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5日，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以下简称“仁济医院”）外科大楼13楼的受试者接待室里，一位“家属”对“医生”说：“医生你帮我们决定吧，我们总归要听你们医生的。”

    “你的语气不对啊，怎么能气势汹汹的呢，要很无奈啊。”旁边一个人说。

    说话的人叫卞正乾，仁济医院普外科的一名医生，此时他的身份变成了一部名叫《白领日志》的DV电影的导演。同时他也是该片的投资人、制片人、编剧、摄像、灯光兼音效。

    《白领日志》是卞正乾带领该院的医生和实习医生拍摄的一部反映医患关系的DV。经过一年多努力，该片终于在8月5日关机，目前正在剪辑等待通过网络等方式播出。

    卞正乾说：“只希望大家看完后，如果有人能说‘医生还是蛮苦的’，就够了。”

    投入4万多元，只为告诉人们医生的真实生活状态

    卞正乾，上海人，今年29岁，头发已呈“地中海”之形，喜欢别人叫他“老卞”。

    老卞1996年考入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学了7年临床医学，2003年毕业后进入仁济医院担任住院医生，至今已是第4个年头。

    如果没有这部名为《白领日志》的DV电影，卞正乾只是仁济医院的一名普通外科医生，查房、手术、值班，可能一天做一台手术，也可能一天在门诊接待150个病人，如果碰到“连台”，一天连着做两台手术，连中饭也来不及吃。

    2005年，卞正乾在医院的乳腺外科轮岗，一个同事让他帮忙录一个手术过程，老卞没想到，这DV一拿就拿上了瘾，此后，又拍了一个短片——《一天》。

    2006年春节过后，老卞正式开始谋划自己的第二部片子——《白领日志》。有人问起老卞为什么不叫《医生日志》，老卞回答：“白领算是一种很小资的职业吧，我们也算是白领吧，别的算不上，至少白大褂的领子都是白色的。”

    《白领日志》是关于4个实习医生的故事，也可以说是老卞身边的实习医生的故事，甚至可以说是他自己的故事。

    很多媒体问过老卞为什么要拍《白领日志》，老卞的标准回答是：告诉人们一个医生的真实生活状态。通过它，也许能缓解一下如今紧绷的医患关系。

    就在老卞构思剧本的时候，一个叫李振元的实习医生主动提出来写剧本。因为老卞想通过一些事例来表现现在的医患关系，但又不想直接说这个事情，卞正乾又两次对李振元的剧本进行了修改。

    老卞开始在医院教学楼里张贴海报、招兵买马时，院方表示了“精神支持，物质自理”的态度，这给了他很大鼓励。

    海报张贴了两次，两个星期过后，实习医生姚乐和曹乐报了名，他们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的同班同学。二人又推荐了他们的女同学赵晔，老卞干脆把自己带的实习医生刘巍拉了进来，4个主角终于凑齐了。2006年9月，《白领日志》正式开拍。

    刚开始拍摄时，老卞用的是从医院教学部借来的一部松下摄像机，效果不是很好。后来，老卞花了“血本”——1．5万元买了一台高清DV。除此，演员的伙食费用前前后后大概也花了1万多元，再加上刚刚花了近1万元购买后期制作设备，老卞的投资大概在4万元左右。而他的月收入大概只有4000多元，去年初刚买了新房，压力不小，“本来准备今年结婚，看来可能要推迟了。”

    现在的医疗环境太苛刻了

    《白领日志》讲述的故事并不复杂，4个年轻的实习医生最初都雄心勃勃，一心以为自己会成为优秀的医生。然而在实习工作中目睹了一系列残酷现实，发现医生不但面临巨大工作压力，而且常常遇到病人家属的不信任和医疗纠纷的困扰。面对越来越紧张的医患关系，医生的日子变得越来越难过。最后，面对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只有男主角李骏一人留了下来，医术最优秀的潘达做了医疗保险员，阿文选择回学院继续深造，李骏的女友冯悦出国留学。

    老卞本打算在电影中涉及更多现实问题，然而他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一部电影只有90分钟，医生却要做一辈子。我的片子只想通过4个实习医生的成长经历，侧面反映问题。主题是沉重的，但是过程不想拍得太沉重，我希望大家在笑声过后再去回味。”

    《白领日志》里不乏搞笑段落，潘达做的一个白日梦里，4个主角分别成了“缝皮王”、“打结王”、“消毒王”和“理论王”，使用的配乐是电影《功夫》里的“斧头帮”音乐。

    不过，虽然老卞力求把影片拍得轻松点，但是剧本90％以上的情节还是离不开医患关系，而这些情节大部分来自老卞所在的医院发生的真实故事。

    事实上，前不久，在《白领日志》里客串演出的主治医生周鸿就遭遇了医患纠纷，起因是他主刀的一例手术，患者在术后死亡，家属不接受医院提供的患者死于并发症的说法，认为手术有误，索赔150万元。这个官司至今还没有定论。

    但卞正乾并不愿意在电影里触及这样的医患纠纷，在他看来，这几乎是无法避免的。“没有医生敢说自己不会惹上医患纠纷，除非他到不干的那天，现在的医疗环境我们认为太苛刻了。”他说，“一旦在医学上无法挽救患者的生命，那么医生就会非常容易成为被告，而不管你有错没错。你要找证据证明自己没错，否则就是有错，这就是举证责任倒置。”

    李振元在第一版剧本中没少涉及医患纠纷中的“举证责任倒置”问题，都被卞正乾排除在定稿外。“我想，这个说了也确实解决不了。客观地讲，如果让患者去找医学证据，也确实很难。但目前这样，医生只能从一开始就把注意力放在保护自己上，否则很容易因为找不到证据证明自己清白而获罪。”

    “所有实习医生都会在进入一线后被告诫，要懂得保护自己才能救助更多人。”男主角的扮演者姚乐说，“但这样从一开始，医生与患者就站到对立面上去了，医患互不信任。这就是现实。”

    情节多来自医生的真实遭遇

    在《白领日志》里客串演出的医生、护士，虽然都是第一次拍电影，但演得很真实，因为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有过类似的遭遇。

    《白领日志》有一个片段，一名护士因为拒绝给一个冒用他人医保卡就医的男青年开药而被打。片子演绎的这个情节其实就是在仁济医院真实发生过的事情，当时冒用医保卡的青年把护士打成了脑震荡，外耳损伤，不久后这名护士辞职。

    扮演被打护士的就是当时的目击者——急诊室的另一名护士徐杨，她在工作中也有过被打的经历。“我们下面几乎每一个护士，都因为工作的原因，被或多或少伤害过。”

    在编剧李振元看来，被打、被威胁并不算特别的严重的事情，最严重的应该是自己的心理压力。他说：“比如说错误的诊断的一个人，再比如说，开刀时候的失误，这种道德的谴责是挥之不去的。”

    在现实中，电影中的几个主角扮演者都发现，如果自己想继续在现实中做一名医务人员，那就必然要承受别人无法理解的压力——面对死亡。

    去年大年初一早晨，女主角的扮演者赵晔在急诊值班时接到了一个需要抢救的患者，一位患急性心梗的父亲，由于通宵和儿子玩电脑游戏而发病。这位父亲成了赵晔面对的第一个死亡病例。“我没和死者家属说什么，也不知道该说什么，脑子一片空白。那些天心情都不是很好，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

    在影片中，赵晔扮演的实习医生冯悦也第一次面对了死亡——一个年轻的胰腺癌患者不治身亡，当病人家属推着尸体经过时，冯悦背靠在走道墙上，脸上写满沮丧和失落，这场戏拍得很顺利。

    自觉早已对死亡麻木的老卞更希望得到人们的理解：“有时候医生确实是冷酷的，因为实在是看得太多了。但是这在普通人看来绝对没办法理解，说我们没有爱心，其实真正做上几年的医生，支撑他的肯定不会是理想和爱心了，只能是责任心。”

    “举一个例子，大多数病人家属都希望病人死在医院里，但如果拒收这些重症晚期患者，会遭到各个方面的抨击和谴责，会说我们没有人性。”卞正乾说，“其实，医院的床位是有限的，把床位留给那些有治愈可能的患者，说不定还可以拯救更多的生命。然而，我们很难要求外界能够理解。”

    对广大医务工作者来说，医源性感染更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而对于医务人员来说，做手术被误扎而导致感染的比例很高，老卞告诉记者，在做手术时医务人员被误扎的比例是13％。

    有一次，老卞担任一个肝硬化病人手术的助手，手术过程中被主任不小心扎了一针。老卞下楼自己买了药去打针，过了一会儿，主任也下来了，“再来一针吧”，原来主任自己也被针扎了。

    而更可怕的是艾滋病。老卞说，有一个年轻医生在给一名吸毒犯人的手术担任助手时，也被误扎了，后来那名吸毒犯人果然查出携带艾滋病毒，而那名年轻医生虽然也打了免疫针，但还是因无法承受巨大精神压力而辞职了。

    医患之间应该像朋友，共同的敌人是疾病

    在卞正乾的记忆中，他做医生以来一直处在渐渐紧张的医疗环境里，“没有人满意现在的医疗环境，真的，做过几年医生的人不会有人满意的。”只有在SARS期间，他真的感觉到自己的社会地位高了。

    “患者排队挂号花了半天时间，结果医生几分钟就把患者打发了，还没有笑容。”面对被患者诟病最多的这个问题，周鸿很无奈：“如果我每天只有二三十个病人，我可以笑着多讲两句。可是，我现在要面对的是每天上百个病人，平均每人只能有几分钟，你说，我能做什么？”

    从医学院刚来医院的时候，卞正乾感受到了自己巨大的变化。原来他一直认为学好知识和手术技术就能治病救人，但事实上，他发现与病人之间的沟通在某种意义上才是手术成功与否的决定因素。

    老卞回忆起3年前的一个病例。一个胃癌病人，刚做完手术。按理说，手术完成后3天内要禁食，否则手术的吻合口可能会破裂。没想到，病人却竟自作主张把胃管拔了喝粥。老卞立即上前阻止。“可能是我嗓门有些大，病人的儿子一把把我推到门外，警告我要是病人出什么意外，就杀了我。”

    老卞说，很多时候，沟通也不一定能起到作用。他遇到过一个病例，来了就直接要医生开杜冷丁。老卞说：“其实很多疾病会和常规疾病类似，需要一些特殊检查才能发现。比如胆囊炎和胆囊结石的症状是肚子痛，但这也有胃癌的可能性，我们会建议他做个胃镜。有些病人认为是不是医生想多收检查费，其实医生是没有提成的。”

    “医患之间应该是像朋友，共同的敌人是疾病，医生和病人是在同一条船上的。医患关系不好对病人不好，对医生也不好。”老卞说。

    完成最后一个镜头之后，老卞还要把十几个小时的素材剪成一部90分钟的影片，对于非专业人士来说，并非易事，而且还有配音、配乐、打字幕等琐碎工作。不过，老卞希望能在今年年底之前完成这部影片，他还打算在医院搞一个首映仪式，把同事都请来免费观看。

    老卞希望这部影片也能给广大的非医务人士看到，“医生对医生的生活当然很熟悉，我想让老百姓看到医务人员的真实生活状态。”他现在正在和拥有近100万医学、药学和生命科学的专业工作者的注册会员的丁香园网站商谈，如何利用网络把《白领日志》传播出去。

    “一部电影只有90分钟，医生却要做一辈子。尽管遇到困惑、挫折，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改行。毕竟当医生也有很多治愈病人、很开心的时候，对医生工作持肯定态度的患者也占多数。”老卞说。本报上海8月7日电

    照片：卞正乾医生（左一）和他的演员们转场，小推车就是医院里的护士推车。本报记者周凯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