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女作家徐坤在湖南文艺出版社推出其第三部长篇小说《野草根》。这一次，她将目光投向了底层女性，书写她们在时代浪潮中颠簸、坎坷、流离的生活和命运。

    《野草根》以倒叙和追忆的方式记述了于老太太、于小顶与于小庄姐妹和夏小禾，一个家庭的三代女性在不同时代洪流中的艰难成长，透视了近半个世纪里残酷的女性命运。孤儿夏小禾从小在一片掐架打骂声中长大，在经历了肉体和灵魂的蜕变后成为集团总裁的秘密情人，从此百炼成钢。母亲于小庄从知青年代走来，被男人玩弄、抛弃，最终死在传统的处女情结下，二十九岁便凄然离世。大姨是她那个年代的“超女”、知青典型，当迷信和狂热被惊醒之后，她勇敢而决绝地抛夫弃子，为重新树立的生活目标艰难地自我排毒。

    然而，不管命运如何多舛，这三代女性始终在生活的夹缝中挣扎奋斗、狂欢跳跃，她们宛如那随风摇曳的野草根。“这部小说的‘关键词’很明确：时代、女性和命运。”徐坤创作小说的思维更接近学者。

    《野草根》的创作源自一种对“人生无常”的体验。去年“五一”，徐坤回沈阳老家探亲，参加世界园艺博览会后顺道去祭扫了徐家祖坟。驱车进入坟地，路的两旁都是因树瘟而枯死的千年老树。“从喧嚣热闹游人如织的闹市突然进入肃穆萧瑟的墓地，有种时空换位的感觉，我顿时特别感慨，觉得人生无常，过了几十年，也许我也还是会回到这个地方。”那一刻，敏感的徐坤甚至想到：“我最后的归宿在哪里？”

    回到北京后，她开始重新构思，于是有了现在的这部小说。如“野草根”般的人物生命力极强，在时代浪潮的剧烈颠簸下依旧顽强地生活下去，这也是底层人命运多舛的写照。“我感叹于老百姓生生不息、世代相传的朴素生命哲学和那种生之韧性。”她甚至回忆起自己的奶奶，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那些疯狂的日子里，这位大字不识的老人家，却懂得用“孔孟之道”，用“上大学”的理想教育自己的子孙。有评论称《野草根》为“女版的《活着》”，不无道理。

    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中期的徐坤，也有过一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经历。大学毕业她刚分配到社科院工作不久，就响应政策号召去河北锻炼一年，“头一次看到农村、接触生活，通过农民的眼睛反观到了自己的形象，意识到了知识分子的担当。”

    后来徐坤的作品有一些转向，比如将目光转向底层、转向底层女性的情感世界。她笑着说，“人是在自己的作品中不断成长的，所以风格多少会发生变化”，“有人说成长就是不断世俗化的过程，但成长也同样可以看作是不断提升自我认知的过程。”

    《野草根》中四个主要女性形象都令人印象深刻，徐坤认为可能是受了之前创作和改编话剧的影响。言语中，她流露出对泼辣的于老太太这一人物形象的喜爱，“老太太着墨不多却很立体，像是戏里的人物，一出场就有亮相的效果。”而在对这三代女性命运的安排上，徐坤就多少显得“无情”。小说中的女性似乎总与爱无缘，“女性的情感方式就是这样，她们珍惜自己的感情，但还是会受到伤害。而相应地，我书中的男性形象都有很多人性上的缺陷，我无意批判什么，但正是通过这样的映衬，才显示出女性顽强的生命力和命运的波折。”徐坤说。

    徐坤表示，在对命运的抗争上，她更偏爱于小顶，一方面是这个人物贯穿始终，另一方面，于小顶的遭遇和成长经历也印证了当下精英女性都会经历的痛苦蜕变过程：自我撕裂、与过去告别、自我排毒、不断为自己寻求新的目标和出路。

    生活中的徐坤也和小说中的她们一样，始终热爱着生活所赋予的一切。也许是遗传了父亲的基因，性情中人的徐坤，对花花草草情有独钟。她把花草当亲生的孩子一样宠爱着，在北京鲁院进修的四个月里，她害怕花草独自留在家中会寂寞，便一股脑儿都随身带去。二十平方米不到的鲁院小卧室里，阳光充足，放在窗台上的杜鹃开得特别灿烂，引得很多同学前来观赏。徐坤说：“我相信花草有生命，会解人意。我每天抚摩和注视她们，她们就能长得枝繁叶茂，我甚至能感觉到她们在一瓣瓣地绽放，能听到花开的声音。”

    目前，徐坤正着手准备一部奥运题材的小说，预计十月完稿，“通过采访，接触到形形色色的社会各阶层的人，了解到他们的生活和想法，被中国当代很多官员想做实事的精神感动。我能感受到这个社会的发展，国家未来的希望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