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通知”要求，一群刚参加工作的年轻医生，聚集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一个小讲堂参加活动。
活动只有一个主题：伍连德。讲厅名叫“伍连德讲堂”，外面立着伍连德塑像。刚刚出版的“国内首本伍连德传记”《国士无双伍连德》就摆在一旁。台下的个别年轻医生在交头接耳。有人问身边的人，伍连德是谁？
毕竟，对这一代人来说，那段历史已经过去了很久：风雨飘摇的晚清政府，虎视眈眈的列强，举步维艰的现代化进程，鼠疫灾难中堆积如山的尸骨……
一些曾经存在的历史该如何传递给后人？是飘散于民间仅限口耳相传，还是写入教科书，融进国家的正统记忆？
说到这里，礼露轻轻摇了摇头，声音因激动有些颤抖。最起码关于伍连德这个人，她认为，不该被历史遗忘。
伍连德是谁
2005年，已经退休的礼露应聘到一家杂志社工作。有一天，她随手翻看一本厚厚的《20世纪中国百年大事记》。书是香港版本，繁体字，看起来略显吃力。翻到一半，她的目光被定在一块名片大小的文字上。
两个字从密密麻麻的书页里径直跳入她的眼里：鼠疫。上下大略一扫，内容简单，说的是1910年，东北三省发生严重鼠疫，朝廷派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华侨医学家伍连德前往主持灭疫。
在东城区北新桥附近这座由工厂医务室改建的临时办公室里，伍连德这个名字第一次进入了礼露的生活。有着丰富华侨领域报道经验的礼露感到惊讶，1910年获得剑桥大学医学博士的华人，在中国应该寥若晨星，而她对这个名字竟然一无所知。更令她惊讶的是，有关这场“严重鼠疫”，她更闻所未闻。
2003年“非典”爆发，礼露成为一名“非典”患者。最绝望的时候，一度她都安排好了自己的后事。尽管最终顺利康复，然而有了这“九死一生”的经历，使她对各种疫情知识和史料倍加关注，她开始搜集一切与传染病有关的信息。在翻阅“传染病法”时，她注意到被确定为甲级的传染疾病只有两种：“鼠疫”和“霍乱”。于是，她又对“鼠疫”发生了兴趣，并阅读了大量相关书籍。
接下来，同一本书上，礼露又两次发现了伍连德的名字。一次是在1917年，山西发生霍乱，伍连德前往治疫。因为当地“民智未开”受到敌视，他所乘坐的汽车被烧毁。另一次，记录了伍连德创立了全国第一个海关检疫所。
连续几次出现的这个陌生人，激起了礼露的好奇心。“这一定是个什么大人物”，她为自己的孤陋寡闻“感到惭愧”。当天晚上，礼露打开google，搜索起这个名字。结果出乎意料，关于伍连德的资料，少之又少。
几个晚上过去了，自称“历史知识有限，不喜欢历史”的礼露发现，自己逐渐迷上了这个几乎没人知道的历史人物。她经常在网上查找相关资料，不觉天亮。
令她费解的是，100年前这个“按理应该十分重要”的医学家，在信息爆炸的今天，竟像谜一样地消失了。
直到有一天，她发现了一篇《中国科学防疫第一人》的文章。这篇署名程光胜的文章，发表于2003年5月，正是“非典”疫情从隐蔽到公开的关键时刻。在这篇文章里，作为中国防疫制度奠基人的伍连德，面目变得清晰起来。
而在这篇文章作者、中国科学院教授程光胜的心里，伍连德的面目从模糊到逐渐清晰，也花了若干年。
1990年，中国微生物学会先后接到马来西亚热带病研究所和国际微生物学会的来信，查询学会创始人之一伍连德的资料。
作为中国微生物学会秘书长的程光胜这才发现，对于这个学会创始人，他所能作出的回答竟然是“不知道”。
他心生惭愧，立马从相关资料中检索，结果发现，几乎任何资料中都检索不到伍连德。倒是有一位老先生些许还记着伍连德的一些事情，并看过伍所写的《鼠疫研究》。
然而，这本书当时根本无从找寻，它躺在程光胜所不知道的一个小小图书馆里，积满尘埃。一些破碎的片段散落在程光胜心里，乱成一团，无法连缀。
从此，程光胜开始注意搜集伍连德的资料。这个过程持续了十几年。有一次，他无意中发现，民国时曾担任过辅仁大学校长的陈垣在一篇《书目》中，收录了伍连德写于1911年的《万国鼠疫大会始末》的文章标题。
为了寻找这篇文章，他甚至连旧书市场都去过，但仍一无所获。直到1997年，一位老朋友听他说起此事，提醒他去找陈垣的儿子去试一试。
这一试，让这本尘封已久的《万国鼠疫大会始末》小册子，重见天日。这次由中国政府承担的第一次国际学术会议，至此才变得清晰起来。在这次会议上，刚刚扑灭了东北鼠疫的伍连德，风头一时无二，被推选为主席。而他控制疫情的方式，被各国广泛总结和传播。
此后，程光胜退休，闲暇时间，仍然断续收集着有关伍连德的资料。2003年，“非典”爆发时，已经66岁的程光胜，第一个想起了这位中国防疫医学史上的奠基人，以及他采取的现代治疫措施。
这时候，关于如何抗击非典，人们心里仍没有定数。程光胜找到《中国教育报》的编辑，开口介绍伍连德，没说几句，对方打断他：别说了，写一篇。
完整系统地介绍伍连德的文章《中国科学防疫第一人》，很快得以刊发。
“那个时候说伍连德，不正好暗合了当时的形势吗？”说到这里，老人狡黠一笑。
伍连德身上闪烁的现代科学的光芒
形势真的有几分相似。1910年那个严冷的冬天，在31岁的医学博士、钦差总医官伍连德的心里，并不比2003年的中国人心里更有底。
这一年的12月24日，后来多次被人提及。当天，原本在天津主持中国第一所现代医学院——天津陆军医学堂的伍连德，辞别妻儿，只带着一个助手抵达哈尔滨。他要面对的，是一场波及东三省、最终造成6万人死亡的大规模鼠疫。
走下火车的这个马来亚华侨，在中国呆了不满4年，甚至连中文都讲不熟练。而日俄战争之后的东北政治生态，也十分复杂。他手拿一个英国制的中型的显微镜，及研究细菌工作的必需品：酒精、试管、剪刀、钳子。这些是他所有的工具。
这一幕穿越了历史，深深打动了今天的旅澳历史画家沈嘉蔚。这个小个子医生身上独当一面的“统帅”气质，至今让沈嘉蔚感慨不已。
2003年5月，刚好在国内工作的沈嘉蔚有过一次“发烧”的可怕经历。亲自体验过那种恐惧，让他更加折服伍连德的勇气。
不过，超越这之上，更让沈嘉蔚着迷的，是“伍连德身上闪烁的现代科学的光芒”。令伍连德一举成名的鼠疫防治，同时也被视为中国现代防疫学的开端。
从剑桥出版社出版的英文版伍连德自传中，“伍迷”们发现，当时的伍连德“一不小心就在创造着‘第一次’”。
他实施了中国医生的第一次人体解剖。他在世界上第一次提出了“肺鼠疫”的概念。他主持了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对瘟疫死者尸体焚烧。
“中国第一个口罩是谁设计的，中国第一次用口罩预防传染病是谁推广的，你知道吗？”不只一个“伍迷”曾这样问我。
当然，他们很快给出了答案：伍连德。
沈嘉蔚觉得，如果没有伍连德，1910年东北鼠疫夺走的中国百姓生命将不只6万，而可能十倍、百倍于这个数字。“他在英国学得的现代医学科学知识成功地用于实践，开创了中国的现代化医学事业，并在人类抗击疫病的漫长历史中写下光辉的一页。”
不过，他发现，在漫长的大半个20世纪里，这光辉一页在中国几乎成了空白，直到历史“饶有意味”地把另一场疫情放到国人面前，并把被人遗忘的伍连德激活。
2003年起，伍连德和他的防疫措施，开始逐渐出现在媒体上。
当年10月份，中央电视台播出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启德主讲的“传染病历史”，其中专门提到了伍连德，对他“隔离病人”，“建立专门临时消毒所”等措施加以介绍。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通过隔离等办法应对城市发生的传染病疫情。”《国士无双伍连德》的作者王哲说。
直到今天，世界各国用于防治非典等传染病的紧急措施，许多仍是从伍连德那里沿用而来的。
每当有人来，礼露都爱把自己收集的所有关于伍连德的材料摆放在客厅的桌子上，一本本介绍，“这是托某人复印自新家坡，这是某人送的，这是复印自澳大利亚……”这些材料记录着上世纪前30年中伍连德的辉煌。他在哈尔滨设立防疫总局，创办了《中华医学杂志》，创立中华医学会，并建成现代化的北京中央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前身）。
医学杂志、医学会和现代医院，这些医学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标志，在中国全部由伍连德完成。程光胜表示，伍连德的“中国现代医学奠基人”身份，无庸置疑。
有意和无意的遗忘
曾有人向新华社的记者介绍伍连德，发现怎么都说不清楚。随着对方反复追问，这个人一着急，喊道：“这个人就有点像那个……段祺瑞！”
亲耳听着这段对话，礼露目瞪口呆。
许多“伍迷”都有类似体会：向别人介绍伍连德，既为难，又尴尬。有一次，礼露为了保护伍连德故居不被拆除，在饭堂向侨界某组织的负责人寻求帮助。
不料该负责人听了“伍连德”这个名字，毫不犹豫地表示“没听说过”，并用怀疑的目光打量着她。
有“伍迷”去中华医学会的档案馆，想查询关于伍连德的档案。递上写有“伍连德”字样的查询条，对方问：“是你本人吗？”
据实以告“不是”，又问：“查婚姻吗？”
“也不是。”得知是查上世纪中叶的人的信息时，对方干脆回答：“那时候的资料没有。”
事实上，寻找伍连德的过程，渐渐变成了见证伍连德如何被遗忘的过程。有个国外研究伍连德的学者来到中国，想去伍连德创办的某医学机构采访，对方在电话中婉拒：你别来了，我们这里没什么资料，你来了也没什么用。
“你知道不知道伍连德在国外学术界是什么地位？”程光胜说到这里，忍不住拍了一下桌子，“要研究传染病或鼠疫，没人不知道他。”
有人问一名医史研究专家，为什么伍连德会这么彻底地消失在我们的记忆中。
他略微思索，回答：应该因为1937年以后，伍连德避战离开了中国大陆。
这个理由在程光胜那里部分得到认可。他认为，过早淡出中国历史，以及华侨身份，是他被淡忘的理由之一。
不过，与这种“无意”的遗忘相比，“某种程度上，”程光胜慢慢挑选着字句，“也可以说存在着有意的遗忘。”
许多人都意识到，不光是伍连德，与他同时代的一些科学家和学者，都经历过被遗忘和被发现的过程。
上世纪中叶的政治气候中，“强调宣传新、废弃旧的思潮影响下，人们很少谈论起过去的人和成就。”程光胜说。
退休以后，他在《中国微生物》上开辟专栏，回忆民国时期出生的“先贤”，在搜集资料的时候，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许多人的资料是从老家的后代那里找到的，有些很有建树的前辈学者，居然因为资料太少，凑不够一篇数千字的文章。
有个叫李振翩的微生物学家，只因为与毛泽东是故交才被人们记住，结果，所有关于他的资料几乎都与此有关，其他资料则少之又少。最后，程光胜还是在他家乡小学的现任校长手里，才辗转搜寻到了一些资料。
在这种历史观的影响下，伍连德的“失踪”，“难道不是有意的吗？”一名“伍迷”反问。
与此相关，还有科学史所受到的忽视。
在前不久的一次会议上，韩启德提到，我国“科学史领域一直是薄弱环节，多数人都不太重视科学史”的问题。他在北大召开医院会议，问大家什么时候开始有医院，居然没有人能回答上来。他听说护理学院师生常常以南丁格尔为楷模，便问南丁格尔是什么年代的人，她的主要医学贡献是什么，结果却有很多人回答不上来。
与“被遗忘”相应和的，是另一种“不被遗忘”。
伍连德曾与王吉民合著过英文版《中国医史》，并被看作“中国近代具有代表性的医学史研究成果”的三本著作之一。而据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所李经纬披露，上世纪60年代批判“封资修”时，卫生部曾决定把《中国医史》选作医学方面的批判对象，理由之一，是加强人们“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认识”。
据称，中医研究院医史研究室的人曾专门组织了翻译，1966年，李经纬联系了“相对便宜”的北京郊区通县印刷厂。不料书还没印出，“文革”爆发。最后，书只印了15本，作为资料保存，才免于被批判的命运。
这段历史，北京大学医学部医学史教研史助理陈琦曾在学术论文中详加披露。
在同一时期，身处马来西亚、被“遗忘”的伍连德在做什么呢？
在马来西亚怡保市斯里并巷93号，他开了一家诊所，给人看病。老人默默无闻，经常悠闲地在街头漫步，并偶尔用广东话劝小贩们“不要抽烟喝酒，多运动”。
王哲在所写的传记中描述，面对国内的政治运动，伍连德此时只是“叹息不已”。
找到了自己的影子
2007年4月9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一场新书发布会上，一个自称“伍连德迷”的群体聚在一起。这些人，有传记《国士无双伍连德》的作者和编辑，有“专职宣传伍连德”的退休人士，有记者，有医学史学者，也有防疫学科技工作者。
对于多数人来说，伍连德是个十分陌生的名字，而在他们嘴里，这个名字好像属于某个老朋友一样熟悉和亲切。
“许多人从各自的领域发现了伍连德。”《国士无双伍连德》一书的编辑林冠珍说。
《黑龙江日报》记者曾一智，是一个积极呼吁抢救历史建筑的女记者。在保护古建筑的过程中，偶尔发现，伍连德曾任哈尔滨医科大学的第一任校长。
湖南经济电视台编导曾海波，是在制作与常德细菌战有关的节目时，发现犹太籍细菌学家伯力士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继续追根问底，发现伯力士曾是伍连德在东北防疫时的助手。
……
每个人说起自己发现伍连德的过程，都像一条曲线：跨越时间，记录着自己的失落和惊喜。
在澳大利亚悉尼图书馆里那个10米高的维多利亚穹顶底下，沈嘉蔚曾久久沉浸在关于《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所收藏的、关于伍连德的老照片中。
就是在研究莫理循的过程中，伍连德引起了沈嘉蔚的兴趣。他自己解释，这一方面是作为一个画家的职业敏感，另一方面，则是出自他对伍连德等人所处时代的巨大兴趣。每当想起伍连德在鼠疫现场的情形，他自称，会获得一种“英雄主义”的感动。
“这个话题是我的。”这是礼露发现伍连德以后，写下的句子。当时，从“非典”中康复的她，身体还很虚弱。
在寻找伍连德的过程中，她找到了自己的意义：她在其中治疗并康复的协和医院建立之时，伍连德曾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伍连德对我的意义是特殊的。”她对另一名伍迷说。
不久，另一个发现更让她几乎跳了起来。她发现，小时候自己生活过的沈阳老家附近，居然就是伍连德创办的陆军总医院。“我们太有缘分了。”她说。
每一个人都在寻找伍连德的同时，寻找着自己的影子
写作伍连德传记时，王哲同时从事着忙碌的IT工作。
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的（后并入北京大学）他，本来的工作也是防疫。在旅居美国以后，因为家庭变故，不得不改投“赚得更多”的IT行业。然而对老本行的热爱，让他一直关注医学和医学史。
而王哲的父亲与伍连德一样，也是一位医生。王哲与伍连德一样曾经留学美国，同为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校友。
在书里，他初次翻开伍连德相关书籍的场景，被他自己叙述得充满仪式感：
“交纳了一块钱手续费后，从那位一只手残疾的图书馆员手中拿到了一本蓝色的、封皮已经很陈旧的厚厚的书。翻开封皮……上一次出借的日期是1983年8月21日,也就是说我将是22年里第一个读这本书的人。”
每天，王哲驱车从劳顿县的家中赶往公司时，脑子里想的，多半都是伍连德。“如果说我的一生可能因为一个人而转变的话，他就是伍连德。”他这样写道。
在寻找过程中，除了作为“英雄”的伍连德，逐渐为“伍迷”们熟知，一些关于他生活及所处时代的细节，也逐渐丰满起来。
寻访伍连德在北京故居的人，听住在楼里的老人讲起过去的老宅子：“南面是欧式花园，里面种植着各种鲜花，高低的树木，还有在阳光下闪烁的喷泉。”那里记录着伍连德幸福和不幸的回忆。丧妻之后，他料理后事，遣散仆人后，“徘徊于园中，悲伤不能自已”。
而就在此前不久，伍连德在《良友》画报发表的自述里，还曾叙述了他与这第一任妻子黄秀琼的生活“非常美满”，讲到黄“欢喜文学，复酷爱美术”，“文笔非常生动”时，充满得意。
有趣的是，《良友》当时的总经理，也叫伍联德。不过一个是“连”，另一个是“联”，两人只有一字同音之差，因此，这篇文章前面特意加了编者按，先称赞伍连德“为近世医界有数之人物”，然后澄清“实则连联两人也，用注数语，以志区别”。
而沈嘉蔚则曾拜访过一位马来亚老游击队员。这位老游击队员回忆，抗日时期，他所在的游击队曾绑架过伍连德，要他出资抗日。当他从沈嘉蔚口中得知伍连德在中国所做的事后，“表示了极大的歉意”。
《国士无双伍连德》出版以后，伍连德为更多的国人所认识。
书评家王一方发表文章，警戒“寻找伍连德”的人们，不要让自己的研究打上“爱国主义”科学史的胎记，也不要只归纳技术的递进、学说的成长、个体的荣耀，或是只关注“第一位剑桥大学的华人医学博士”等等的称号。
“伍连德的一生展示的是一位正直学人在大时代的转身之间，由技术专家向公共知识分子进发的心灵历史，”王一方说，“在他的精神世界里打开的是一部社会与思想的甄变史。”
7月17日，哈尔滨市委书记杜宇新撰写《不该遗忘的“国士”》，向市民介绍伍连德，全文发表在《哈尔滨日报》上。文中表示“一个城市，也和一个人一样，有许多事情难免被遗忘。但对有些事情，我们应当刻骨铭心，永志不忘”。
接下来，一场“医务工作者结合实际工作学习伍连德”的活动在该市展开。相关报道显示，“随着伍连德事迹被再次发掘，哈尔滨市各级医疗机构也掀起了学习伍连德的热潮，广大医务工作者纷纷将学习伍连德精神与自身实际工作相结合，表示要争做伍连德式的卫生工作者，佑护人民健康”。
《国士无双伍连德》的编辑林冠珍，接到当地某报社编辑的求助电话，希望她多提供一些关于伍连德的资料，“好补补课，配合好这一次宣传活动”。
9月4日，记者通过电话与伍连德的女儿伍玉玲女士取得联系。在新加坡的家中，81岁的伍女士默默听完介绍，缓缓地说：“过去，父亲虽然在中国被遗忘，但在国外，关于他的论文和研究从未间断。如今，像你这样的年轻人又开始关注伍连德，我很高兴，谢谢大家。”
照片：伍连德192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