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荧（1915~1969）原名何佶，美学家，安徽天长人，曾任贵州大学、台湾师范学院教授，山东大学中文系主任。

    这是吕荧一生中的经典时刻：这位瘦瘦高高、有些单薄的美学家，穿着件不合季节的棉布长袍站在台上，面对着台下700多人，说出自己的观点：“胡风……不能说是反革命。”

    在1955年中国作协批判大会上，第一个为“反革命”胡风辩护时，吕荧有些结结巴巴，面色灰白，满脸淌着汗。当受到众人呵斥批评时，他只是小声嘟囔着。

    单看外表的话，吕荧是孱弱的。因为身体差，他几乎永远穿着“不合时节”的衣服。刚进初秋，他会穿上臃肿的皮棉袄和肥大的皮棉鞋。有一年五月要过去了，他身上的棉袍和黑色高筒棉布鞋，还不敢脱掉。

    吕荧对人的态度，也随和谦逊。他说话矜持、客气，和朋友在一起，也会“静坐无言”。给学生讲课前，他总是微微颔首，不太说话，而扎实的文史功底和细致的思路，使这位不苟言笑、庄重沉稳的老师，“自有一种风度翩翩的动人处”。

    种种矛盾不时重叠在这个白面书生身上。作为著名学者，他发表美学批评，翻译《叶甫盖尼·奥涅金》，文章探讨的都是“美是什么”这种话题。然而他的住所，脏衣服和袜子塞满床角，茶杯里漂浮着隔日茶的油圬，食物在橱柜里变味、发霉……一位老同学干脆建议这个“没有整洁，没有花鸟虫鱼”的美学家，改叫“丑学家”。

    面对学生赶时髦参加政治活动，他有时也会提高声调，严厉地警告他们不要在上面花费太多时间，因为“大学毕竟不同于政治训练班”。但大多数时候，他却习惯在类似建议前加上一句“我说句不中听的话”。

    对胡风，他有自己的批评，认为他“性格有些缺点，文章晦涩难懂，读者感到吃力”。即使是胡风的美学思想，他也曾经与之进行过激烈的争辩。但在所有人的公开发言都在顺应“批判”路线时，他却主动站了出来，为胡风说话。

    因为这段辩护，他被轰下台去。他又马上找到胡风的妻子，“像做了错事一样的孩子”，向她解释：“你千万不要误解，我没有说胡先生的坏话。”

    后人感慨，在那个以“多数的拥护”淹没“少数先知先觉者反抗”的时刻，瘦弱的吕荧展示了一种“人格的伟力”。

    “我景仰他走向主席台的脚步，我景仰他旁若无人地坐在郭沫若和周扬之间，更景仰他面对着那七百个精英喷火的眼睛，向全世界宣告胡风无罪的声音。”一名研究者写道。

    如今，“胡风不是反革命”的官方评论早已做出，只是当年那“旁若无人”的姿态，却和吕荧这个名字一起，淹没在历史的黑箱里。当有人想写点关于他的文章时，发现“有关他的材料竟然寥寥无几”。出版于十几年前的吕荧传记《美的殉道者》躺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里，借阅单上没有一次记录。

    渐渐被遗忘的吕荧，仍旧继续着自己和“美”的卑微联系。他曾高兴地告诉朋友，自己花很便宜的价钱淘到了“伦勃朗的真迹”，而朋友发现，那不过是教堂流传出来的拙劣的仿制品，“他心灵极度寂寞，渴望得到美的享受”。

    后来，他虽然有时还写一点文章，大多数时候，却只是“木呆呆地”，甚至在屋角大小便。他被押送到农场劳教，临走仍旧不忘带上自己的手提箱，那里面装着他心爱的英文打字机，夜间写字用的蜡烛。手提箱的夹层还藏着未写完的美学著作，以及《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译文草稿。

    然而，继续写作对这名昔日的大学者来说，只是奢望。人们常见到他身穿一件女式背心，一件藏青色哔叽中山装，一条土黄色裤子，赤着脚受批斗，从没换过衣服，没洗过澡。

    面对折磨，神智有些失常的吕荧麻木、缄默，任凭人们摆布。不过，每次打饭时，他都要点点头，说句“请”和“谢谢”。而当发给他生活费时，他一次不落地强调：“我是文化部的，这是借，请给我记在账上，我以后要还的。”

    “他总是一本正经地维护着难能可贵的自尊。”《美的殉道者》中写道。

    孱弱的美学家最后一次美学批评，是在劳教农场的田边。身边人回忆，当时骨瘦如柴的吕荧，对着角落里一朵白色的茨菰花出了神，喃喃自语道：真美呀，真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