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里，吴迪原本一直过着一种典型的学者生活：搞研究，教学，著书，带学生，有空时还会游个泳。不过从上月开始，他给这份生活清单郑重地添上了一项非典型内容：学术反腐。
今年8月2日，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的这位研究员，在“中国学术论坛”网上发表了一份公告称“中国学界正面临着前所未有之灾……为弘扬社会正气，打击学术腐败，本人出资12万元人民币，成立学术反腐工作室。”公告宣布，对“提供权学交易及剽窃他人著作的确凿证据”者，将给予600元至1万元奖励。
这些奖金将由吴迪个人自掏腰包。“为了能活在一个稍微卫生一点的学术生态中，我还是愿意付出一点代价的。”这位56岁的学者说。
吴迪走上学术反腐的道路，最初开始于一次“冒傻气”的“冲动”。
那是在去年秋天一次学术会议上，《当代电影》杂志主编提出要办个书评专栏。吴迪正有感于当下学术著作抄袭剽窃成风，当即接过话茬：“这年头的书好多都是掺假的，要搞书评，首先得打假。”主编当即表示赞成，学术委员们也热烈响应。大家纷纷倒苦水，指出某某某剽窃了自己的书，谁谁谁抄袭了自己的文章。吴迪“冲动”之下，允诺道：“好，既然各位给我提供了弹药，我就来写这篇书评！”
没多久，这篇题为《学术规范与职业道德——电影研究中的抄袭与剽窃》的文章发表在《当代电影》2006年第6期上。他在文中点了4个人的名，几乎都是名牌大学的教授、博导。
文章立刻在圈里炸开了锅。那一期《当代电影》多印了几百本还是脱销。《文艺研究》、《电影艺术》的主编也跟吴迪打招呼，叮嘱以后一定把类似文章给他们发。某影视所前所长给吴迪寄来书和信，称中央戏剧学院一位副教授剽窃了他的书，但嘱咐吴迪“千万别暴露”他本人，写文章还是以吴迪的名义。还有人告诉吴迪，北京师范大学一位教授闻讯，赶紧把她主编的一套书从出版社要回，要求各位作者在引用处加上注释。
当然也有“兴师问罪”的。有人给编辑部写匿名信罗列吴迪罪状，有被点名者给编辑部打电话声称要起诉。文章发表一周后，吴迪的汽车4个轮胎分两次被扎，“第一次扎了3个，第二次把剩下那个也扎了”。
“都是侧面入刀，刀口寸许。”吴迪呵呵笑道。同事们跟他开玩笑：“下次不扎车了，该扎你了！”吓得吴迪那段时间出门就得戴墨镜。
尽管“懒得再写这类文章”，因为需要查核考证，费时费力还担惊受怕，但是《当代电影》催稿不断。于是吴迪从今年元旦到春节一天没歇着，完成了第二篇。为了核实情况，光长途电话费就花去400多元，写到第九稿才最后定稿。这次文中点了3位学者的名。
然而吴迪没想到，一度“火急火燎催稿”的《当代电影》却表示要征求意见，暂不发表。两个月后，主编找吴迪谈，希望他把文中点到的人名隐去。吴迪表示不能接受。他将文章转投当初热心约稿的另一本期刊，竟也被拒绝。一番辗转之后，文章最终发表在《博览群书》2007年4月号上。
被吴迪点名批评的人，都是他的熟人，有些甚至曾经可以算做朋友。可是，“如果要揭发学术剽窃，就必须点名。不点名，就没法成文”。他不怕得罪人，“怕得罪人是想获取好处，至少是混个好人缘儿，办事容易。我不想当博导，不想当学术委员，不想拿课题费，不想单位给我出书补贴，不想在学界为自己为亲友获取任何额外的名利。”
吴迪自称，20年来一直做着遭人恨的事。从研究“文革”到批判电影审查制度，从重写电影史到批判于丹、质询媒介体制，“可以说，得罪人是我的长项，遭人恨是我生活的常态。”他颇有些自我解嘲，“人生在世，岂能不遭人恨？！”
与许多同时代知识分子一样，40年前，吴迪前往内蒙古插队，4年后，成为内蒙古一家铸锻厂的工人。先农后工整10年后,上大学，读研究生，毕业后开始了学者生涯。上世纪那个特殊年代的经历，成就了他“爱也过人，憎也过人”的性格特征。
吴迪觉得，自己其实跟大多数人一样，并没有洁癖，但也不能忍受“垃圾成堆、肮脏混乱、蚊蝇蟑螂臭虫飞来爬去”。“在这种学术环境中活着，是不是有点苟且偷生的意味？”他自问道。
他为当下的学术环境感到忧虑。瑞典名校乌布撒拉大学一位教授曾告诉吴迪，乌大邀请上海某名牌大学一位教授做访问学者，写一篇关于阿富汗的论文。没想到，这位中国教授完成的论文竟是从网上抄来的。乌大马上停发他的工资，请他离境。
也是从这位瑞典教授那里，吴迪还听说，有一位中国学者申请去访学，提供的学术简历上一年之内竟然发表90多篇文章，并且这些文章涉及的学术领域大不相同，有法学，有文学，有语言学等等。经过调查发现，此人把与他同名的学者发表的文章全部算在了自己名下。
“把人都丢到国外去了。”吴迪愤然道。
在他看来，当今中国的学术风气已经到了近百年来的最低点。“我计算过，如果搞一个学术腐败排行榜的话，至少50所大学榜上有名。如果搞一个反腐排行榜的话，只有不到10所大学。”
而“现在能做的只是搞个民间工作室，修修补补，聊胜于无”。今年8月，吴迪决定成立“学术反腐工作室”。在成立公告中，他痛心地描述这场中国学界面临的“前所未有之灾”：“一方面是学术腐败愈演愈烈，学术规范日见废弛；另一方面是学府漠然置之，学人麻木不仁；出于利益之考虑，某些单位、个人，甚至司法机构对剽窃、侵权者百般包庇。而揭发剽窃、反对腐败者轻则受到冷遇，重则遭到打击报复。”
“我没别的办法，如果我不想在‘猪窝’里做学问，如果我不想活在一个被后人和外国人耻笑的环境里，我想到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动员大家一起来反腐，而我又不能指望大家都学雷锋，所以我就得出钱。”他这样解释自己的行为。
他算了一笔账：2002年买车，今年车贷刚还完；此前每月要还2100元车贷，现在就权当作继续还债，只不过用这每月2000多元来打假。
除了揭发抄袭剽窃，吴迪希望工作室能更深入地打击学术腐败，因为“抄袭剽窃在学术腐败中只是小儿科”。他引用学者丁东的话：“如果罗列学术腐败的十大表现，这个问题进不了前三位”。更突出的学术腐败，“一个叫学术依附，一个叫权钱交易，一个叫逆向淘汰机制”。他认为，目前体制下，要改变学术依附和逆向淘汰机制不太可能，但可以通过媒体来监督权钱交易。
他甚至决定：“只要能提供权钱交易的真凭实据，工作室愿意付给这位学术环境保护者一万元人民币。”
对吴迪这一连串举动，同行中有支持也有反对。有人要加盟他的工作室，愿意出钱，建议成立基金会。而反对者来自各个方面。中国传媒大学一位教授不无嘲讽地说：“以后不敢写文章了，弄不好被吴迪抓住——你抄袭了我的标点符号！你剽窃了我的语法！”而就连他的一些学生也不以为然，认为这是媒体记者的事，他是多管闲事。
但也有另一名学生在博客中这样写道：“我是绝对不敢抄袭的，这不仅关乎自己的研究生涯，更重要的，不能让任何人找到‘报复’吴老师的‘话柄’。上梁不正下梁歪，吴老师自己一根上梁正得很……我们这些下梁又岂能歪呢？能成为他的学生，是我一生的荣幸。”
然而，工作室成立一个月来，吴迪只接到两封信，12万元打假基金至今一分都还没花出去。不过他并不觉得意外：“当我们碰到扒手行窃时，都会有冲上去抓住他的冲动。但是今天的环境压抑了这一冲动。你刚想说出真相，却发现周围的知情者谁也不吱声，熟视无睹。你热血沸腾，想登高一呼，可是登高一看却发现了更多更大的扒手，有的简直就是抢银行、偷国库的黑帮大佬。”
“如果‘学术反腐工作室’能够扒出来几个学界权钱交易的例子，那它就开辟了中国整肃吏治腐败的新领域，它就完成了历史使命。”这位北京学者踌躇满志地说。
他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历史和学术始终让我敬畏，令我仰止，使我深信不移。我相信，在时间的汰洗下，在未来的语境中，伪装将会剥落。我相信，学界迟早会清除自身的污泥浊水，找回失去的尊严。”
不过在当下，为了使自己的汽车轮胎不再“惨遭毒手”，这位有志于“揭露黑暗，抨击丑恶，呼吁社会公正”的学者，只好把车存入自家小区附近的一个车库，改为乘车或骑自行车代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