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都有一种嗅觉。所以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所以道不同不相与谋、话不投机半句多。凭借一种嗅觉，我知道宁肯是一个可以长期做朋友的人。虽然我和他谈话并不多，也并没有腻味亲密的交往——有时候话说得越多，知道得越少；相处越亲密，相隔越疏远。这是一种现代都市的微妙、交往的悖论、相处的荒谬。而且，我想宁肯也并不知道我对他的评价。但我仍然认为，他是一个让我可以随时抓起电话谈谈心事而不被客气和曲解所拒绝的人。

    我第一次见到宁肯是2004年《北京文学》组织去川西、康定、四姑娘山。当时大队人马六七十人，三辆大轿子车，每一天行程都在海拔4000米以上。沿途的沟壑边上随处可见“吊车服务，五十元”的标牌。在这种条件下旅行是最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印象也是最牢靠。当时宁肯在网上连载《蒙面之城》刚冒出来，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人调到《十月》杂志任副主编，人正当红花正旺。但是他像一个成熟的旅者。中等个，平头，北京方言。穿着普通、舒服而实用。跟谁都客气随和地招呼，没有社交痕迹也没有亲昵的废话。我知道“越特立独行越平庸，越与常人无异越魔幻，越是心智别致越需要化妆，越是得意越自谦”的道理。以眼睛一扫，给他一个X光一样的透视，一眼瞥见他在自谦外表下与既定秩序格格不入的禀性。

    人在某种程度上只能写自己。《蒙面之城》中的三个男主人公，每个毛孔都散发着野性。宁肯无意间透露了他自己：在现代文明的挤压下内心野性，却不得不选择的几种反常的出路。他喜欢写一些半好半坏的孩子，那些孩子做一些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的事，让人想起《美国往事》中那些流浪、怀旧、感伤、反叛、调皮的捣蛋鬼儿。后来跟宁肯吃过几次社交饭。一次是跟中青社名编隆冬、《钟山》主编贾梦玮、还有徐坤。我记得宁肯在他们吵吵嚷嚷的间歇忽然低声说，你写的东西偏于心理。我很愿意写心理崩溃的小说。也许就是那一刻，我觉得我发现了一种语言，我是可以和他对话的。

    人生舞台，生旦净末丑。有人喜欢在风口浪尖。王朔说他喜欢在一帮人后面哑着嗓子骂傻×。我小时候的理想，永远是跳《红色娘子军》群舞中后排左起第二个，总之是愿意做台下走神的观众，起哄的群众演员。宁肯，我觉得，他既不是假正经的小班干部，也不是调皮捣蛋的坏孩子。他的关键词是面具，犯上，贪玩，清高，赌博，旅行。他内心骄傲，孤独神秘，厌恶人群又不愿脱离人群。“在纸牌桌上常常与别人赌得昏天地暗，直到天亮，然后我陷于深深的孤独，脑袋一派茫然”。他喜欢这种异样，他是分裂的，像两个或两个以上人活在他的身上。他像是人群中的蒙面人。他也从事过多种职业，泥瓦匠、教师、推销员、记者，广告人，也当过小官。有一次他在办公室，讲他们家的狗长得像杰克·伦敦，叼着他的臭袜子站在门口，特另类、特不服气。有时它叼一根黄瓜头儿像叼着一支雪茄，很酷。他说这话时作为一个部门负责人，比一般同事还不正经，懒散，宽松，把人当人。

    后来宁肯又出了新的书，比如《沉默之门》、《环形女人》之类。但人已经少了青春的痕迹。远远地看去，青春晚期的男女都是空气中放置久了的一只苹果，慢慢内耗，慢慢萎缩，然后迅速老去。他们，只有在鬓角和下巴的轮廓上，模糊可见青年时代狂放的痕迹——鬓角和下巴之于男人，正像额头和脖颈之于女人一样，是树上的一道藏不住的年轮。当然他们的腹部也会暴露年龄的秘密。他们的腹部暴露了秘密，正像女人的臀部暴露了秘密一样。反正男与女，在时间面前，一样的同命相怜。

    他只在意自己的带着面具的内心。“我不一定要成功，但一定要健全，完整，长寿。”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