警笛的警车开到教室门口，警察当着全班学生的面，把那个老师从课堂上带走了。
不明内情的孩子们在哄堂大笑，对着那几个受到性侵犯的女生指指点点。女生们趴在桌面呜呜地哭，但在整个过程中，没有一个人来给她们解释原因或进行安慰，只有校长进教室喝道：“不许闹！以后这个老师的课程由我来代教！”
随后，警察将这几个女生带到派出所录口供，但侵犯者就在隔壁房间接受审讯，声音听得一清二楚，“你说说，那些东西，孩子们听了，心里会怎么想。”
在审讯侵犯者的过程中，侵犯者的父母得知了消息，冲进了派出所，指着那些女生骂道：“我的娃要是出了什么事，我就和你们没完了。”尽管他们最后被警察拦下并赶出房间，但女生们都吓得面无人色。
晚上5点多钟，录了七八个小时口供后，女生们又被塞入警车，带到当地的医院验伤。医生边检查女生的身体，嘴里边骂骂咧咧：“这个畜生，怎么能对娃儿们干这种事，叫她们以后怎么出去见人啊！”
验完伤，家长们想要急切地知道结果，却被医生断然拒绝：“上面吩咐了，结果现在不能给你们看，只能给领导看。”
“这就是典型的内地处理该类案件的程序和方式，我们仅是从成人的角度一厢情愿地去做，没有考虑到孩子的实际感受。”龙迪无可奈何地笑笑，反问道，“但是，当从头到尾的每一个环节都演变为一种伤害，我们是否应当重新审视自身的文化？我们的儿童司法保护制度与程序是否合理？”
而且，在造成被侵犯儿童“二次伤害”的过程中，媒体报道也经常有意无意地起到负面作用。
龙迪曾亲眼目睹某家电视台采访一个遭受性侵犯的女童，记者让女童对着镜头，回忆当时发生的场景。女童满脸涨得通红地说：“我不敢说。”
“说吧，没啥事。”那个记者顺口说道。
“你凭什么信口开河地说‘没啥事’？！”说到这里，原本倚在沙发上的龙迪猛地挺直了腰，激动地说：“这个记者根本不知道，多一次回忆，就是对孩子多一次伤害！”
还有一些媒体，在曝光儿童性侵犯的案件后，总要贴上“耻辱”的标签。曾有一家电视台的解说词是：“伤害是永远的，对孩子的身心摧残，无论我们采取多少补救措施，都无法挽回，无法弥补”；另一家南方大报在揭露一起幼女性侵犯案件后，甚至称：“女孩被打上了‘永远耻辱’的标记。”
龙迪说，这类关于儿童性侵犯的报道，就是传统观念的载体和复制者。正是因为媒体不断强调这种“无法挽回，无法弥补”的贞操观，使受害女孩不敢说、家长不敢报案，令施暴者屡屡得手，有恃无恐。
在龙迪看来，如果相关部门处理妥当公平，这一类涉及未成年人隐私的案子，根本就不需要媒体的介入。媒体的操作确实有自己的规律，“但起码来说，媒体从业人员需要接受有关专业训练，更深入地了解儿童性侵犯的现象，以及报道的尺度和方向。”
我会告诉她，她没有做错任何事。无论发生了什么，她永远都是爸爸妈妈心中的天使
2005年，龙迪博士毕业，回到北京。随后，她被北京理工大学聘为副教授，担任社会工作系的副主任。“儿童性侵犯”仍是她其中的重要课题之一。
刚从香港回到内地的那段时间，龙迪觉得两地的落差“实在太大”。如今，她却认为这种简单的对比“没有意义”。她最大的愿望，是在国内探索并培育多部门跨专业合作的干预团队，在充分理解中国社会特定的背景和文化基础上，对各部门相关人员进行培训，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不要让受到性侵犯的儿童，再受到第二次伤害。”
当听说眼前这个看上去柔弱的女性，正在研究如此敏感的课题时，大多数认识她的中国人和外国人都会一脸惊愕地问她：“你为什么会做这个选择？”龙迪也戏言：“我已经和人解释了一万多次啦。”
尽管看上去心态轻松，但龙迪坦言，每次进入现场前，她还是会莫名地心烦，有时还会找借口，推延进入现场的时间。她甚至一打电话就开始紧张地深呼吸，碰到占线，她就觉得“松了一口气”，甚至会安慰自己“不是我没打，是打了没人接”。
虽然已经无数次接触过遭遇性侵犯的儿童，但每一次访谈的初期，她都非常紧张，“接触的案例越多，我越怕伤害孩子，就越不能自如提问了。”她无可奈何地笑道。
数年来，龙迪接受媒体采访邀约时，都要以“是否对受害儿童及家庭有帮助”为准绳，因为“每公开一次，对相关的孩子和家人都是一次伤害。”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前，她也“约法三章”：不能在报道中透露任何曾参与她研究的家庭的具体信息；尽量淡化儿童性侵犯的细节；在某些时候，她甚至连例子都不愿意谈。
尽管平常工作繁忙，但龙迪会尽量抽出空来，静心陪伴家人，尤其是上小学五年级的女儿。龙迪说，每当看到女儿纯真的笑脸，自己就会想起那些遭受深重苦难的家庭，“我必须做点什么，否则我无法面对自己的孩子，无法面对自己的良心。”。
“那么，假如有那么一天，您的女儿遭受了性侵犯，您会怎么做？”曾有人这么问龙迪。
“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搂住她。”龙迪微笑着伸出双臂，搂抱空气，仿佛女儿就在怀里，“我会告诉她，她没有做错任何事。无论发生了什么，她永远都是爸爸妈妈心中的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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