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0日上午,在山东威海市最著名的景区,一位身材魁梧的男子站在书摊旁,反复向游客吆喝着一句话:“大家看一看,这是我自己的经历,五次穿越罗布泊,两次寻找彭加木。”一名来自湖北约20多岁的女游客,停住脚步,盯着他看了一会儿,疑惑地问:“你是彭加木吗?”
他已经习惯了这种问题,微笑着回答:“我叫唐守业。”他觉得有必要向这位游客简单介绍一下彭加木的情况,但对方听着,皱起了眉头,抛下一句话转身走了:“吓死人,你跑到那里去干嘛?”
唐守业签售的是他的新书《寻谜彭加木》。这位《威海晚报》的原副总编,同时还是寻找彭加木的发起人,兼探险队队长,这本书是根据他的亲身经历和采访写成的。签售20多天来,各地游客反馈的信息让59岁的老唐感到不安。“很多年轻人根本不知道彭加木。”他面色凝重地说。
老唐非常渴望那个“光辉的名字”能为大众所熟知。2004年及2006年,他两次组织寻找彭加木活动,虽然无果而终,但这丝毫不影响他的决心。“只要一天寻找不到彭加木,我就会一直寻找下去。”
你带回的夜光杯已破碎,我今天又买了一对,留念
2001年10月15日上午,唐守业一行13人,东西穿越罗布泊,第一次来到彭加木失踪纪念地:库木库都克。这里距敦煌约280公里。一座朝向西南的纪念碑,已在风沙中孤独地挺立了20多年。
纪念碑是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罗布泊考察队于1981年立的,上面刻着隶书:一九八零年六月十七日,彭加木同志在此科学考察时不幸遇难。
唐守业出发前,与彭加木的夫人、远在上海的夏叔芳老人通了电话。1990年9月,夏叔芳曾亲手将一个装有照片、短信和留言的铁盒子埋在纪念碑下。她一直惦记着它。老人在电话那头叮嘱:“唐先生,你替我看一看啊!”
铁盒子长约30厘米,宽20厘米,厚3厘米,由两个半截儿的铁盒插在一起,早已锈迹斑斑。里面有一张4寸黑白照片,照片上的彭加木戴一副眼镜,双目炯炯有神。唐守业忍不住轻声赞叹:“这么秀气、漂亮,就像一个电影演员。”
铁盒子里还有彭加木的女儿彭荔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园的留影,彭荔在照片背面写道:“万分地怀念着亲爱的爸爸!”
看到这里,泪水已经模糊了唐守业的双眼。接下来,他看到夏叔芳留给路人的一封短信:“衷心的祝愿,有朝一日,路过此处的尊敬的同志们能在周围寻找到彭加木的遗体与遗物,万分的感谢与期望。”
夏叔芳在敦煌太阳能宾馆的一张便笺上,还留下这样一段话:“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加木,你带回的夜光杯已破碎,我今天又买了一对,留念。十年前曾在此找寻过你。叔芳,1990.9.21敦煌。”
在“古来征战几人回”7个字下面,她重重地画了一条横线。在便笺下端,夏叔芳告诉丈夫:“明日将西行至库木库都克你遇难处。”
27年前,唐守业还是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广播站的一名记者。他头一次获悉彭加木失踪的消息,是从挂在墙壁上的小喇叭里听到的。他至今清晰地记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出的“语调焦急、低沉、悲凉、但充满期望”的呼唤:“彭加木,你在哪里?”
他也不知为什么,这个与他素不相识的科学家的失踪,竟让他的心情变得如此沉重,“就像自己的家人在那里走失了一样”。
“世纪之谜谁得解?且看我辈五寻彭。”站在彭加木失踪纪念碑前,老唐在自己的名片背面,写下一首七律。
他决定和向导吴仕广一起在全国发起寻找彭加木的行动。两个高大的汉子在纪念碑前把腰挺得笔直,粗壮的双手紧握在一起。
2001年11月8日,唐守业在电话中告诉了夏叔芳老人这个决定。尽管彭加木失踪的第一年,国家曾四次组织搜寻一无所获,但夏叔芳仍心存希望。她向唐守业致谢说:“我在有生之年能听到你们找到老彭的消息,死也瞑目了。”然而老人心愿未了,却在非典期间,因病辞世。这一年,她78岁。
都25年了,你到底倒在哪里了
2004年11月21日深夜的罗布泊,迎来了46人,8辆“丰田”4500越野车,以及3辆后勤大卡车。这支被唐守业称为第五次寻找彭加木的探险队伍中,有一位中等个头,身体微胖的队员——64岁的陈百录,当年,他腰挎手枪,负责彭加木率领的科考队的安全保卫工作。
陈百录和彭加木一起工作、生活了40多天。此刻,在纪念碑前,他恭恭敬敬挺立着,双眼含泪,“好几分钟没有说话”。“彭加木同志,25年了,我今天终于又来看你了,带着考察队来继续寻找你。”老人动情的表达,感动了在场的每一位队员。
在唐守业眼中,这位出生于甘肃的西北汉子非常看重感情。在这次寻找的11天里,他俩同睡一个帐篷。一天夜里,俩人被冻醒,老陈幽幽地说:“今天晚上,彭加木应该给我托梦啊!那时候,我们已经断粮缺水。这次他得问我,老陈啊,你给我带什么好吃的来了?”沉默片刻他又说:“梦着他,我得抓紧时间问问:都25年了,你到底倒在哪里了?”
当年科考,彭加木每天都记日记,100多页厚的本子,都快写完了。几天前的一个晚上,在乌鲁木齐的家中,陈百录声音低沉,在电话中对记者说:“我非常想知道他都写了些什么,在遇难前有没有留下什么话。”
“我们都回来了,他一个人留在那里。”老人长叹了一口气,伤感地说,“我经常想起他。”唐守业组织的这两次寻找,他坚持要参加,只为了却一个心愿:陪着彭加木走出沙漠。
20多年过去了,陈百录的一头青丝早已被岁月染白,但彭加木失踪地的周围环境,却“没什么太大变化”。老人甚至能清楚地指认出当年寻找的车队轧下的车辙印迹。那里有数不清的芦苇包,而他却轻而易举找到了彭加木在找水途中坐下休息的那个芦苇包。
第五次寻找便以此为中心划定核心区,分组行动。每5人一组,每组相隔100米,向东北方向推进。找过的地方留下了若干小彩旗和系在芦苇上的各种颜色的布条。
此前,唐守业曾组织了两次实地考察,得出大胆结论:彭加木不会走远,而且是当天遇难,他失踪的地点应该就在离纪念碑东、北、西三个方向,半径约10公里左右的半圆形范围内。但这里地形复杂,有成千上万个芦苇包,在芦苇包的周围,是望不到头的盐壳地,远看“像大海的黑色波浪”,近看如石头一般坚硬、似钢针一样锋利,敲下一块盐壳板朝地上砸去,会发出钢铁撞击一样的声响。周围还有长着杂草的沙地和无数个红柳滩。
尽管已经有过三次穿越罗布泊的经历,但在此次寻找中,老唐依然觉得头皮发胀,心生恐怖。
跳进芦苇包中间的沙坑,“像跳进一口枯井,心里直发毛,忍不住就要大声说话”。
“你在哪儿?”
“我在这儿!”
“你能看见我吗?”
“看不见!”
其实,两名队员相距不过四五十米。于是赶紧爬出沙坑,直到看到队员就在不远处,才有了安全感。
一次,唐守业离开某个芦苇包下的沙坑才十几米远,他怀疑那里可能会埋着人,想重新用金属探测器探查一遍。他顺着自己的脚印,找了半个多小时,转了一圈又一圈,却再也找不到那个沙坑。
在老唐眼里,罗布泊美丽的日出,造成一种神秘的恐怖之感,“望过去,空旷无人,只有一轮火红的太阳,寂寞地照着这片大地”。
为了判断彭加木是否能走出疏勒河故道去北面大约20公里外的红八井找水,探险队选派9名身强力壮的队员成立突击队,由吴仕广带领,穿过盐壳地,前往红八井。他们将在那里宿营三晚,每人需自背睡袋、简易小帐篷、食物和矿泉水等,大约30多公斤。
“盐壳地这鬼地方不知比沙漠要难走多少倍,其艰难危险也超出人们的想象。”唐守业皱着眉头说。走在盐壳地上,如果抬头望路,脚下就可能失去平衡,如果只是低头走,又可能走错方向。盐壳是在罗布泊干涸后,沉积的盐、碱、硝和泥土高度凝结的产物,在高温作用下,能“嘭”的一声高高隆起,“它们张牙舞爪,锋利异常,有的高达几十厘米,车轮碾过,不要两个小时,就会全部爆胎。”
在这种地里行走,再累也无法坐下休息,只能双手撑腿,弯腰片刻。已经70多次穿越罗布泊的吴仕广,谈起这次穿越,也忍不住感叹:“路极其难走,非常耗体力。”他一不小心,脚下一扭,倒在盐壳地上,扎破了右眼角。
大约12公里的盐壳地,9名强壮的年轻人走了6个多小时,有人花费上千元买的探险鞋被扎穿。有4名队员受伤,还有俩人回到营地就开始发烧。
这次穿越证明:在当年气温高达60摄氏度的情况下,身患两种癌症、年已55岁的彭加木,绝不可能走过这片盐壳地。
那么,就有一种可能,正如吴仕广所推测的,“他可能倒在了盐壳地,受伤了,再也没有走回来。”
2006年4月13日开始的第六次寻找,有来自十个省区的43名队员,他们中有彭加木生前单位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的党组书记、科考人员、记者、企业家、医生、户外运动爱好者。他们同样在盐壳地里吃尽了苦头。一名38岁的男队员在那里迷了路,待星斗满天时才摸回营地,抱着其他队员嚎啕大哭。
这一次,40多人花了两个多小时,把别人丢弃在彭加木纪念碑周围的啤酒瓶、罐头、烂鞋袜、纸盒、破轮胎等垃圾清理干净。此前的第五次寻找,队员们在营地北面30米处竖了一块“寻找彭加木纪念碑”,把夏叔芳老人特制的铁盒子装进一个透明的有机玻璃盒中保护了起来。
这两次行动,探险队都使用了金属探测仪。但在罗布泊,这种号称能探测到地下1.5米深的仪器,竟然对沙子下面大约七八十厘米深处的一个暖壶盖毫无反应,那是唐守业特意埋下的。这让他对国产货产生了怀疑。第七次寻找,他打算从美国进口一种仪器,据说它每定一个点,能探测500平方米,16米深的区域。
彭加木和他的遗物却如同一滴水,仿佛在罗布泊蒸发了
“我敢肯定,找到彭加木时,那些东西一定就在他身上或附近。”2007年7月31日,唐守业靠在椅子上笃定地说,那个能装两公斤水的铝背壶和照相机,“顶多是绳子断裂”,一把地质锤、一个小罗盘、一把美制匕首和一个打火机,也不会走远。细心的发现者还可能从那个黄挎包里翻出几粒糖果,如果它们还没有融化的话。至于挎包里的照相底片、科学考察笔记本,老唐相信它们一定还在。
据科考队员回忆,彭加木出走时,“身穿蓝色工作服,头戴一顶淡绿色太阳帽,脚穿一双42号劳保翻毛皮鞋”,身上就带着那些东西。
1980年6月17日上午10时30分,彭加木在半张16开红格信纸上,用铅笔留下7个字:“我往东去找水井”,独自一人离开营地。这一次,他违反了自己制定的铁的纪律。
12天前,他率领9名队员历时35天第一次成功纵穿罗布泊,短短5天的休整之后,彭加木力排众议,又决定开始东线考察,这一次的行程大约为900公里。他要求大家“不准单人行动、不准单车行动、一个人离开大本营,看不见帐篷必须立刻返回”。他还特别强调:“谁违反处分谁。”
但他一走却再也没有回来。气象记录显示,那一天库木库都克的气温高达60摄氏度。
而在彭加木离开营地前的一个半小时,部队已对他亲自起草的救援报告做出回电,同意先送500公斤水,要求队员们“原地待命”。后来,彭加木执意要外出找水,他认为部队动用直升机送水的代价太大。
对找到水源,老彭信心十足。因为他自带的军用地图清楚地标记着,离营地不远的地方有“红八井”、“红十井”,再远一点还有“八一泉”,而营地所在的库木库都克,在汉语里就是“沙井”的意思。
王万轩是彭加木科考时所乘坐北京吉普车的司机,他和队员们发现,彭队长的脚印歪歪斜斜向东走了约3公里,然后拐了个弧形弯朝北延伸了3公里,又掉头向西北伸展了1公里多,然后消失。他走了一条“大约七八公里的马蹄形找水路线”。
迄今为止,寻找彭加木的最重要发现是留有他屁股坐印的芦苇包和糖纸,这是科考队员马仁文在彭加木失踪的第三天找到的。他告诉唐守业,那个坐印很清楚,可以判断出是面朝北而坐,旁边都是队长那双42号翻毛皮鞋的脚印。那张椰子奶油糖的糖纸就夹在芦苇杆上,是青岛食品厂生产的。马仁文记得很清楚,糖是彭加木在米兰农场休整时买的。
可以肯定彭加木在此休息过。但他到底要去哪里?为何没有留下返回营地的脚印?“我想,这当中一定是发生了谁也难以预料的意外事情。”王万轩推测。
当年彭加木的失踪,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关注,新疆军区和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连续组织了三次寻找活动,历时26天,搜寻范围达4000多平方公里。
第四次寻找始于1980年11月10日,持续了41天,以彭加木失踪前的宿营地和脚印消失处为中心,寻找面积为1011平方公里,有1029人次直接参加了此次寻找。
当年的寻找队伍中,飞行员引起了唐守业的注意。2006年,他花了将近9个月时间,找到了其中的11名飞行员,他们如今分散在新疆、陕西、河南、北京、吉林等地,有的已经退休。
现年50岁的佟青智当年是某机组的副驾驶,他至今还在纳闷:飞机飞得那么低,连野兔、红柳、车轮的辙印都看得清清楚楚,还发现了1963年前后新疆测绘大队遗弃在罗布泊的雨伞,但就是没有发现彭加木和他的遗物,真是奇怪。有一次,飞得过低的直升机腹部竟刮到了隆起的盐壳上,被戳了个口子。
第四次寻找发现了两副野骆驼骨架,捡到了几百年前的4个驼鞍子和清乾隆时代的铜钱、串珠、海贝、马掌以及两件陈腐的民族式皮大衣。
但彭加木和他的遗物却如同一滴水,仿佛在罗布泊蒸发了。
有一种传言,认为彭加木遭遇了强劲风沙,可能被埋有20多米深。“这绝不可能。”陈百录断然否定了这种推测,“罗布泊没有流动的大沙丘,如果老彭倒在芦苇坑里或是风口处,最多也就能埋一两米深。”
在2004年的第五次寻找中,陈百录捡到了一把铁锹,上面刻有“金A”、“JT”等字样,锹把已变形,锹头锈迹斑斑。老陈说,这是20多年前寻找彭加木时,为防止陷车携带的铁锹。
一具野骆驼的尸骨,倒在距离彭加木失踪地不远的低洼处,已有15年,至今尚有近一半的身子骨露在沙土外。在第五次寻找中,探险队遭遇了强大的沙尘暴。唐守业特意做了一回试验:把一只高约40厘米的铁桶放在风口处,不到30分钟就被全部掩埋;而把一根直径10厘米粗的木棍平放在100米外的另一个地方,一整天过去了,依然暴露在风中。
所以,唐守业眼中的罗布泊的风沙,并不像外界传说的那么恐怖:坐在那里,5分钟就能把人掩埋。他说:“不能只用一种眼光来看罗布泊,不同的地方、不同风向、不同方位,掩埋物体的速度和深度截然不同。”
他至今相信,彭加木依然可能躺在某个隐蔽的地面上。
这些平常擅长追踪、扑咬和鉴别的警犬,命运竟被罗布泊改变
资料显示,罗布泊曾经烟波浩淼,一片汪洋,极盛时水域达5350平方公里。76年前,中国地理学家陈宗器等人测量的罗布泊水面还有1900平方公里。陈宗器和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在那里看到许多1米多长的大鱼在仅剩几十厘米深的湖水中挣扎乱串、挤成一团。
这个由塔里木河、孔雀河、车尔臣河、米兰河等四条河水汇聚而成的湖泊,在1962年还剩660平方公里水域,但它以令人吃惊的速度在尼克松总统访华的那一年完全干涸,成为“死亡之海”。
罗布泊的可怕,唐守业听说过,也亲身领教过。
当年参与寻找彭加木的飞行员宋培礼,在1978年的一次罗布泊营救中,发现了3具尸体,前后相隔不到两公里。他还看到过一个“触目惊心、令人难以置信的场面”:30多只大雁,死在沙漠上,依然排着整齐的“人”字形。
在20多年前的寻找中,有6名警官携带着6只战功赫赫的警犬进入了罗布泊。这些平常擅长追踪、扑咬和鉴别的警犬,其命运竟被罗布泊改变。有的警犬胃肠紊乱,发生便秘,一连几天不思吃喝、无精打采。一只名叫“洋泾”的警犬,因脚部扎裂流血,心情极坏,“当时就有点神经质”,从罗布泊归来后六亲不认,见谁咬谁,最后被迫用麻醉枪致其“安乐死”。另一只来自南京的“小熊”回家后,变得凶狠、暴躁,在和其他警犬撕咬时,被一名警察失手打死。
在极度干旱的罗布泊,人会真正体会到水的珍贵。最近的两次寻找,队员们严格恪守着“四不准”:不准刷牙、不准洗脸、不准漱口、不准洗碗。而早晨起床,第一件事不是睁眼,而是清理一夜之间落在脸上的细沙。“如果谁像平常一样先睁眼,那就糟了。”唐守业说。
当然,在这里最可怕的还是迷路。2004年10月26日,唐守业和吴仕广等8名探险队员,在彭加木失踪地考察后,经过楼兰时迷了路。他们在楼兰佛塔前尽情拍照,直到太阳消失在地平线后,才集合到一起向400米外的营地返回。
大家有说有笑走了20多分钟还没到,便停下来,捡来干柴燃起篝火,向待在营地的三位司机传达信号,还扯开喉咙大喊,每人拿着口哨一齐猛吹,都无济于事。
一个半小时后,3位司机感觉不对劲,站在土丘上,朝四周一圈一圈晃动手电筒,才给他们指明方向。原来,营地在佛塔东南,他们却走向了正南方向。唐守业用他那“标准的脚步”一丈量,偏离营地大约170米。
在这个“生命禁区”,生命随时会受到威胁。
唐守业偶尔能在一片枯死的芦苇中发现一支破沙而出、嫩绿嫩绿的新芽,他欣喜不已,赶紧用照相机拍下,似乎只有这样,才能留住它的生命。
2004年10月下旬,他和吴仕广等人穿过罗布泊湖心时,看到一只灰斑鸠,“焦急的上下翻飞,似乎在寻找什么”。他们在一块石碑旁放下食物、水果和矿泉水,想引诱它过来,好一把抓住带出“死亡之海”,但未能如愿。
他们只能遗憾地扔下一些烤馕、白菜叶、苹果和冬瓜,再把几瓶矿泉水倒插在地上,在瓶底划开一条缝,好让灰斑鸠喝到水。
一个月后,唐守业再到这里发现了“那只灰斑鸠”的尸体:它双目圆睁,趴在一块石碑上。几名队员用手电筒往石碑下一照,“地上全是它的脚印,密集而凌乱”。灰斑鸠的身体好像还有余温,应该死去不久,一名女队员流着泪,捧着它的尸体懊恼地对大家说:“我们要是早到一点多好啊!”
第六次寻找彭加木时,唐守业在距离纪念碑十几公里的地方还看到了一对不知名的昆虫,“像一对小情侣”,浑身漆黑,只有指甲盖大小,“连喘气的风都能把它们吹走”。老唐把“小情侣”放在手上,竟然感觉不到一点重量。“估计它们的生命不会维持太久。”
寻找彭加木,要把心态放平,不能有私心杂念
正是在这样令人恐惧的“生命禁区”,唐守业两次发起寻找彭加木的行动。对此,有一些人并不赞同。
2006年5月12日,唐守业结束第六次寻找归来后的第21天,应邀参加某知名电视台的节目录播,作为主嘉宾谈谈“为什么要寻找彭加木”。他高兴地走进演播大厅,迎面扑来11个大字:“寻找彭加木,纪念?还是盗用?”
他感到极不舒服。一年多后,他愤愤地对记者说:“这个主题难道就是栏目组绞尽脑汁,汇集集体智慧的结晶?”
接下来是一场持续了4个多小时、被唐守业称之为“混战”的交锋。嘉宾之一司马南质问他:“你说你是艰难寻找彭加木,我看你倒像是带领团队去罗布泊旅游。”这位反伪科学的斗士看到唐守业红色探险服上印着企业的名称,有点生气,“这不明明是给企业做广告宣传吗?”
另一位嘉宾是作家叶永烈,其观点则让老唐觉得“太武断太霸气”。叶永烈参加过第三次寻找彭加木的行动,他理直气壮地说,当时他们是在找活着的彭加木,“那是有必要、有意义的”,而你唐先生几次去找彭加木,“找到也是一具骷髅,那有什么必要?有什么意义?重要的是学习彭加木的精神嘛!”
回想起这次交锋,唐守业在《寻谜彭加木》的前言中写道:“我的真诚被怪论所亵渎,我的严肃因吵闹所蒙羞,我的执著为偏见所歪曲,我的沉重让庸俗所加剧!”他几次想拂袖而去,最终还是咬牙坚持了下来。
节目播出近一个月后,老唐收到电视台寄来的节目光盘,光盘上赫然写着“彭佳木”。这个错别字令唐守业哭笑不得。7月25日,这家电视台驻京负责人致电老唐表示道歉。
多年来,种种耸人听闻的谣传也在民间不胫而走:有的说,彭加木已被外星人劫走;有的说,他已秘密逃往美国或前苏联;有的说,他因决策失误负疚自杀,等等,究竟何时才能解开这个失踪之谜,消除各种谣传,成了压在唐守业心中的一块石头。每次他听到人们谣传彭加木“叛逃”,便会“怒火中烧”。
但在网络时代,更多的网民似乎只对这些谣传感兴趣,很少有人切实关心:彭加木到底是怎样一位科学家?
这位时任中科院新疆分院副院长的科学家,做梦都想把对罗布泊的发言权掌握在中国人手中。他“在近代历史上,第一次打开了罗布泊的奥秘之门”,并在那里发现了储量丰富的钾盐矿。他曾被郭沫若作诗赞为科学界的雷锋,聂荣臻题词号召大家向他学习。
“我要让更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知道彭加木、崇敬彭加木、学习彭加木,追寻他可贵的拼搏精神和牺牲精神。”唐守业一脸严肃,坚称这就是他发起寻找彭加木的内在动机,他说:“彭加木在我心目中的形象特别高大,所有的中国人都应该向他学习。我寻找他,别人可能觉得不可思议,但我觉得正常。”让他感动的是,这六年来,他得到了单位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
至今,唐守业受邀到大中学校、部队、企业等地演讲已达199场,每次必谈彭加木。这一次,他把手机号“13906302922”印在了《寻谜彭加木》一书的封皮内页。他承诺回复每一条短信,老唐自称“天性好奇,从不安分守己,是名字的叛逆者”,他相信“真诚是人与人之间心灵火花最美好的碰撞”。
“寻找彭加木,我既在乎过程,更在乎结局。因为这个结局,对所有关心他的人太重要了。”当有人问老唐,是不是想通过寻找彭加木留名青史时?他淡淡一笑,说:“我发起寻找彭加木,不一定非要我找到,只要是中国人找到,我都高兴。”
但有些人并不像老唐这么想。去年,网上炒得沸沸扬扬的“疑似彭加木干尸事件”,让唐守业看到了某些人的“浮躁和功利”。今年6月,又爆出一起“疑似事件”,首先报道此事的新疆某报不愿公布干尸发现人的名字。他们最初邀请唐守业同去罗布泊现场验证。老唐已买好车票,人刚到济南,便接到对方的短信:请缓来,事情有变。啥时候再进(罗布泊),没有定下来。
唐守业折回威海,6天后,接到这家报社记者打来的电话,称:我们马上要进沙漠了,告诉你一声,但你也来不及了。唐守业有点生气,对记者说:“我去看看有什么坏处?又不会分他们的功劳。”
他摇头苦笑道:“我发起寻找彭加木,结果成了不受欢迎的人,这不正常。”老唐多次表示,寻找彭加木,要把心态放平,不能有私心杂念,要科学理性,不要发现一具干尸就和彭加木联系起来。
如今,这位年近六旬的探险队长,又开始寻求企业赞助,筹备第七次寻找活动。“我感觉,现在离找到彭加木只有一步之遥了。”他舞动着拳头说,“寻找他,我愿意倾尽后半生的心血。”
照片:唐守业在罗布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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