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偶然机缘，听到一个犹太女孩汉娜被纳粹谋杀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故事。发掘这段历史的是个日本女子。所以，接到东京朋友的电话，不由地在电话里讲给她听。讲到犹太儿童曾被囚禁在捷克集中居住区，一个同是囚徒的女艺术家，冒着风险教孩子们画画。因而今天的人们，才从汉娜留下的4幅画作中，记住了汉娜。没料想，朋友在电话那端激动起来，说，我知道那个女艺术家，我在东京看过展览，她还是从包豪斯出来的呢。查了各自资料，确信我们在讲着同一个人。我也查到，朋友在东京看的是一个流动国际展，现在还在世界各地巡回展出。女画家一流的艺术才华，默默坚守的工作和人生，在她死去60年之后，在世界各地重新引起人们的认识和反省。她的名字是，弗利德·迪克－布朗德斯。
维也纳的艺术摇篮
1898年7月30日，弗利德·迪克－布朗德斯出生在奥地利的维也纳，一个普通犹太人家庭。母亲在她4岁时去世。父亲是文具店助理。他最喜欢看着小弗利德迷失在色彩和纸张的世界里。她从小就迷画画。她成长的年代，维也纳是欧洲的文化中心，正处在黄金时期。公园、咖啡馆常常举行音乐会和诗歌朗诵。她不用买门票，就可以整日流连在博物馆，和名家对视，也可以久久地坐在书店，从昂贵艺术书籍上，把自己喜爱的大师作品临摹下来，不会受到干涉。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维也纳祥和优雅、富于创造性的文化氛围，给弗利德的一生留下了深深印记。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弗利德16岁。幸运的是，她能够避开战火，按正常轨迹入学。她选择了摄影专业。那时女孩子选这个专业很罕见。两年中，她师从摄影大师Johannes Beckmann，训练着技能和艺术眼光。她看到艺术在表现着人的感情，也在描述着人的状态，可她明白，人和人生，是远为复杂的存在。尽管摄影是艺术中最为“写实”的一个门类，可经过提炼、提纯、定格的场景，还是带着强化和浓缩的意味。
倾向于哲学思考的习惯，使弗利德有些早熟，也使她的艺术气质没有在一开始就发酵成泛泛的激情。
将近100年前的艺术教育，已经开始了前卫改革和深入探究。而弗利德生逢其时，从学生到自己成为教师，全过程地体验和参与了这个过程。现今的一些历史学家和学者，会把文学和艺术看作是面层的浮华。其实，但凡大家，他呈现的表面绚丽之下，必有深不见底的思想根基。历史学家在摸索的，多是粗大的社会走向之脉络；文学艺术在细细解剖的，却是人们在不由自主中刻意藏匿的内心。在一定程度上，后者是理解前者必不可少的依托；前者又是后者无可离弃的基本背景。
1915 年，17岁的弗利德成为Franz Cizek的学生。他相信，哪怕是个孩子，绘画的依据都必须是循自己内心之脉动。来到课堂上，他常常对弗利德和她的同学们这样宣称：“今天，让我看一看你们的灵魂！”弗利德自己独立反叛、自由散漫的个性，富于创造力和究根究底的思维习惯，也非常适合于接受当时艺术哲学领域的新探索。弗利德剪着短短的头发，天天都是那件不变的灰色外套，晚上常常逃课，去剧院或是去音乐厅看演出。
战争在进行，昔日的天堂维也纳，挤满了潮水般涌来的难民。基本食品开始短缺。很难想象，就在这艰难时期，瑞士画家Johannes Itten，在维也纳开设了艺术学校。并且，他本人也在艺术界形成一股新的旋风。随着弗利德转入Itten的学校学习，她也就深入一步，从Cizek“未经雕琢的自我认识”，进入了一个有着神秘法则的世界。
在Itten那里，弗利德了解到，艺术不只是字句、声音、形式、色彩和运动之间的联系，艺术是以它独特的方式，使得这个地球和谐。她发现，我们对现实的认知，很难被简单描述。基本的骨架构成了形体，而精神在形体之中被囚禁。艺术家必须打开、拆散和研究这些形体，除去不必要的部分，重新组合。而精神在艺术重建中释放。
那是一条与战争并行的线索。欧洲的政治家们，正在为巨大的利益，以“祖国需要你”的爱国名义，拖着一个个国家的青壮年，打得你死我活。这场战争几乎牺牲了欧洲整整一代年轻人。而在面包和面粉都紧缺的维也纳，在可能的任何缝隙中，音乐艺术的传承仍在继续，看似了无意义的精神摸索和探求，仍在坚持。
走向成熟的女艺术家
师从Itten的一个意外收获，是21岁的弗利德被带进了赫赫有名的包豪斯。
包豪斯是一个工艺美术学校，它由开创现代建筑的4位大师之一、格鲁皮乌斯在德国魏玛创办。那是1919年，战争刚刚结束。包豪斯的目标是，“给青年建筑师的一个信息”。具体地说，是要打破美术和手工艺之间的藩篱，把建筑和手工艺结合在一起。它既要学生有抽象思维和艺术想象力，又强调学生有功能实现的能力，以及动手制作各类产品的能力。它培养了一大批具有现代艺术眼光的设计师，成为随之而来的现代建筑、手工艺和工业设计的中坚力量。
几年后，格鲁皮乌斯对弗利德评价道：“从1919年6月到1923年9月，迪克小姐在包豪斯学习，她以其罕见的、非凡的艺术天赋，表现杰出。她的作品始终是引人瞩目的。她的天赋中多方面的特质，结合难以置信的能量，使她成为最好的学生之一。还在第一年，她就已经开始担任教师，指导新生。作为包豪斯的创办人和前院长，我以极大的兴趣在注视迪克小姐成功的过程。”
弗利德在包豪斯如鱼得水。在魏玛，包豪斯的老师和学生组成艺术村，住在一起。这是艺术家们经典的生活方式。弗利德酷爱音乐戏剧。包豪斯有着整套整套的艺术节活动，弗利德积极参与，但还是把主要精力投入学习和创作。她和同学安妮一起制作的书籍装钉机，作为学校成就，被记载在今天的《包豪斯历史》中。对许多学生来说，包豪斯风格也会成为一种负担。但弗利德是罕见的，她不仅能够消化包豪斯，又能从包豪斯“走出去”，从而确立了自己的艺术个性。
就在这段时间里，年轻的弗利德，也以痛苦的方式，完成了从女孩向女人的转变。
20岁那年，才华横溢的漂亮女孩弗利德，和一个学建筑的大学生弗朗兹·辛格，双双堕入爱河。一年后弗朗兹和她一起去包豪斯，共同度过了两年愉快的学习生活。1921年，他们又一起参与组织一场歌剧，弗利德设计了海报。女歌手艾咪在歌剧中的演唱，改变了弗利德的一生。一夜激情演出，弗朗兹爱上了女歌手，不久之后就结婚了。弗利德给老朋友安妮的信中说：“关键是要让自己平静下来——然后一切都会好起来。我被无尽头的、绝对的孤独所压倒。愿上帝帮助我度过这段人生。”
看上去，弗利德还是那个风趣、富于热情、不停冒出新想法的女孩。可是，外表之下躲藏着另一个弗利德：她变得过度敏感，忧郁，孤独。她在包豪斯的后期作品，风格明显出现变化。她当时的一组作品《黑暗》，表现着自己的恶梦。只有最亲密的朋友才能看到她的内心。她写道：“我经常感觉自己是一个被可怕的洪水推动的游泳者……在瞬间，我把头抬出水面……我想要对另一个在游泳的人哭喊出来。幸运的是，我对自己没有任何打算，就连一分钟之后的计划都没有。”然而这还不是混乱的终结。婚后的弗朗兹和妻子有了一个孩子，他却又回到弗利德身边，要成为她的情人。弗利德只有过这样一次起于20岁的单纯初恋，如今回来的，还是她深爱着的同一个人，却已是别人的丈夫。她无力推开弗朗兹，摆脱这样的困境。
1923年，他们在维也纳建立了“辛格－迪克工作室”。在学生时代，他们就习惯了默契配合，如今，作为成熟的设计师，他们合作得更加顺手。他们在包豪斯风格中揉入维也纳风情，从建筑到家具、到手工业产品的设计都有，工作室十分兴旺。事业上的合作看上去珠联璧合，可是，两人之间复杂的关系却令弗利德越来越困惑。他们的关系常常是紧张的。弗利德喜欢孩子，她一直渴望有自己的孩子，但几次怀孕，最终都顺着弗朗兹的意思去堕胎了。
七八年后，弗利德终于孕育了破茧而出的能力。一段起于20岁的单纯爱恋，终于在扭曲中断裂。她主动离开，在维也纳的19区租了自己的创作室，远离了弗朗兹和过去的痛苦记忆。在这段时间里，33岁的弗利德受维也纳市政府邀请，向幼儿教师们教授艺术课程。这是她真正企盼多年的机会。弗利德是画家，她更是一个思索中的画家。对她来说，探索艺术发生和生长的哲学，是她艺术实践中无法分离的一部分。也许，这就是她接受的早年教育中大师们留下的痕迹。
弗利德的教授过程，全都用最鲜活的作品来表达。这工作简直就是为她的理想量身打造的——她不是在教学生画画，而是在教授艺术老师，让他们理解如何给孩子们作艺术启蒙。她在自己的精神家园里乐不思蜀。她教给学生的，是体会艺术如何萌芽，如何像竹子一般，先冒出笋尖，然后生长，最终，缓缓地展开它第一片纯净的绿叶。
在危险逼近中思考
20世纪30年代初的奥地利，右翼势力已经很强。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掌握政权。他领导的纳粹，也就是所谓的国家社会主义党，丝毫不能容忍思想和表达的自由，哪怕那是艺术领域的自由。因此，希特勒一上台，包豪斯立即被关闭了。
1934年1月，奥地利的右翼应声而起。“辛格－迪克工作室”虽已不复存在，可他们当年设计的作品被大量捣毁，设计的建筑被拆除，其中包括在1928年建成的维也纳网球俱乐部，以及刚刚建成的Heriot女伯爵的客舍。天性自由的弗利德无法容忍对艺术自由的扼杀，也无法容忍纳粹对犹太人的敌意。36岁的她孤身一人，在奥地利纳粹横行起来时，试图加入反法西斯行列，因而走向左翼，参加了奥地利共产党。这一时期，她设计了一些反法西斯的海报。这些海报仍有着明显的包豪斯风格，并且用词激烈。
弗利德的朋友圈子里，每天都在选择中挣扎：是留在那里与法西斯斗争，还是逃离奥地利？当时的弗利德认为逃离是羞耻的。她帮助朋友们在画室藏匿了一些私人文件。当工作室被搜查出一些假护照后，她马上被逮捕了。在令人目盲的强光下，她在审讯中保持了沉默。最后，法庭没有定罪，她被释放。一出监狱，她随即离开维也纳，前往布拉格。这在她后来的绘画《审讯》中，被记录了下来。
弗利德出走，是一次典型的政治逃亡。可是，在内心深处，似乎也是对她前一时期短暂的激昂，画上了一个休止符。
1934年的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个民主制度下的自由国家，犹太人在国会拥有议席，对各国政治难民张开双臂。弗利德在布拉格突然重逢自由，重逢她熟悉的宁静。单纯的艺术创作的冲动，深层的艺术哲学的探索，这一切构筑了她的世界。她似乎感到，假如离开这个世界，她的存在本身都会存疑。虽然她知道危机没有消失，依然力所能及地做一些甚至有很大危险的工作。但是，她的激昂已经不复存在。36岁的弗利德，在疑惑中试图认清自己。
走进布拉格，弗利德的艺术风格突然变化。她离开新潮，离开包豪斯的结构主义，离开所有高调的形式，回到淳朴画风。她全神贯注地开始大量的绘画创作：风景，人物，静物，常常带有装饰风格。她似乎要通过这些绘画中清纯的美，来救赎和寻找本原的自我。纳粹在毁坏的，是弗利德心中所感觉的生活最本质的东西。坚持属于自己生命本原的特质和追求，是她的个人抗争最核心的部分。对她来说，假如放弃了这一切，纳粹就胜利了。
她热忱地投入了对难民儿童的艺术教育。她不能放弃在维也纳开始的艺术教学实验。她的朋友希尔德回忆说，弗利德和孩子们是如此融洽。他最喜欢听弗利德讲孩子们的事情。有一次，一个孩子问弗利德，教堂是什么呀？弗利德回答说，教堂是上帝的家。孩子想了想说，您说错啦，上帝的家是在天堂，教堂是他的工作室。
她联系上了住在维也纳的父亲，得知姨妈和她最小的儿子巴维尔·布朗德斯，也住在布拉格。弗利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亲情的抚慰。她喜出望外，通过布拉格的犹太人中心找到了他们的地址。这个偶然相会，为她的生命带来了一个新阶段。她和巴维尔相爱了。1936年4月29日，38岁的弗利德有了属于自己的家。多年孤独长途的跋涉，如今，在每天路途的尽头，终于有了一盏专为自己点亮的灯。弗利德在青春时期的挚烈情爱，突然又回来了。但是，她已经无法得到长久梦想的孩子。她婚后有过一次怀孕，但是流产了。她失去最后一次做母亲的机会。
她是幸福的。却偏偏是在一个残酷的年代。
1937年7月，有两个艺术展在慕尼黑开幕。一个在最知名的慕尼黑艺术博物馆的主要画廊，展览名为“德国艺术的伟大展出”。另一个画展的展出场地在仓库，主题是“堕落艺术展”。通过这样“黑画”展出，希特勒试图让民众知晓，什么样的艺术将不再被他所建立的社会所容忍。“黑画展”开幕那天，希特勒发表演说：“艺术领域混进了外行，今天他们是现代的，明天他们都将被遗忘……”可是，多年以后，第一个展厅的画家都已被世人遗忘，而那个“黑画展”的画家们，则被今天的人们反复提起，重新认识。
1938年3月，德国占领奥地利。意大利、匈牙利和罗马尼亚都站在了纳粹一边。1938年9月，德国和英国、法国、意大利一起签订的“慕尼黑协议”，致使希特勒掌握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局部领土。捷克斯洛伐克不再是一个安全国家。纳粹在欧洲开始公开迫害犹太人。1938年11月9日,德国纳粹在一个夜晚，大肆袭击犹太人，无数犹太人的商店被捣毁，玻璃橱窗被砸碎，这是历史上有名的玻璃之夜。维也纳也传来消息，弗利德当年设计的作品，不论大小，几乎悉数被砸光。她所有的朋友都在作进一步逃亡的准备，一片惊恐气氛。朋友们都关心着既是犹太人又是知名艺术家的弗利德，告诉她必须尽早离开布拉格。
可是，恶讯对弗利德几乎没有影响。她仍然在忙着她的绘画和儿童艺术教育。她的老朋友安妮和她丈夫，给她寄来了移民巴勒斯坦的证书；而她手里也持有随时可以离开的护照。她不走的原因只有一个：逃亡对她的丈夫巴维尔已经太晚，他不可能再取得护照。她没有离开步步逼近的危险，只是循着自然也是必然的选择，她要和深爱着的丈夫生活在一起。
她写道：“我的艺术生涯曾将我一千次地从死亡中挽救出来。通过勤勉实践的绘画，我才补偿了自己不知来源的罪恶。”这种感觉是弗利德一生的主要基调。
有一些东西，是邪恶永远无法战胜的
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对犹太人的迫害，开始随着纳粹侵略的脚步，遍及整个欧洲。从1938年到1942年，弗利德和丈夫巴维尔离开布拉格往乡间躲避。他们来到罗诺弗，那是巴维尔出生的小镇，一个美丽的地方。弗利德写道：“这里如此祥和，哪怕在我生命的最后一刻，我都坚信，有一些东西，是邪恶永远无法战胜的。”
她尽一切努力继续她原有的生活轨迹。她仍在不停地画画。在信中，她描述着自己在绘画上的变化：“我不想再作寓言式的表达，我只想描述世界原本的模样。既不是时髦的，也不是过时的。”
美术界依然在关注着弗利德。1940年,伦敦的美术中介人提出要展出弗利德作品，并且把她带到伦敦去。那年8月，“弗利德画展”在伦敦的圆拱画廊开展，弗利德本人却没有出席。
同年，他们再次转移到罗诺弗附近的一个村庄。在那里，习惯于动手制作的弗利德，鼓励丈夫巴维尔学一门木匠手艺，以应付不可知的未来。随后他们又被迫几次搬家。犹太人不准养狗，上街必须配戴黄色六角星的标记，不准坐有轨电车，买东西必须在特定的时间，必须用购物券。1942年，希特勒铁下心要大规模扫除犹太人。在那里最后几个月，弗利德停止了绘画。巴维尔的母亲和大哥大嫂分别死在集中营的消息陆续传来。1942年深秋，他们的遣送通知也终于到达。弗利德异常平静。当地的小店主回忆说，弗利德走进她的商店说：“希特勒邀请我去赴会呢，您有什么保暖的衣服吗？”小店主给了她一件灰色的外套，暖和又结实，怎么都不肯收钱，弗利德最后送了她一幅画。
朋友希尔德闻讯赶来，为给老朋友一点支持。为了耐脏，弗利德把床单染成深色。她染着被单说，这也可以给孩子们演戏作道具，染成绿色，孩子披着就可以象征森林。她还盘算是不是给孩子们带去足够的纸和笔。希尔德说：“她连害怕的时间都没有。”1942年12月17日，他们抵达纳粹建立的犹太人集中居住区——特莱西恩施塔特，成为囚徒。弗利德的编号是548，巴维尔是549。同时抵达的650名犹太人，在二战结束时只有52人幸存。
这里原是18世纪的一个城堡，后来成为6000人口的小镇。1942年，纳粹把居民强行迁出，迁入6．5万名犹太人，建立了旨在“彻底解决犹太人问题”的集中居住区。有14万犹太人通过这里被转送到其他集中营，有8．8万名被送往死亡营。
男人、女人和孩子分别集体居住，其中有1．5万名儿童。所有教育课程被禁止。可是，弗利德和其他一些艺术家和学者，以文化闲暇活动的名义，开始对孩子们进行正规教育。弗利德全身心地投入对孩子的艺术教育。她拼命收集有可能用于绘画的任何纸张，其中多数是被废弃的旧纸张。
面对这些孩子，她是最恰当的一个教师。她知道怎样把他们从悲伤的死胡同里引出来。有一次，从德国来的一些男孩来到她的课堂上，他们的父亲，当着这些孩子的面，被纳粹枪毙了。他们完全是吓呆的样子，相互紧紧靠在一起，双手放在膝盖中间。看到他们，弗利德就转过头去，想忍住泪水。但转回头来，孩子们依然看到她眼中满含泪水，止不住流淌。他们一起大哭了一场。然后，他们跟着弗利德去洗手，她严肃地说，你们一定要把手洗干净，否则不能画画。她很快把孩子的注意力吸引到她的课程中。
所有的孩子都有自己非常的经历，都有过巨大的心理损伤。纳粹所代表的邪恶，不仅毁灭着文明的物质存在，更在毁灭着人的心灵。在弗利德看来，保护内心真纯、善良和美好的世界，保存人的创造欲和想象力，是最重要的事情。她引导孩子的心灵走出集中营，让他们闭上眼睛，想象过去和平宁静的生活，想象看到过的美丽风景，让自己的幻想飞翔。她带着他们来到顶楼窗口，体验蓝天和远处的山脉，画下大自然的呼吸。
我曾在不同的书里读到过弗利德在集中居住区教孩子画画的故事。但直到读过她完整的人生篇章，才对集中营这一段不再感到吃惊。对于弗利德，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她爱孩子也热爱艺术，探究艺术怎样从心理上被疏导释放，那是她一生迷恋的事情。孩子们使她在如此可怕的地方，心灵没有走向枯竭。
与其它所有集中营的画家的显著区别，是他们都在用画笔记录集中营地狱般的生活，唯有她，依然在画着花卉、人物和风景。她在记录和研究儿童艺术活动的意义和目的，探讨成人世界应该怎样对待儿童世界。她问道：“为什么成人要让孩子尽快地变得和自己一样？我们对自己的世界真的感到那么幸福和满意吗？儿童并不仅仅是一个初级的、不成熟的、准备前往成人世界的平台。……我们在把孩子从他们对自然的理解能力中引开。因此我们也就阻挡了自己理解自然的能力。”她还在考虑根据自己的教育实践，写一本《作为对儿童心理医治的艺术》。在地下室里，她为孩子们悄悄地开了画展。在最恶劣的条件下，她让自己的精神生活在一个正常世界。也让孩子通过艺术活动尽量做到：身体被囚禁，精神仍然健康和自由。
那远非是我以前想象的，仅仅是一个人的爱心，这是从20世纪初开始的，那一个个伟大的艺术哲学大师们，一代代交接着的、精神和思想传递的一环。在这里，第一次世界大战无法扼杀的维也纳的艺术学校仍在继续，被希特勒关闭的包豪斯仍在继续。弗利德和孩子们在一起，没有建造武器去与邪恶拼杀；他们在构筑一个有着宁静幻想的、健康心灵的、也是愉悦视觉的美的境界。面对强势，他们能够说：有一些东西，是邪恶永远无法战胜的。
弗利德的遗产
在特莱西恩施塔特的囚徒头上，一直笼罩着死亡的阴影。就在这个小镇，3年里有3．3万多名囚徒死于恶劣的生活条件，其中包括弗利德的父亲和继母。在他们死去之后，弗利德才知道他们也曾在这里住过。更恐怖的，是关于遣送到死亡营的传闻。所有的人都知道，遣送通知是最可怕的东西。
1944年9月，巴维尔和其他5000名男囚徒，一起接到了将在28日被遣送的通知。弗利德立即扔下一切，来到决定名单的委员会，要求与丈夫同行。4年前，她拿着护照却拒绝离开危险的捷克，今天她明知前面是死亡的威胁，却义无反顾地要求前去。
弗利德被拒绝之后，再次坚决地要求把自己补进下一批的遣送名单。朋友们都劝她留下，她也有充足的高尚理由留下——孩子们和工作需要她。可是，对弗利德来说，思维的逻辑是那么自然。这样的逻辑，和她全部思维存在，是合为一体的。她爱自己的丈夫，她要和巴维尔在一起。
她的要求被批准了。在离开前，她做的最后一件事情，是和L410宿舍的管理员Willy groag一起，小心地包好所有孩子们的画作，抬上阁楼，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巴维尔离开的9天之后，1550名囚徒，都是妇女和儿童，被装上运牲畜的闷罐车送走，日夜兼程。两天以后的中午，她们到达奥斯维辛。第二天一早，1944年10月9日，她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被送入毒气室谋杀。其中，就有46岁的女艺术家，弗利德·迪克－布朗德斯。
在二战刚刚结束的1945年，8月底的一天，幸存下来的Willy groag，提着一个巨大的手提箱，来到了布拉格的犹太人社区中心。箱子里是4500张弗利德的孩子们的绘画。那些画作的主人，绝大多数已经被谋杀在纳粹的毒气室里。1．5万名曾经生活在特莱西恩施塔特的犹太孩子，只有100多名幸存下来。
在集中居住区时期，弗利德停止了在自己的画作上签名。可是，在她的要求下，这4500张画作，每一张，都有孩子自己的签名。
人们一直熟诵着那句名言：在奥斯维辛以后，写诗是残酷的。在很长时间里，人们无法理解和接受：在集中营之中，绘画依然美丽。这些被冒着生命保存下来的犹太儿童的图画，曾被久久冷落，没有人懂得弗利德，也没有人懂得这些儿童画的价值。
Willy groag说：“随着时间的流淌，他们懂了。”
附记：
4500张由弗利德的学生在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居住区的绘画作品，现在被布拉格犹太人博物馆收藏和展出，这被称为“人类文化皇冠上的钻石”。本文作者介绍集中营儿童画作的书《像自由一样美丽》，最近由三联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