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举行结婚仪式的次日，32岁的东北野战军第9纵队政委李中权就率部秘密入关。

    “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突然要求东北野战军提前入关，协同华北野战军歼灭傅作义主力，打对手一个措手不及。”老将军回忆说。

    按照正常的逻辑，刚刚打完辽沈战役的部队至少要休整3个月才能入关。这是军队的常情——大战后，部队必然要补充兵员和枪支弹药。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做梦也没有想到，东北野战军会提前入关。

    从1948年11月22日开始，东北野战军近百万雄师兵分多路先后向华北疾进。

    身在北平的傅作义曾派代表前来和谈，由于双方谈判条件相差甚远，谈判中断。

    傅作义的谈判代表、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邓宝珊曾称，解放军恐怕半年也打不下来天津。

    而身为天津战役前线司令员的刘亚楼却说：“辽沈战役打锦州，我们只用了31个小时，现在我有1300多门炮和坦克装甲部队，再加上34万钢铁战士，30个小时内保证把天津城拿下。”

    1949年1月14日上午10时，随着3颗绿色信号弹的腾空而起，按纵深梯次分布在天津外围的1300多门火炮狂吼着向预定目标轰击。

    今年94岁的吴瑞山，在平津战役中任135师副师长。

    吴瑞山所部403团1营1连仅用三分钟，就将红旗插上了民权门。就在敌人的防御被撕开缺口的一刹那，惊恐万状的敌人发疯似地反扑过来，“子弹和炮弹像下暴雨一样压向民权门”。

    身为副师长的吴瑞山亲率404团冲入敌阵。军首长得知他率部打开突破口，已在战场最前沿，果断下令，让他指挥兄弟部队从民权门突进。

    “我一个副师长指挥兄弟师，他们有些不服。”将军嘴角含笑，有点儿得意，“我在电话里告诉他们，要是不听我的指挥，贻误战机，就怪不得我了。”各部队都争立战功，兄弟师心里憋了一股气，“但他们还是服从了我的指挥。”

    1月15日凌晨5时，404团3营7连战士詹德文高举红旗冲上金汤桥。15日中午，东、西、南三路大军在耀华中学胜利会师。15时，天津战役结束。敌守备司令陈长捷等人被俘。

    刘亚楼没有说大话——这一刻，距战役总攻开始仅29个小时。

    济南战役中，指导员对被炸药震得七窍流血的侦察员徐法全说：“记住， 1948年9月23日你就是正式党员了！”

    两颗红色信号弹升上天空，华东解放军再次将几丈高的梯子竖上了济南城头。9纵25师73团战士于洪铎用肩膀把班长李永江顶上城墙，自己也紧随其后登上突破口。身后，部队像洪水一样涌进了城内。

    8天前，华东野战军司令员粟裕发出了向济南进攻的命令，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的战略决战由此拉开了序幕。

    粟裕的对手是国民党名将王耀武。14年前,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皖南遭到王耀武部堵截，损失惨重，惟有参谋长粟裕率余部500多人突出重围。

    时势变化，今天，率30万大军的粟裕却把王耀武的12万人和济南城围得水泄不通。

    激战一周以后，田世兴带领东野10纵109团抵近到济南内城的护城河边。

    离发起总攻还有几个小时，田世兴摸到护城河边做最后一次战场勘察。敌人在距离他不到30米的城墙上发现了他，多个火力点同时开火把他撂倒在地。

    当田世兴昏迷了20多天后醒来时，他已经躺在济南市立医院的病房里，右眼被摘除，他只能用一只眼睛来欣赏解放后的济南了。

    解放军不会因为主攻团长的缺席而推迟战斗，总攻在9月23日傍晚按时打响。

    无论是西线的109团还是东线9纵的73团和79团，第一批突入城内的部队都惨烈阵亡了，各个部队都太迫切地想活捉王耀武了。

    王耀武以一个旅的兵力从两侧封堵决口，田世兴的5个连队的大部分战士壮烈牺牲。

    战斗仍在继续。9纵侦察员徐法全一口气往城墙下送了9次炸药。“第九次时，我的左腿被敌人打中了。”如今在南京休养的徐法全回忆说。

    徐法全拖着伤腿把第9包炸药送到城墙下，拉响了导火索。一声巨响后，城墙被撕开一个口子，腿上有伤的徐法全也因为没有跑开，被炸药震得七窍流血，昏死过去。

    “等我醒来以后，指导员对我说，记住，1948年9月23日你就是正式党员了。”徐法全在济南城下不但入了党，还立了一等功。

    济南城的防御终于土崩瓦解。国民党一代名将王耀武，从大明湖北岸成仁祠下的指挥所化装出逃，后被山东寿光县民兵俘获。

    解放石家庄：三篇新闻稿，换来一座城

    1947年11月6日零时，解放军向石家庄发起进攻，经过六昼夜的激战，将“固若金汤”的石门攻破，活捉国民党第32师师长刘英。

    这是一场典型的城市攻坚战。

    周长30公里左右的外市沟，沟深约7米，宽约6米，沟内灌有约2米深的积水。“敌人在水里钉上了尖木桩和三尖铁钎。人要是踩进去，脚就会被扎漏。”贺明说，“敌人还在外市沟外建了一条环市铁路，铁甲列车日夜巡逻。”

    今年已近89岁的贺明老人在解放石家庄期间担任三纵8旅23团政委。在那次战役中，该团二营四连率先打开外市沟突破口。

    9日晚，二营四连连长张鸿带着全连战士挖壕沟。他们每人一把短锹，头顶头、脚对脚，先从头部两侧挖起，再逐步往深挖，挖成跪姿、立姿、掩体，然后再把一个个单人掩体打通贯穿。每隔三五十米，还在沟顶上搭上秫秸、门板，修成避弹所。“一夜之间我们就把整个市沟之外挖成了纵横交错、前后相连的一个蛇形交通网。”

    “第二天，敌人向市外一看，吓了一大跳。昨天还是一片平原，转天就遍地是交通壕了。”

    “在发起总攻50分钟后，我们就突破了敌人的第一道防线”，贺明说，虽然对手防守严密，但无论如何也挡不住解放军的勇猛冲击。

    “我们掩护9连进攻。”时任三纵8旅22团机枪连指导员的丁元真回忆说，进攻的前一天晚上，他们开始进行工事筑垒，用麻袋、布袋装上土垒成一个半圆形的工事，各个工事交错分布。9连的同志则早早就把弹药、手榴弹、炸药包、刺刀都准备好。把炸药包捆起来插上雷管。

    12日晨，在连续两次进攻没有成功后，9连3排排长带领几个爆破手躲过敌火力攻击，在城墙一角放好了炸药包。一声巨响，墙被炸开一个大口子，突击队随即冲了进去。

    敌人很快在岗楼上挂起了白旗。中午时分，石家庄核心工事被突破，敌师长刘英被俘。

    蒋介石不甘心丢此战略要地。1948年10月，锦州失陷后，蒋介石从南京飞赴北平，与傅作义密谋突袭石家庄。当时，解放军在石家庄的兵力只有一个团1000多人。最近的部队即使日夜兼程，也得5天时间才能赶到石家庄。

    此时，毛泽东巧妙地唱了一出“空城计”。根据情报，他分别写了《蒋傅匪军妄图突击石家庄》、《华北各首长号召保石沿线人民准备迎击匪军进扰》、《评蒋傅匪军梦想偷袭石家庄》等新闻稿。收听到广播后的蒋介石急令收兵。

    两天后，当蒋介石获悉解放军第3纵队31日晨才赶到沙河负责阻击任务，而此之前中共首脑机关驻地西柏坡确实没有守兵的时候，捶胸顿足，追悔莫及。

    苏旬老人说北平和平解放时：“我特别好奇，想看看共产党到底是些什么人！”

    出北京西直门，沿白石桥，达玉泉山，这条明清王朝使用了500年的运水通道在1949年的春节前夕显得异常繁忙。

    这一年的1月，燕京大学的教授们每天仍然裹着厚重的棉长衫和围巾，骑着自行车穿过西直门，去往城外的学校教课。但与往年不同的是，出了国民党重兵把守的西直门后，教授们就出了“国统区”。

    人民解放军已经将解放区的边界推进到北平城下。海淀、青龙桥、香山，到处是戴着狗皮帽子的东北野战军，进入北平已如同囊中取物。

    经过难熬的1月15日，傅作义的谈判代表、华北“剿匪”副总司令邓宝珊终于在《北平和平解放协议》的草案上签了字。

    在那张经典的北平城防务交接的照片中，人们看到的是这样的画面：两辆吉普车停靠在城墙下，两队军人相互持枪敬礼，冬日的太阳把军人和汽车的影子都拉得老长。

    1949年1月31日中午，一辆敞篷的美式吉普从白石桥开到西直门下，跟随美式吉普一同到来的，还有一队身穿黄绿军装的解放军部队。这一队军人除了全副武装外，臂膀上还多了一个墨绿色的袖章，上书：“平警”两字——在和平协定签订以后，人民解放军按照协议前来接管北平防务。

    “我们做了一面大号的军旗，还特意挑选了3名大个子战士，作为旗手。”当时担任东北野战军4纵政委的莫文骅生前曾回忆说。

    北平城里早就传解放军要在13时进城，大队的学生和市民迎候在西直门下，队伍从西直门一直排到了西单。14岁的苏旬家住在华嘉寺胡同1号，她也一个人挤在西单的路边。“当时谣言很多，我们小孩子对共产党挺害怕的。”苏旬老人回忆说，“但是我又特别好奇，想看看共产党到底是些什么人！”

    解放军顺利地进入了北平，开始分散驻扎下来。苏旬家的院子里也驻了一个排的解放军。有些好奇的苏旬在窗户上抠了个孔，看着这支部队每天按时起床，开饭，有条不紊地干着自己的事情，除了春节来借过一次面板和擀面杖，他们并不打扰自己的生活。

    而在此期间，北平的电灯照亮，自来水照流，商店照常营业，天桥的艺人们照常玩着杂耍，住在城里的燕京大学教授们仍然穿梭于西直门内外去上课或回家。

    秦镜老人回忆，在苏中七战七捷中：“敌人像疯了一样。”

    1946年7月13日至8月31日，后来成为开国大将的粟裕指挥华中野战军3万余人，在江苏中部（简称苏中）地区同12万国民党军队决战，连续取得七次胜利。这，就是我军历史上有名的苏中七战七捷。

    朱德说：“粟裕在苏中战役中消灭的敌人，比他自己的兵力还多。”

    围攻中原解放区后不久，蒋介石便令盘踞于江苏南通的第一绥靖区司令汤恩伯（后由李默庵接任），兵分四路，向苏中解放区分进合击。

    面对一比四的悬殊兵力差距，粟裕一反诱敌深入的传统战法，选择了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83师首先下手。

    “敌人准备7月15日进攻。”老兵秦镜回忆说，“而我们却在7月13日晚就主动进攻了。”

    战术很高明，战斗也很艰苦。

    “130多人的大连队，战斗后只剩26人。”作为当年华中野战军1师的连指导员，83岁的老战士黄浩对苏中战役第一仗宣（家堡）泰（兴）战斗记忆深刻。

    1946年7月13日22时，22岁的黄浩率一个连遇上了小河对岸的敌人一个营。反复冲锋后，黄浩在接近一间敌占房屋时，右腿中弹。

    不到60小时的宣泰战斗，歼灭了国民党整编第83师两个团另两个营，生俘敌第56团少将团长钟雄飞等3200余人,这是解放军首次歼灭美械装备的蒋介石嫡系部队。

    “枪口的火药味还没散，我们又挥师东进——保卫如皋城。”秦镜回忆说，仓促到什么地步，部队连打扫战场都没有来得及。

    如（皋）南战斗，歼敌1万余人。表现出色的秦镜战后被提升为7团参谋长。

    李默庵命黄伯韬兵团第25师向华东野战军驻地江都县邵伯镇进攻，粟裕决定攻黄（桥）救邵（伯）。

    “这是一着奇兵，也是一着险棋。”粟裕生前回忆说。一招险棋，为粟裕带来两场大胜仗。

    8月25日下午，华中野战军第6师在如黄路分界地区与国民党军第99旅的战斗打响。第1师也在如黄路加力地区与如皋出来的敌人遭遇，双方展开激战。

    同一时间，邵伯保卫战也在紧张进行之中。

    “敌人像疯了一样。”战斗组长韩正平站在齐腰深的水沟里，整整坚守了12个小时。

    如黄路战斗，华中野战军共歼敌两个半旅，1．7万余人，创造了解放战争以来一次作战歼敌最多的新纪录。

    在孟良崮，现年88岁的秦镜亲眼见到：“常胜将军”张灵甫被毙后，胸部弹痕累累。

    “‘运输师长’张灵甫，工作热情又积极，运武器、送弹药，慰问我参战野战军……”

    在钟山脚下的一个干休所里，当88岁的秦镜老人对记者唱起这首庆祝孟良崮战役胜利的歌曲时，依然声音嘹亮：“60年前的血战，就好像发生在昨天。”

    1947年3月底，国民党以24个整编师、45万人，开始向山东解放区发起大规模进攻。5月11日，急于抢头功的张灵甫率整编74师甩开两翼掩护部队，孤军深入，由垛庄经孟良崮西麓向华野展开进攻。

    “上级命令我们以最快的速度对整编74师实施包围。”秦镜回忆说，他所在的团担负了防止敌人从蚌埠方向突围的艰巨任务。

    当华野以5个纵队、10万兵力从正面对74师实施围攻，而被称为“常胜将军”的张灵甫不但没有迅速撤离，反而铤而走险，将部队拉上了就近的孟良崮山麓，主动让解放军来包围自己。

    这一步险棋一下把作战双方推上了决战关头：摆在华东野战军面前只有两种可能——要么迅速消灭74师，要么就是被74师粘住，反被周边40多万国军党军包围。

    16日凌晨1时，华野向孟良崮发起总攻。“敌人的轻重机枪不停地扫射，简直是把子弹往山下倒。”秦镜说，我攻击部队在敌人密集的火力网下，被压得抬不起头来。秦镜那条很宽很厚的武装带也不知什么时候被打了四个子弹洞。“子弹都是从正面打中的，皮带下的衣服都穿透了，不知为啥没有打破我的肚子。”

    3天里，全部美式装备的整编74师3万余人全部被歼。

    登上孟良崮主峰的秦镜看到了张灵甫的尸体。“他显然是被击毙的。”老人清楚地记得，“在主峰高地西侧路北40米处，张灵甫头朝东、脚对西，仰卧在地，胸部弹痕累累。”

    有“抗日名将”之称的张灵甫受到了“厚葬”。当时担任华野6纵政治部副主任的谢胜坤主持了仪式。

    一棵古树下，放着一口半人高的大棺材。棺材是买来的，十分华贵。棺材旁边停放着张灵甫的尸体，已经为他穿好簇新的军装，洗过脸，伤口也整饰过了。由于当时没有找到合适的国民党军服，张灵甫是穿着解放军的军服下葬的。

    掩埋张灵甫前，谢胜坤向上级请示：俘虏中的一个少将旅长和8个上校要求最后看一眼他们的师长张灵甫。“大家都觉得，他们跟着张灵甫出生入死，这种感情难能可贵，就同意了。”

    9个国民党将校走到担架旁边，围成半月形，跪下，痛哭流涕。

    朱连波老人回忆清风店战役：“我们靠两条腿，跑到国民党前面去了。”

    两夜一天行军200多里，变追击为伏击的那一刻，是78岁的朱连波老人永难忘怀的记忆。

    1947年4月至7月，晋察冀野战军连续发起正太、青沧、保北战役，三战三捷。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指示晋察冀野战军乘胜追击，在保北地区歼灭敌一两个师。

    “我们每天要警戒、放警卫哨、修工事。”当时在3纵9旅当副排长的朱连波老人回忆说，他们部队在固城，任务是歼灭来援之敌。

    机会出来了——17日黄昏，野战军命令一部分部队在徐水地区将企图沿平汉路南下的李文部阻住。保北地区的其他部队则立即进行强行军，向南疾进，把北进的敌人歼灭在方顺桥以南地区。

    时机到了，但任务艰巨。敌人到方顺桥不过90余里，而我军要赶到方顺桥以南地区，却有200多里。

    “17日晚上，我们就出发了。”朱连波说，10月的华北秋高气爽，但走得并不轻松，“腿都木了，汗湿的衣服贴在身上，晚上又冰得难受。”

    “脚底板打泡又磨破了，踩在地上像针扎一样。”朱连波说，幸好老百姓帮了大忙。每到一个村庄，他们就送开水、给干粮、送鞋子，还有打快板、喊口号的。“很多群众帮我们扛枪背子弹，让我们空着手走”，朱连波说，“就这样，我们靠两条腿，跑到国民党前面去了。”

    “一昼夜从保北赶到清风店，这根本不可能。”罗历戎断言。

    直到20日拂晓遭到伏击，罗历戎才知道自己犯了错。

    “虽然十分疲惫，但是一打起来，那股冲劲儿就又上来了。”朱连波说。经过一天的战斗，野战军将罗历戎剩余的1万多人全部围困在西南合村。

    22日，野战军突破国民党军阵地，化装成士兵的罗历戎被俘。当他见到自己在黄埔军校的老师聂荣臻时，这位曾放言要给老师一点颜色看的国民党将领沮丧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