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前：
在转学过程中，除了被突然空降到一个完全陌生环境的学生本人之外，感到不适应的还有老师和家长。对老师来说，班上忽然多了个插班生，不论是学习习惯还是学习成绩都可能跟原来的学生有很大不同，到底该如何对待、怎样协调？至于家长，在孩子尚未融入新环境时，几乎扮演了他们唯一沟通者和支持者的角色，听他们诉说苦闷，替他们排解孤独。
因此，作为转学事件中的配角，老师和家长的一言一行，都同样会在极大程度上影响着主角的“临场发挥”和“命运走向”。
（《转学的故事·学生版》已于9月13日12版刊出）
对他来说，课间10分钟比上课45分钟还要漫长
■稣一［家长］
侄儿从湖南转来我任教的学校还不到半个学期，就闹着要回去。
他是个典型的留守儿童，父母都在广东打工，没人照顾他。我怎么可能答应他呢？
一天，侄儿的班主任告诉我，他没来上学——他悄悄从家里拿了600元，准备去广东找爸爸妈妈。我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第一时间发动朋友们堵住了所有的车站，在他马上就要上火车的时候，朋友找到了他。
把侄儿带回家，我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开始很倔强，问啥都不说，后来才勉强说虽然我和妻子待他很好，但还是觉得不习惯。我告诉他，到一个新的地方上学，开始肯定会不适应，但慢慢就会习惯的。可他还坚持说已经受不了了，“还是赶快让我爸爸来新疆接我回去吧”。
侄儿告诉我，因为他说话带有浓重湖南乡音，在学校里跟说普通话的同学格格不入。他曾努力跟他们接触交往，可他们听不懂他讲的话，常常弄得大家莫名其妙，只能纷纷走开。偶尔，班上几个调皮的同学，还故意学他说话的腔调取笑他。这样的次数多了，他觉得这儿的同学根本就不愿意接纳他。
每个课间，他都孤独地站在教室的窗户旁边，托着腮仰望天空，或者静静地看着操场上嬉戏的同学，在寂寞中等待下一堂课的铃声。半个学期了，没有人邀请过他一起游戏，同学们似乎遗忘了他的存在。他们不知道他的感受，也无法知道他的感受，因为他们压根儿不愿意走近他，也不给他走近他们的机会。课间10分钟，对孤独的他来说，比上课45分钟还要漫长。
除了同学们的冷落之外，最让他受不了的是来自学习的压力。初来乍到，面对新的环境、新的同学、新的老师，他在心理上还没有调整过来，学习又怎么能跟得上呢。由于语言障碍，老师上课讲的内容他基本上无法吸收。比如在数学课上，他总是把老师说的“10”当成“4”，把“4”当成“10”。语文课闹的笑话就更多了，他把“袜子”念成“娃子”，“知道”念成“击倒”，“人才”念成“因才”……有时语文老师让他读一篇课文，结果是惹得同学们哄堂大笑，老师直皱眉头。课后，他读课文时的语气声调，又成了同学们互相取笑的材料。不到半个学期，他就变得沉默寡言，抑郁寡欢，异常敏感。
导致他下决心要回老家的直接原因是语文老师在班上读了他的一篇作文。那是篇命题作文——《我的班级》。他在作文中写到：我不知道来一个新班级会遇到这么多麻烦，老师陌生，同学们不热情……置身在这样一个班级常常叫我手足无措，孤立无援。我没有知心朋友，心事不知向谁倾诉。语文老师读他的作文，意思是让同学们了解他、帮助他、认同他。而他呢，却以为是老师故意跟他过不去，故意让同学们看他的笑话。或许，小小年纪的他太敏感了吧。第二天，他就拿着钱，打算单枪匹马闯广州，去找他的爸妈了。
我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仍说服不了侄儿。看到挽留是徒劳的，我便给哥哥打了电话，要他来新疆接走他的儿子。从侄儿被他爸爸送来新疆到接回老家，他只在新学校待了半个学期。
体育课像个导火索，一下子点燃了她的所有不愉快
■郝娟［家长］
三年半前，因为我的工作调动，女儿转学了，那时她刚上一年级。转学后的一段时间里，女儿念念不忘原来的学校，有时还显得有些啰嗦。在女儿看来，原来的学校是乐园：老师是妈妈的熟人，亲切和蔼；同学是幼儿园一起长大的小朋友，亲密无间。这样宽松自由的环境让女儿爱学校胜过爱家，每次放学回家后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叽叽喳喳说个不停，汇报着学校里发生的趣闻轶事：老师表扬自己了，又得了一朵小红花；谁上美术课画太阳画成了鸭梨，同学们笑得肚子疼；谁做操时踢到了前面小朋友的屁股，自己却摔了一跤；两个小朋友打起来，大家去劝架却扭作一团……虽然都是些孩子之间的琐事，但在女儿的叙述中却充满了快乐和渴望。
只可惜，这种无忧无虑的日子太短了，女儿在恋恋不舍中随着我来到一座新的城市，走进一所新的学校。送女儿到校的第一天，她紧紧攥着我的手，一步不落地跟着我到校长室、教导处、老师办公室，最后来到教室。当年轻漂亮的班主任微笑着欢迎女儿时，她的回应却是那么拘谨害羞。女儿坐到老师安排的座位后，我向她挥手告别，她的眼睛亮晶晶地含着泪珠，嘴角紧紧抿着，似乎是害怕一张嘴就会哭出声。
中午放学，女儿一出校门就东张西望，然后飞跑过来扑进我怀里，搂住我的脖子把小脸贴在我的脸上。回家的路上我问长问短，女儿却没有什么可回答的，她一上午坐在教室里，连厕所都没去，虽然我已经领她认识了厕所的位置。
下午上学前，我把一些包装漂亮的糖果放进她的书包，告诉她分给周围的小朋友吃，说这样能够很快交到朋友。女儿就这样半信半疑地去了学校。这一招很奏效，放学后女儿开心地告诉我，小朋友拉着她一起去操场玩了。随后的几天里，我又给女儿带了两次糖果。渐渐地，女儿和同学们熟悉了，又变得活泼起来，从她的嘴里我记住了一些小朋友的名字，我的心也慢慢放松了。
两个月后的一天，女儿给我讲起体育课上的事情：老师让分组接力比赛，可是多了一个人，当老师问谁不参加时，许多同学喊出了女儿的名字。女儿讲的时候很平静，不过几秒钟后就大哭起来，抽抽噎噎地说同学们看不起她，不喜欢她。然后又断断续续说起了这两个月中发生的一些让她伤心的事情：一个男同学撞掉了她的书不说对不起；正和自己一起玩的小朋友被别人拉走了；有人笑话她胆子小……这些事情女儿之前从未提起过，而体育课上的事情像个导火索，一下子点燃了她的所有不愉快，这些事情便像过电影一样，一件件出现在她的脑海中。
我把女儿抱在怀里轻轻安抚着，等她平静下来之后我告诉她：“不是小朋友们看不起你才故意欺负你，而是大家对你还不是很了解，这需要一个过程。这时候就要靠自己的努力来赢得大家的信任，比方说有小朋友没有带铅笔，你就可以把自己的借出去，有小朋友摔倒了，要赶快扶他起来。另外，在课堂上出色的表现也会让同学们刮目相看，用不了多久就一定会交到许多好朋友。”
慢慢地，女儿融入到了新集体中，还有了几个形影不离的朋友。
在安稳与快乐中，女儿已经四年级了，可老公却又到了另一个城市工作，女儿又将面临新环境的考验。每当想起女儿转学时无助的模样我就有些迟疑，虽然随着年龄的增长适应力会增强，可是内心的孤独感也会更深更浓，何况女儿已经没有了幼年的懵懵懂懂和对我的完全依恋。我在心里对自己说：再等两年吧，那时女儿正好小学毕业，要和很多孩子一起踏入新环境，认识新老师结交新朋友是他们共同面对的问题，这比女儿独自踏入陌生的圈子要好许多。
我和女儿一样，一瞬间有了寄人篱下的感觉
■刘灵［家长］
女儿上五年级的时候，我下决心把她从一所普通小学转到了市里的重点小学。虽然表面上我态度坚决，不容商量，可内心一直都很愧疚。
女儿性格腼腆、乖顺，在原来的班级学习成绩名列前茅。转学就好比把她从温暖的被窝硬生生地拽到了屋外的冰天雪地，一切都是冷的：老师的态度、同学的眼神、陌生的学校……
开学前一天，我和爱人带着女儿办完所有手续，拿着转学证明走进了挂着“五年级六班”牌子的教室。学生们正在打扫卫生，老师在讲台上布置着什么。我们夫妻笑容可掬、态度谦恭，第一次面见班主任李老师。
“我本来是坚决不要的，班里已经超员了。”李老师瞥了一眼转学单上的落款。
“我们孩子学习不错的，上学期期末一门100，一门95。”我忙用笑脸接住了老师的冷眼。心里不想再继续这个话题，女儿就在身后呢。
“孩子字写得怎么样？在原来的学校练字了吗？唉，普通学校根本不抓这个。你看看我们的学生。”老师随手翻着桌上的一摞本子，那本子上的字果真一个个横平竖直。想想女儿的字，我心里凉了半截。“今天你们先回去吧，明天一早上课先坐最后一排的空位上。”老师说。
第二天中午，我特意去学校接女儿——我不想让她孤零零地待一上午，又孤零零地走回家。一见面，我迫不及待地询问学校的情况。女儿只说下课一个人坐着，上课老师没提问，自己也不敢发言。
中午吃饭的时候，女儿突然说：“妈妈，老师为什么不喜欢我？”
“你怎么知道呢？”
“早晨我去学校，李老师没来，是英语早读，英语老师不认识我，让我站在教室外面。”
“你跟老师说你是才转来的呀。”
“我说了，同学也说我昨天来过了，李老师知道。可英语老师说她不知道，让我站在外面等李老师来了再安排坐哪里。”
“那你就站在外面了？”我的心揪了一下，“你等了多久？”
“他们上完早读，又去做操，李老师一直没来，我一直站在门外。”
想到女儿背着书包一个人站在空荡荡的走廊上，包裹着她的是教室里传出的读书声；想到在热闹的早操音乐中，孤单无助的孩子第一次体会到被排斥；想到她一定偷偷瞄见了同学脸上的安逸的笑容、一定心惊胆战地熬过了老师从教室出来，然后旁若无人地从她旁边走过，我的心里好像燃起了一把火。一瞬间，我感觉自己和孩子一样，有点儿寄人篱下的感觉。
“叶儿，你从普通学校来，老师可能认为你是差学生，所以才那样对你。妈妈告诉你，老师不会不喜欢好学生的，你认真学习，时间长了，老师会了解你的。”
那天的午饭我没怎么吃。我给孩子讲了“不要苛求别人对你的态度，不要埋怨别人对你的误解，陌生的人和人之间需要时间”，讲了“时间能改变态度，而态度的好坏首先取决于自身的优劣”，讲了“认真听讲、积极发言、努力学习、不拒绝和同学的接触，都会慢慢改变别人对你的态度”……
随后的两个月里，我总是把这些道理掰开揉碎地讲给女儿，情况慢慢有了转机。
一天，女儿回家特别兴奋，她搂着我的脖子说：“妈妈，英语老师让我当课代表了。李老师还说我学习用功、踏实，她特别欣赏我。妈妈，这次数学考试全班就我一个人得了100分……”
即便这样，女儿还是常常跟我说，想原来的同学了，想原先的老师了。她变得特别敏感，经常会说“我总是举手，老师都不叫我”，要不就是“我又感觉老师有一点点不喜欢我了”……为此，我一直愧疚着。
一次次转学，就为撕掉他身上“坏孩子”的标签
■孟建梅［老师］
这学期我们班刚转来一个男孩，王龙，圆圆的脸蛋、大大的眼睛里透着一股灵气。我和学生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了他。我看到他的小脸上露出了笑容，有些害羞地看着，满眼的感激，怯怯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
说实话，我第一眼看到他时就喜欢这个孩子了，很聪明，上课的时候能积极思考问题。但没多久，我就发现他的学习习惯非常不好，每次作业都要拖到最后才交，书写也不工整。不过，我对他有信心，打算帮他改改做事不专注、拖拉的毛病。
有一次，他的作业又没有按时完成，我让他写完之后自己交到办公室，顺便谈谈他的问题。王龙红了脸低下了头，低声向我保证以后一定要改正。这时一边的李老师过来问：“孟老师，王龙在你们班？我和他家住对门，他都转过好几个学校了。老师常让他的家长去学校，说教了这么多年，就没见过这么笨的学生！书写差极了，简直不知道怎么写字！”虽然李老师是压低了嗓门儿说的这些话，但我相信王龙还是听到了。
这以后，我发现王龙上课的时候更不专心，拖拉的毛病也没有改掉，照样马马虎虎。好几次我上课提问他的时候，他甚至茫然地站在那里不知所措。第一单元学完了，我们进行了测试，他只得了52分。唉，人家李老师说得没错啊！渐渐地，上课我不再提问他，根本无视他高高举起的手。他完不成作业的时候，我总是粗暴地呵斥：“放学后留下来写完再走！”他的计算出了错误，我用手点着他的脑门说：“你长脑子了没有啊？这么简单的计算也出错！”他总怯怯地看着我，等我说完了，便开始改错题。就这样，几次测试下来，王龙的成绩从来没有上过80分，而我对他早已心灰意冷了。
有一天上课，学生做题，我看到王龙的后背上竟然贴了一张纸条，赫然写着：我是笨蛋！我悄悄把纸条拿下来，放在口袋中。下课后我把王龙后面的张伟叫到一边：“是你写的？”“我们大家都这么叫他的！”听到这么理直气壮的回答，我一惊：“为什么这么叫他？”“杨红说王龙刚到我们班的时候，她听到那个李老师说王龙笨，还有你和语文老师也常批评他，我们班同学就都说他笨了。每次我们给他贴‘我是笨蛋’，他都还高兴呢……”
啊？！无形中，是我们给王龙贴上了标签：教过他的老师，他的邻居李老师，我，然后是这些孩子们，还有他自己……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王龙刚来的时候，虽然发现了他的一些缺点，我还是很喜欢他，因为我知道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问题。王龙不也是下定决心要改正那些缺点的吗？可是自从听了李老师说的话，我变了，王龙变了，同学们变了，一个孩子就这样被贴上了标签。我想象得出，王龙的家长该多么伤心和失望。孩子一次次转学，为的就是给孩子换个新的环境，撕掉孩子身上的标签。
商场里的商品，可以在上面贴上一个标签，然后据此进行分类和判别。但人是不能贴标签的，未成年的学生更是如此。
因为一句话，这个12岁的女生对同桌动起粗来
■钟志红［老师］
当邹艾来到班里时，我并没有刻意注意她，毕竟这些年来，为了解决进城农民工的孩子读书问题，总会有不少的农村孩子插班入读。
可是，一个星期后发生了一起打架事件，让我不得不对邹艾另眼相看。事情的起因很简单：同桌男生李小然找邹艾借笔，她不愿意，李小然多了一句嘴：“不借就不借吧，真小气！”没想到就这一句话，让邹艾这个12岁的女生对同龄男生动起粗来。
这件事之后，邹艾更不与任何一位同学说话。我从她父母处了解到，邹艾并不是个腼腆、胆小和不愿多说话的女孩，在家乡的学校里，她曾获得过全校演讲比赛的奖项；私下里，我也找来与她从一个地方出来的孩子询问，得知邹艾第一天来学校上学时，对同桌李小然说话，却因为夹带着浓厚乡音的“怪声怪调”，让李小然捂着嘴偷笑了一堂课。
分析起来，我当然不能把责任完全归咎于邹艾超强的自尊心。对于一个小女孩而言，开始在一个新的环境中学习，重新构建安全感会有一个过程，特别是在与新同学的最初几次交流中，如果受到打击，无形中就会放大她的挫败感，破坏了她适应新环境的自信心，以至于从能够说话到担心说话，再到不爱说话，甚至是不敢说话。至于暴力，那只是她在这种情形下宣泄的“语言”罢了。
此后，我为邹艾开起了“小灶”，计划从展示她的长处着手，日渐达到树立起自信心的目的。
不久，在我的推荐下，邹艾的一篇作文在市报上发表，让同学们刮目相看。我找到她问：“报社在学校设立了小记者站，你的作文写得不错，我想推荐你当我们班的小记者，你愿意试试吗？”她点着头。我趁机说道：“作为一名小记者，不仅能写还要会说才能进行采访。”她不置可否。
我安排她第二天去采访一位有丰富教学经验的老师：“你现在想想，五分钟后试试采访我，好吗？”她抬头望着我，心存感激。可当她说出准备好的第一个问题时，竟然紧张得自己都听不到自己的声音。我对她说：“请记者同志大声点，好吗？”她鼓足勇气又说了一遍，我还是不满意：“再大声点儿！”她再次提高了嗓音直到我说“还行”为止。
第二天，邹艾万万没想到，安排的采访对象就是我。
在全班同学的众目睽睽下邹艾涨红了脸，很机械地把倒背如流的问题一个一个地抛给我，然后低着头以最快的速度记录，也许她只想着尽快结束。
“请问钟老师，您从事数学的教学工作有多少年了？”
“到今年9月为止，22年了。”
“您为什么愿意教数学是因为更喜欢数字吗？”
“可能由于我从小就喜欢钱的缘故吧。记得小时候，父母给我一角二分钱让买一斤醋。可我想赚钱，就每次只买二两，二两醋只要二分四厘，四舍五入，售货员只能收二分钱。这样，我分五次买到了一斤醋后，自己的包里就有了两分钱……”
“您认为学生学好数学有什么技巧吗？”
“多买几次醋。”
没想到采访伊始就这么轻松愉快，邹艾紧张的情绪慢慢缓解了，不知不觉地手中的笔也飞快地滑动着，声音渐渐更加自然和坚定起来。到后来，她的提问完全超出了我给的提纲，随心所欲、即兴发挥地问及包括我的年龄、家庭以及我读书时最难忘的一件小事来。
结束愉快的采访后，我告诉邹艾：“其实报社没有在学校设立什么小记者站，我只是想通过这一次模拟的采访能为师生关系的沟通架起一座桥梁，更为重要的是给你制造一次表现的机会，找回曾经的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