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此次日本地震来讲，不论后果如何，其潜在或现实受害者，多是和你我一样的小老百姓、守法公民，他们和我们一样为生计奔波、为儿女呵护、为社会出力。在他们身上，没有军国主义的影子，没有鹰派政客的嘴脸，没有极右狂热者的脸谱，甚至不少人都是中国人的朋友。然而，不知为什么，总有一些人，一听说某国遭灾了，马上就联想到N年前的国仇家恨，翻出历史的旧账，让“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反华分子”所在国度的后人们来偿还。多少年过去了，这种单一错乱的“报仇”思维依然生生不息，而“生命至上、同类相悯”这些最基本的人本价值观，还没有深入人心，实在令人错愕。甘地、马丁·路德·金在执着反对某个恶的制度的同时，不忘告诫人们要学会宽容，因为“因剑得到的也必将因剑而失去”——多少年过去了，这些思想还寂寞地躺在蒙尘的书本里吗？难道“宽容和仇恨”就真的与我们一些的愤怒年轻人，格格不入吗？

    仇恨只会蒙蔽我们的眼睛，只会阻碍我们的理性发展和融入全球的脚步。从1945年到2007年，日本军国主义之“可憎”实质上已经更多转变为国民素质上的“可怕”，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对“可憎”奢侈地井喷我们的口水，但对“可怕”，除了自省别无他路。如果再不对“可怕”作出理性的反应，我们将来只能做一个可怜的“怨妇”——可怜之人必有可憎之处。日本国民的“可怕”之处在哪里？

    1994年广岛亚运会闭幕式结束后，6万人的体育场竟然没有发现一片废纸、一点果皮垃圾。次日，世界上好几家报纸惊呼：“可怕”的日本民族！

    一位北京学者在日本遇到一次严重的堵车，成千上万辆车首尾相连排了上百公里。然而令他感到震撼的是，所有的车辆都很有秩序地排在道路的一边，而另一边逆向车道空空荡荡，无人争抢。

    1995年阪神大地震后，一家信用社向很多灾民提供了一笔不菲的无息贷款，这些贷款无须担保，只要把姓名和联系方式留下即可。三年后，“可怕”的事情发生了——所有贷款全部还清，没有一例拖欠。（以上事例摘自李建权先生的《日本精神》一书，新华出版社2007年出版）

    联想到十几年前那场震惊全国的“中日夏令营较量”，对今天的日本民族，笔者似乎只能用“可怕”来惊呼！

    这是怎样的一种“可怕”——是高度的文明素养，是高度的诚信，是高度自信的心理，是高度发达的教育。这样一种“可怕”，我们或许很陌生，但我们也曾经拥有过。那是在中国历史上最强大、最包容自信的唐朝，据《旧唐书》记载，贞观四年时，唐太宗李世民将全国290名死囚放回家过年，约定年后回来归狱。结果，所有死囚全部按时归狱，唐太宗因此释放了这些囚犯。这不是孤立和偶然的，和当时“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社会道德风貌和民众文明素养相呼应。这也是一种“可怕”，正因为极度稀缺，所以让我们看来不可思议，才知天下竟有如此之高的文明素养，所以才会令人惊诧得可怕。

    简单的仇恨让我们忽略了日本民族的“可怕”，让我们失去了从他们身上汲取养分的意识，让我们忘却了自己历史血液里曾流淌的荣光。宽容不意味着怯懦，而是一种强大后的自信，自省不意味着忘记，而是让悲剧永不重演的自我强大。如果所有这一切还不足以让很多人警醒，那么就听一下一位研究日本问题的西方学者的话吧：日本人会比大多数人都更快地向不可抗拒的力量卑躬屈膝，并与在道德上占有优势者合作。

    只要不丧失理性的独立思考，中国的青年应该可以判断出我们究竟该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