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注意到，当天好几家网站都以“公路收费期不得延长”的醒目标题，将此新闻置于醒目的头条位置——媒体所以集体“隆重”地关注一条地方性法规，是因为这条法规戳到了当下“收费绵绵无绝期”问题的公众痛感：公路以“收费还贷”的借口收费已收上了瘾，许多公路的收费早超过当年贷款的10倍，甚至有公路盈余已近6亿元，但仍在继续收费；许多公路收费早已到期，政府一个文件就能让收费站“超期服役”；不少公路的收费都被用于职工奖金福利，如此收费自肥下，有公路得收756年才能还完贷；北京更有一家公路公司公开宣称，他们就是再收费一百年也合法，何其霸道和嚣张！

    《北京市公路条例》将有助于治理公路收费乱象。但必须看到，要真正遏制公路乱收费，政府部门必得“超然世外”。如果部门利益深陷于公路超期收费的利益陷阱中，就不好办了。从中国的治理实践可以看到，即使再坏的事情，如果政府部门能从中受益，在巨大的利益诱惑下，再严厉的法规都会失效，再有决心的治理都会无疾而终。

    先看看那些现实吧。房价畸高的事情够坏的吧，既让公众买不起房又隐藏着巨大金融风险，可因为地方政府在其中有巨大利益（卖地财政），这么多次的调控和治理都陷入了“空调”。环境污染的事情够坏吧，既伤害了公众的健康又影响了地方的可持续发展，可因为地方政府能从污染中获益（污染企业创造了GDP），再严厉的环境法规和环保治理都治不了污染——从乱收费到不作为，审视中国当下社会领域那些老大难问题可以发现，它们或多或少地都纠缠着某种政府私益。再严厉的法律和政策也得政府去执行，如果政府是既得利益者，怎么会依法向自己的私益开刀？

    不仅社会问题的治理，改革中出现的一系问题也是如此。那些改革推行最为成功、最为彻底、最雷厉风行的领域，往往是那些官员在其中没有既得利益的领域。如工人下岗，说下岗就下了；教育收费，说收就收了；各种民生福利的市场化改革，说改就改说涨就涨了。可一旦涉及官员和政府私益，改革就会受到阻碍。比如公车改革、干部人事改革、公务员住房改革、财政预算改革等等，掌握着利益分配权力的阶层怎么也舍不得放弃既得利益，要放弃就得用货币赎买，货币太少绝不乐意。

    再来看看公路收费这事儿。表面上看，公路超期收费的获益者是许多企业。其实不然，一些地方政府实际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利益角色。首先，许多超期收费的公路并非企业经营，而是地方政府在“收费还贷”的名义下收“买路钱”。那些收费很多都直接进入了地方政府部门的“小金库”，成为其取之不竭的财源。正如“养路费”在不少地方已成为“养人费”一样，公路收费也已成为一些政府的“养人费”。然后，即使是“经营性公路”，其中也有政府的利益，许多“经营性公路”都是由“政府还贷路”转变而来，利益集团在其中获得了相当多的利益，以至如今不得不纵容企业超期收费。还有，当下一些收费公路的贷款、还贷等情况，完全是一笔糊涂账，许多部门在暗箱操作中攫取着许多见不得阳光的利益。

    在遏制公路超期收费问题上，其实并非无法可依。“收费期满必须终止收费”在《公路法》、《合同法》、《收费公路管理条例》、《价格法》等法律中早有过明文规定。但是，沉疴难愈，不得不出台新的法律予以治理。这么多法律，哪怕其中只有一部法律真正发挥作用，甚至只有一个条款落到实处，公路收费都不至于失控。权大于法的现实中，当一个法律针对一种“政府能从中受益”的事情时，总会显得脆弱无为。

    西哲云：不能容忍人从其错误中获益——要想治理公路超期收费问题，要想让规范公路收费的法律起作用，首先得破除政府的私利。其他的社会问题治理和改革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