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先生去世一周年，恰逢第23个教师节之际，《郑成思纪念文集》出版。座谈会上，在先生生前的同辈好友以及后学弟子几乎众口一词地描述中，我们眼前仿佛走来一位戴着眼镜、彬彬有礼、极其和善的学者，他常年身着已近绝迹的灰色中山装，脚穿布鞋，手里总是拿着一个尼龙布包；每每参加学术活动，他常常会悄悄地就座于一个不起眼的地方，认真地倾听着……谁能想得到，他就是享誉国内外赫赫有名的“中国知识产权之父”！

    难怪上世纪80年代，他去香港一家专利公司讲课，在门口却被保安当成“盲流”盘问了半天；难怪去他家送材料的大学秘书面对他却把他当成了家里的一个“工人”……然而，谁又知道，他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公派英国的法律研究生，他在国际上首次提出“信息产权”理论，在英国《知识产权》杂志评选出的全球对知识产权影响最大的50位人物中，他是惟一入选的中国学者。他不仅曾站在中南海的讲坛上给共和国主席讲过课，对每一位熟悉或不熟悉的求教者更是一视同仁，诲人不倦。在学术交锋中，他从没有学界权威的傲慢，从不会人云亦云，从不“玩学术”，他的学术观点鲜明、超前，并且总是说出自认为是真理的实话。他出版了中文著作30余部，英文著作5部，论文上百篇。

    郑先生的道德人品在法学界是出了名的，他的人格魅力远超出一般学者著书立说的范围。他的博大爱心，他的豪爽助人，他的严谨，他的刻苦，他的低调俭朴，他的从容淡定……都被与会者不断提及，而最令人们感慨不已的是他为人的正直和纯粹——在《郑成思纪念文集》中有两个让笔者最不能忘怀的小故事。

    第一个是关于招考博士研究生的故事。

    在物欲横流的今天，在为世人诟病的学术腐败屡禁不止的现实中，一些高校的少数教授招考研究生被人讽刺为：三分之一招高官，三分之一招大款，三分之一招学生。而对毕业于地方院校，没有背景的学生来说，想报考名校的研究生更是难上加难。

    但在中国社科院郑成思先生这里却截然相反——据曾任社科院法学所所长的夏勇回忆：为了招收一名自己根本不认识的博士生，郑先生曾竭力向所里提议破格录取，当看到录取名额实在紧张，甚至将自己“祭出”。他对夏勇说：“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前不久住院得的是癌症，想招这个学生补充学科力量。”原来，这个不被郑先生所认识的考生就是曾在地方司法机关工作，如今已成为法学所博士生的尹锋林。郑先生为何独独青睐当年成绩第二名的他呢？据尹锋林回忆，先生曾告诉他：“考虑到你是从地方报考的，不容易……你要努力啊。”

    另一个故事则关于作品署名。

    全国政协委员刘白驹清楚地记得，郑成思先生生前曾主持承担一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几年后课题完成了，书稿上却只有他的合作者一人的署名。那么，对课题框架、格局及主要内容都提供了大量思想的郑先生是怎么向社科院科研局解释的呢？他说：“不能说我未参加及主持这个项目。至于项目完成后，再进一步加工成书，则完全是李教授一人所为了。书中有很少一部分，是经我同意后，李教授以我的原有作品为基础重新创作的。无论作为部分‘思想’提供者，还是作为提供极少基础创作的依据者，从版权的角度，都不足以使我作为‘共同作者’或‘共同版权人’而在书上署名。”这个解释后来作为序言收入李教授的著作中。

    这又让人想到学术界那么多年轻的和不年轻的教授光天化日之下剽窃他人成果，被揭穿后还要百般抵赖，更有身为师长的人不写一字就堂而皇之地把自己的署名放在学生论文的最前面……

    其实，郑成思先生在功名面前能心若止水，在诱惑面前丝毫不为其所动，在熟悉他的人们的眼里一点也不奇怪——

    他的学生说：老师在这世界上惟一执著的是他的学问。物质的一切对于他广博的精神世界太渺小了，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他的同行说：学术界人心浮躁，追逐官位曾趋之若鹜，郑先生却从不为“官”所动。

    他的同事说：郑成思原本有太多的机会留在海外生活，但面对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名牌大学的刻意挽留，多次出国讲学的他从不为“利”所惑。

    他的朋友说：家中没有一件时尚家具，身上没有一件名牌服装，从不以之为苦，又不刻意为之，这就是郑成思。

    于是，他常说的话又回响在我们耳边：

    “不保护好知识产权，中国就难以再有四大发明”。

    “不创自己的核心技术和品牌，永远只能给别人打工”。

    “要牵动知识产权这个牛鼻子，使中国经济这头牛跑起来，才能实现民族复兴”。

    “不作秀，不雕琢，不张扬，却从不背离”这是一个网友对郑先生一生的评价。而笔者以为，一生无怨无悔，皓首穷经而泰然处之，这便是郑先生立志报国的人生境界与心无旁骛的学术定力使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