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以后中国现代学术史概念中，有必要把“科学家集团”考虑进来，它至少包括当时科学家的活动及介绍科学的相关文化活动。前一段，我看到相当一部分当年叶青主办的杂志《二十世纪》，还有辛垦书店的大量出版物。我以为现在研究中国现代思想史的学者，对于这本杂志及相关的大量出版物，还没有作出系统的研究。不论这个集团在思想和政治上的选择如何，作为思想文化活动，他们当年的工作后人应当注意。
毕：研究中国现代学术史，如果不能把“科学家集团”与一般的“文人集团”这两个知识分子群体打通，有些问题就解决不了。但现在学术史研究的现状是“科学家集团”在科学史领域，而“文人集团”在文学史、思想史领域。虽然有一些交叉，但相对来说融合不够。由于学科分立界限过于刻板，导致许多学者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非常专业，而一旦超出学科范围，就难以把握。
梁：中国现代学术史研究，应当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在这个整体中，“科学家集团”的贡献，在很大程度上，可能还要超过“文人集团”。这是因为中国现代学术在起步阶段的特殊情况造成的，现代学术的许多方法与科学思维的关系太密切了，中国现代科学思想的引进与现代学术方法的引进是同步进行的。
毕：著名的白话文运动，就是“科学家”与“文人”争论的结果。现在看来，“科学家”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可能比“文人”更有长远考虑。一般来说“科学家”的主张都相对要稳妥。任鸿隽就说过，他和梅迪生、杨杏佛当时都不完全同意胡适的主张。任鸿隽说：“然白话文言之论战，由吾等数人开之，则确无疑义。”这个事实人们耳熟能详，但其中“科学家”何以反对，它在思想方法上的意义却较少为人注意。还有对日本的态度，“科学家集团”对时局的认识和“文人集团”的差异也很大。“科学家集团”对民主和专制的理解，对学生运动的评价等，与“文人集团”也不同。上世纪40年代,“科学家集团”在政治上的选择，与“文人集团”的选择也耐人寻味。他们通常是思想与行为有较大反差。像任鸿隽、陈衡哲夫妇、竺可桢、杨仲健他们，与胡适、傅斯年在思想上是一个倾向，但在行为上还是做了不同选择。其中虽然有个人处境不同导致的差异，但最根本的思想倾向，可能是他们选择不同道路的原因。还有一个现象是“科学家集团”中的重要成员，极少去延安的，而文人则不同。
梁：比如任鸿隽一生，就特别注意科学方法对一个人的影响。他总是告诉青年人，不要轻信，要有怀疑态度，凡事要用自己的脑袋去想一想。胡适、傅斯年他们也都是这样。你不可能从他的文章中解释出歧义来，因为他的话都是最简单的。鲁迅的话就是因为歧义过多，才在“文革”中被人利用。而你要想利用胡适、任鸿隽他们的话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的文章，你很难断章取义，为己所用。
毕：任鸿隽有一篇文章《为新入学的学生讲几句话》。他说：“我记得民国十四年‘五卅事件’闹得最盛的时候，某大学的墙壁上，贴满了‘打倒英国’和‘直捣英伦’等等标语。我不晓得我们笼统搜索不满十万吨的海军，有什么方法能够打到伦敦去。我们记得民国十七年‘五三’的事件，我们学生界的标语，是要‘枪毙田中’。果然田中可以由我们枪毙，又何至于有‘济南事件’。最近去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我们学生界的主张，有组织‘东亚大同盟’、‘联合东亚弱小民族’等等。我不晓得东亚弱小民族在哪里，怎么能组织起来为抵抗强日。”在民族主义高涨时，只要听这些前辈说几句简单话就可以了，用不着讲太多的道理。
梁：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科学家集团”并不是一个严格的概念，只是为了说话的明白和方便，主要是指当时中国各自然科学领域中的知名科学家。这些科学家的贡献绝对不是只在他们的专业领域，他们差不多都有超出专业领域的贡献。像丁文江、竺可桢、任鸿隽、杨仲健等，他们在文学、思想、教育以及对西方文化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评价上，都有独特贡献。他们活动的主要机关像中央研究院、中基会、中国科学社，再具体到地质调查所、静生生物所、史语所等等，不能只看成是一个专业的学术团体，而要作为一个“科学共同体”来评价，因为那些团体里所体现出的个人道德、专业精神、对国家民族、对民主自由、对政党以及时局的看法等等，共同构成了中国现代思想的重要内容。
毕：早期“科学家集团”的活动范围与“新月社”有一些重合。除了专业之外，他们在大学里是中国现代思想的主要承载者，在社会中，大体是以《努力周报》、《新月》杂志、《现代评论》、《独立评论》和《观察》周刊为思想言论活动场所的。特别是在《观察》周刊时期，储安平所邀请的撰稿人，就是一个科学家和文人学者联合的知识分子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