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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点特稿第647期
【冰点】:即使是奥斯维辛也扼杀不掉
2007-11-07
林达
    由于偶然机缘,听到一个犹太女孩汉娜被纳粹谋杀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故事。发掘这段历史的是个日本女子。所以,接到东京朋友的电话,不由地在电话里讲给她听。讲到犹太儿童曾被囚禁在捷克集中居住区,一个同是囚徒的女艺术家,冒着风险教孩子们画画。因而今天的人们,才从汉娜留下的4幅画作中,记住了汉娜。没料想,朋友在电话那端激动起来,说,我知道那个女艺术家,我在东京看过展览,她还是从包豪斯出来的呢。查了各自资料,确信我们在讲着同一个人。我也查到,朋友在东京看的是一个流动国际展,现在还在世界各地巡回展出。女画家一流的艺术才华,默默坚守的工作和人生,在她死去60年之后,在世界各地重新引起人们的认识和反省。她的名字是,弗利德·迪克-布朗德斯。

    维也纳的艺术摇篮

    1898年7月30日,弗利德·迪克-布朗德斯出生在奥地利的维也纳,一个普通犹太人家庭。母亲在她4岁时去世。父亲是文具店助理。他最喜欢看着小弗利德迷失在色彩和纸张的世界里。她从小就迷画画。她成长的年代,维也纳是欧洲的文化中心,正处在黄金时期。公园、咖啡馆常常举行音乐会和诗歌朗诵。她不用买门票,就可以整日流连在博物馆,和名家对视,也可以久久地坐在书店,从昂贵艺术书籍上,把自己喜爱的大师作品临摹下来,不会受到干涉。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维也纳祥和优雅、富于创造性的文化氛围,给弗利德的一生留下了深深印记。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弗利德16岁。幸运的是,她能够避开战火,按正常轨迹入学。她选择了摄影专业。那时女孩子选这个专业很罕见。两年中,她师从摄影大师Johannes Beckmann,训练着技能和艺术眼光。她看到艺术在表现着人的感情,也在描述着人的状态,可她明白,人和人生,是远为复杂的存在。尽管摄影是艺术中最为“写实”的一个门类,可经过提炼、提纯、定格的场景,还是带着强化和浓缩的意味。

    倾向于哲学思考的习惯,使弗利德有些早熟,也使她的艺术气质没有在一开始就发酵成泛泛的激情。

    将近100年前的艺术教育,已经开始了前卫改革和深入探究。而弗利德生逢其时,从学生到自己成为教师,全过程地体验和参与了这个过程。现今的一些历史学家和学者,会把文学和艺术看作是面层的浮华。其实,但凡大家,他呈现的表面绚丽之下,必有深不见底的思想根基。历史学家在摸索的,多是粗大的社会走向之脉络;文学艺术在细细解剖的,却是人们在不由自主中刻意藏匿的内心。在一定程度上,后者是理解前者必不可少的依托;前者又是后者无可离弃的基本背景。

     1915 年,17岁的弗利德成为Franz Cizek的学生。他相信,哪怕是个孩子,绘画的依据都必须是循自己内心之脉动。来到课堂上,他常常对弗利德和她的同学们这样宣称:“今天,让我看一看你们的灵魂!”弗利德自己独立反叛、自由散漫的个性,富于创造力和究根究底的思维习惯,也非常适合于接受当时艺术哲学领域的新探索。弗利德剪着短短的头发,天天都是那件不变的灰色外套,晚上常常逃课,去剧院或是去音乐厅看演出。

    战争在进行,昔日的天堂维也纳,挤满了潮水般涌来的难民。基本食品开始短缺。很难想象,就在这艰难时期,瑞士画家Johannes Itten,在维也纳开设了艺术学校。并且,他本人也在艺术界形成一股新的旋风。随着弗利德转入Itten的学校学习,她也就深入一步,从Cizek“未经雕琢的自我认识”,进入了一个有着神秘法则的世界。

    在Itten那里,弗利德了解到,艺术不只是字句、声音、形式、色彩和运动之间的联系,艺术是以它独特的方式,使得这个地球和谐。她发现,我们对现实的认知,很难被简单描述。基本的骨架构成了形体,而精神在形体之中被囚禁。艺术家必须打开、拆散和研究这些形体,除去不必要的部分,重新组合。而精神在艺术重建中释放。

    那是一条与战争并行的线索。欧洲的政治家们,正在为巨大的利益,以“祖国需要你”的爱国名义,拖着一个个国家的青壮年,打得你死我活。这场战争几乎牺牲了欧洲整整一代年轻人。而在面包和面粉都紧缺的维也纳,在可能的任何缝隙中,音乐艺术的传承仍在继续,看似了无意义的精神摸索和探求,仍在坚持。

    走向成熟的女艺术家

    师从Itten的一个意外收获,是21岁的弗利德被带进了赫赫有名的包豪斯。

    包豪斯是一个工艺美术学校,它由开创现代建筑的4位大师之一、格鲁皮乌斯在德国魏玛创办。那是1919年,战争刚刚结束。包豪斯的目标是,“给青年建筑师的一个信息”。具体地说,是要打破美术和手工艺之间的藩篱,把建筑和手工艺结合在一起。它既要学生有抽象思维和艺术想象力,又强调学生有功能实现的能力,以及动手制作各类产品的能力。它培养了一大批具有现代艺术眼光的设计师,成为随之而来的现代建筑、手工艺和工业设计的中坚力量。

    几年后,格鲁皮乌斯对弗利德评价道:“从1919年6月到1923年9月,迪克小姐在包豪斯学习,她以其罕见的、非凡的艺术天赋,表现杰出。她的作品始终是引人瞩目的。她的天赋中多方面的特质,结合难以置信的能量,使她成为最好的学生之一。还在第一年,她就已经开始担任教师,指导新生。作为包豪斯的创办人和前院长,我以极大的兴趣在注视迪克小姐成功的过程。”

    弗利德在包豪斯如鱼得水。在魏玛,包豪斯的老师和学生组成艺术村,住在一起。这是艺术家们经典的生活方式。弗利德酷爱音乐戏剧。包豪斯有着整套整套的艺术节活动,弗利德积极参与,但还是把主要精力投入学习和创作。她和同学安妮一起制作的书籍装钉机,作为学校成就,被记载在今天的《包豪斯历史》中。对许多学生来说,包豪斯风格也会成为一种负担。但弗利德是罕见的,她不仅能够消化包豪斯,又能从包豪斯“走出去”,从而确立了自己的艺术个性。

    就在这段时间里,年轻的弗利德,也以痛苦的方式,完成了从女孩向女人的转变。

    20岁那年,才华横溢的漂亮女孩弗利德,和一个学建筑的大学生弗朗兹·辛格,双双堕入爱河。一年后弗朗兹和她一起去包豪斯,共同度过了两年愉快的学习生活。1921年,他们又一起参与组织一场歌剧,弗利德设计了海报。女歌手艾咪在歌剧中的演唱,改变了弗利德的一生。一夜激情演出,弗朗兹爱上了女歌手,不久之后就结婚了。弗利德给老朋友安妮的信中说:“关键是要让自己平静下来——然后一切都会好起来。我被无尽头的、绝对的孤独所压倒。愿上帝帮助我度过这段人生。”

    看上去,弗利德还是那个风趣、富于热情、不停冒出新想法的女孩。可是,外表之下躲藏着另一个弗利德:她变得过度敏感,忧郁,孤独。她在包豪斯的后期作品,风格明显出现变化。她当时的一组作品《黑暗》,表现着自己的恶梦。只有最亲密的朋友才能看到她的内心。她写道:“我经常感觉自己是一个被可怕的洪水推动的游泳者……在瞬间,我把头抬出水面……我想要对另一个在游泳的人哭喊出来。幸运的是,我对自己没有任何打算,就连一分钟之后的计划都没有。”然而这还不是混乱的终结。婚后的弗朗兹和妻子有了一个孩子,他却又回到弗利德身边,要成为她的情人。弗利德只有过这样一次起于20岁的单纯初恋,如今回来的,还是她深爱着的同一个人,却已是别人的丈夫。她无力推开弗朗兹,摆脱这样的困境。

    1923年,他们在维也纳建立了“辛格-迪克工作室”。在学生时代,他们就习惯了默契配合,如今,作为成熟的设计师,他们合作得更加顺手。他们在包豪斯风格中揉入维也纳风情,从建筑到家具、到手工业产品的设计都有,工作室十分兴旺。事业上的合作看上去珠联璧合,可是,两人之间复杂的关系却令弗利德越来越困惑。他们的关系常常是紧张的。弗利德喜欢孩子,她一直渴望有自己的孩子,但几次怀孕,最终都顺着弗朗兹的意思去堕胎了。

    七八年后,弗利德终于孕育了破茧而出的能力。一段起于20岁的单纯爱恋,终于在扭曲中断裂。她主动离开,在维也纳的19区租了自己的创作室,远离了弗朗兹和过去的痛苦记忆。在这段时间里,33岁的弗利德受维也纳市政府邀请,向幼儿教师们教授艺术课程。这是她真正企盼多年的机会。弗利德是画家,她更是一个思索中的画家。对她来说,探索艺术发生和生长的哲学,是她艺术实践中无法分离的一部分。也许,这就是她接受的早年教育中大师们留下的痕迹。

    弗利德的教授过程,全都用最鲜活的作品来表达。这工作简直就是为她的理想量身打造的——她不是在教学生画画,而是在教授艺术老师,让他们理解如何给孩子们作艺术启蒙。她在自己的精神家园里乐不思蜀。她教给学生的,是体会艺术如何萌芽,如何像竹子一般,先冒出笋尖,然后生长,最终,缓缓地展开它第一片纯净的绿叶。

    在危险逼近中思考

    20世纪30年代初的奥地利,右翼势力已经很强。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掌握政权。他领导的纳粹,也就是所谓的国家社会主义党,丝毫不能容忍思想和表达的自由,哪怕那是艺术领域的自由。因此,希特勒一上台,包豪斯立即被关闭了。

    1934年1月,奥地利的右翼应声而起。“辛格-迪克工作室”虽已不复存在,可他们当年设计的作品被大量捣毁,设计的建筑被拆除,其中包括在1928年建成的维也纳网球俱乐部,以及刚刚建成的Heriot女伯爵的客舍。天性自由的弗利德无法容忍对艺术自由的扼杀,也无法容忍纳粹对犹太人的敌意。36岁的她孤身一人,在奥地利纳粹横行起来时,试图加入反法西斯行列,因而走向左翼,参加了奥地利共产党。这一时期,她设计了一些反法西斯的海报。这些海报仍有着明显的包豪斯风格,并且用词激烈。

    弗利德的朋友圈子里,每天都在选择中挣扎:是留在那里与法西斯斗争,还是逃离奥地利?当时的弗利德认为逃离是羞耻的。她帮助朋友们在画室藏匿了一些私人文件。当工作室被搜查出一些假护照后,她马上被逮捕了。在令人目盲的强光下,她在审讯中保持了沉默。最后,法庭没有定罪,她被释放。一出监狱,她随即离开维也纳,前往布拉格。这在她后来的绘画《审讯》中,被记录了下来。

    弗利德出走,是一次典型的政治逃亡。可是,在内心深处,似乎也是对她前一时期短暂的激昂,画上了一个休止符。

    1934年的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个民主制度下的自由国家,犹太人在国会拥有议席,对各国政治难民张开双臂。弗利德在布拉格突然重逢自由,重逢她熟悉的宁静。单纯的艺术创作的冲动,深层的艺术哲学的探索,这一切构筑了她的世界。她似乎感到,假如离开这个世界,她的存在本身都会存疑。虽然她知道危机没有消失,依然力所能及地做一些甚至有很大危险的工作。但是,她的激昂已经不复存在。36岁的弗利德,在疑惑中试图认清自己。

    走进布拉格,弗利德的艺术风格突然变化。她离开新潮,离开包豪斯的结构主义,离开所有高调的形式,回到淳朴画风。她全神贯注地开始大量的绘画创作:风景,人物,静物,常常带有装饰风格。她似乎要通过这些绘画中清纯的美,来救赎和寻找本原的自我。纳粹在毁坏的,是弗利德心中所感觉的生活最本质的东西。坚持属于自己生命本原的特质和追求,是她的个人抗争最核心的部分。对她来说,假如放弃了这一切,纳粹就胜利了。

    她热忱地投入了对难民儿童的艺术教育。她不能放弃在维也纳开始的艺术教学实验。她的朋友希尔德回忆说,弗利德和孩子们是如此融洽。他最喜欢听弗利德讲孩子们的事情。有一次,一个孩子问弗利德,教堂是什么呀?弗利德回答说,教堂是上帝的家。孩子想了想说,您说错啦,上帝的家是在天堂,教堂是他的工作室。

    她联系上了住在维也纳的父亲,得知姨妈和她最小的儿子巴维尔·布朗德斯,也住在布拉格。弗利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亲情的抚慰。她喜出望外,通过布拉格的犹太人中心找到了他们的地址。这个偶然相会,为她的生命带来了一个新阶段。她和巴维尔相爱了。1936年4月29日,38岁的弗利德有了属于自己的家。多年孤独长途的跋涉,如今,在每天路途的尽头,终于有了一盏专为自己点亮的灯。弗利德在青春时期的挚烈情爱,突然又回来了。但是,她已经无法得到长久梦想的孩子。她婚后有过一次怀孕,但是流产了。她失去最后一次做母亲的机会。

    她是幸福的。却偏偏是在一个残酷的年代。

    1937年7月,有两个艺术展在慕尼黑开幕。一个在最知名的慕尼黑艺术博物馆的主要画廊,展览名为“德国艺术的伟大展出”。另一个画展的展出场地在仓库,主题是“堕落艺术展”。通过这样“黑画”展出,希特勒试图让民众知晓,什么样的艺术将不再被他所建立的社会所容忍。“黑画展”开幕那天,希特勒发表演说:“艺术领域混进了外行,今天他们是现代的,明天他们都将被遗忘……”可是,多年以后,第一个展厅的画家都已被世人遗忘,而那个“黑画展”的画家们,则被今天的人们反复提起,重新认识。

    1938年3月,德国占领奥地利。意大利、匈牙利和罗马尼亚都站在了纳粹一边。1938年9月,德国和英国、法国、意大利一起签订的“慕尼黑协议”,致使希特勒掌握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局部领土。捷克斯洛伐克不再是一个安全国家。纳粹在欧洲开始公开迫害犹太人。1938年11月9日,德国纳粹在一个夜晚,大肆袭击犹太人,无数犹太人的商店被捣毁,玻璃橱窗被砸碎,这是历史上有名的玻璃之夜。维也纳也传来消息,弗利德当年设计的作品,不论大小,几乎悉数被砸光。她所有的朋友都在作进一步逃亡的准备,一片惊恐气氛。朋友们都关心着既是犹太人又是知名艺术家的弗利德,告诉她必须尽早离开布拉格。

    可是,恶讯对弗利德几乎没有影响。她仍然在忙着她的绘画和儿童艺术教育。她的老朋友安妮和她丈夫,给她寄来了移民巴勒斯坦的证书;而她手里也持有随时可以离开的护照。她不走的原因只有一个:逃亡对她的丈夫巴维尔已经太晚,他不可能再取得护照。她没有离开步步逼近的危险,只是循着自然也是必然的选择,她要和深爱着的丈夫生活在一起。

    她写道:“我的艺术生涯曾将我一千次地从死亡中挽救出来。通过勤勉实践的绘画,我才补偿了自己不知来源的罪恶。”这种感觉是弗利德一生的主要基调。

    有一些东西,是邪恶永远无法战胜的

    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对犹太人的迫害,开始随着纳粹侵略的脚步,遍及整个欧洲。从1938年到1942年,弗利德和丈夫巴维尔离开布拉格往乡间躲避。他们来到罗诺弗,那是巴维尔出生的小镇,一个美丽的地方。弗利德写道:“这里如此祥和,哪怕在我生命的最后一刻,我都坚信,有一些东西,是邪恶永远无法战胜的。”

    她尽一切努力继续她原有的生活轨迹。她仍在不停地画画。在信中,她描述着自己在绘画上的变化:“我不想再作寓言式的表达,我只想描述世界原本的模样。既不是时髦的,也不是过时的。”

    美术界依然在关注着弗利德。1940年,伦敦的美术中介人提出要展出弗利德作品,并且把她带到伦敦去。那年8月,“弗利德画展”在伦敦的圆拱画廊开展,弗利德本人却没有出席。

    同年,他们再次转移到罗诺弗附近的一个村庄。在那里,习惯于动手制作的弗利德,鼓励丈夫巴维尔学一门木匠手艺,以应付不可知的未来。随后他们又被迫几次搬家。犹太人不准养狗,上街必须配戴黄色六角星的标记,不准坐有轨电车,买东西必须在特定的时间,必须用购物券。1942年,希特勒铁下心要大规模扫除犹太人。在那里最后几个月,弗利德停止了绘画。巴维尔的母亲和大哥大嫂分别死在集中营的消息陆续传来。1942年深秋,他们的遣送通知也终于到达。弗利德异常平静。当地的小店主回忆说,弗利德走进她的商店说:“希特勒邀请我去赴会呢,您有什么保暖的衣服吗?”小店主给了她一件灰色的外套,暖和又结实,怎么都不肯收钱,弗利德最后送了她一幅画。

    朋友希尔德闻讯赶来,为给老朋友一点支持。为了耐脏,弗利德把床单染成深色。她染着被单说,这也可以给孩子们演戏作道具,染成绿色,孩子披着就可以象征森林。她还盘算是不是给孩子们带去足够的纸和笔。希尔德说:“她连害怕的时间都没有。”1942年12月17日,他们抵达纳粹建立的犹太人集中居住区——特莱西恩施塔特,成为囚徒。弗利德的编号是548,巴维尔是549。同时抵达的650名犹太人,在二战结束时只有52人幸存。

    这里原是18世纪的一个城堡,后来成为6000人口的小镇。1942年,纳粹把居民强行迁出,迁入6.5万名犹太人,建立了旨在“彻底解决犹太人问题”的集中居住区。有14万犹太人通过这里被转送到其他集中营,有8.8万名被送往死亡营。

    男人、女人和孩子分别集体居住,其中有1.5万名儿童。所有教育课程被禁止。可是,弗利德和其他一些艺术家和学者,以文化闲暇活动的名义,开始对孩子们进行正规教育。弗利德全身心地投入对孩子的艺术教育。她拼命收集有可能用于绘画的任何纸张,其中多数是被废弃的旧纸张。

    面对这些孩子,她是最恰当的一个教师。她知道怎样把他们从悲伤的死胡同里引出来。有一次,从德国来的一些男孩来到她的课堂上,他们的父亲,当着这些孩子的面,被纳粹枪毙了。他们完全是吓呆的样子,相互紧紧靠在一起,双手放在膝盖中间。看到他们,弗利德就转过头去,想忍住泪水。但转回头来,孩子们依然看到她眼中满含泪水,止不住流淌。他们一起大哭了一场。然后,他们跟着弗利德去洗手,她严肃地说,你们一定要把手洗干净,否则不能画画。她很快把孩子的注意力吸引到她的课程中。

    所有的孩子都有自己非常的经历,都有过巨大的心理损伤。纳粹所代表的邪恶,不仅毁灭着文明的物质存在,更在毁灭着人的心灵。在弗利德看来,保护内心真纯、善良和美好的世界,保存人的创造欲和想象力,是最重要的事情。她引导孩子的心灵走出集中营,让他们闭上眼睛,想象过去和平宁静的生活,想象看到过的美丽风景,让自己的幻想飞翔。她带着他们来到顶楼窗口,体验蓝天和远处的山脉,画下大自然的呼吸。

    我曾在不同的书里读到过弗利德在集中居住区教孩子画画的故事。但直到读过她完整的人生篇章,才对集中营这一段不再感到吃惊。对于弗利德,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她爱孩子也热爱艺术,探究艺术怎样从心理上被疏导释放,那是她一生迷恋的事情。孩子们使她在如此可怕的地方,心灵没有走向枯竭。

    与其它所有集中营的画家的显著区别,是他们都在用画笔记录集中营地狱般的生活,唯有她,依然在画着花卉、人物和风景。她在记录和研究儿童艺术活动的意义和目的,探讨成人世界应该怎样对待儿童世界。她问道:“为什么成人要让孩子尽快地变得和自己一样?我们对自己的世界真的感到那么幸福和满意吗?儿童并不仅仅是一个初级的、不成熟的、准备前往成人世界的平台。……我们在把孩子从他们对自然的理解能力中引开。因此我们也就阻挡了自己理解自然的能力。”她还在考虑根据自己的教育实践,写一本《作为对儿童心理医治的艺术》。在地下室里,她为孩子们悄悄地开了画展。在最恶劣的条件下,她让自己的精神生活在一个正常世界。也让孩子通过艺术活动尽量做到:身体被囚禁,精神仍然健康和自由。

    那远非是我以前想象的,仅仅是一个人的爱心,这是从20世纪初开始的,那一个个伟大的艺术哲学大师们,一代代交接着的、精神和思想传递的一环。在这里,第一次世界大战无法扼杀的维也纳的艺术学校仍在继续,被希特勒关闭的包豪斯仍在继续。弗利德和孩子们在一起,没有建造武器去与邪恶拼杀;他们在构筑一个有着宁静幻想的、健康心灵的、也是愉悦视觉的美的境界。面对强势,他们能够说:有一些东西,是邪恶永远无法战胜的。

    弗利德的遗产

    在特莱西恩施塔特的囚徒头上,一直笼罩着死亡的阴影。就在这个小镇,3年里有3.3万多名囚徒死于恶劣的生活条件,其中包括弗利德的父亲和继母。在他们死去之后,弗利德才知道他们也曾在这里住过。更恐怖的,是关于遣送到死亡营的传闻。所有的人都知道,遣送通知是最可怕的东西。

    1944年9月,巴维尔和其他5000名男囚徒,一起接到了将在28日被遣送的通知。弗利德立即扔下一切,来到决定名单的委员会,要求与丈夫同行。4年前,她拿着护照却拒绝离开危险的捷克,今天她明知前面是死亡的威胁,却义无反顾地要求前去。

    弗利德被拒绝之后,再次坚决地要求把自己补进下一批的遣送名单。朋友们都劝她留下,她也有充足的高尚理由留下——孩子们和工作需要她。可是,对弗利德来说,思维的逻辑是那么自然。这样的逻辑,和她全部思维存在,是合为一体的。她爱自己的丈夫,她要和巴维尔在一起。

    她的要求被批准了。在离开前,她做的最后一件事情,是和L410宿舍的管理员Willy groag一起,小心地包好所有孩子们的画作,抬上阁楼,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巴维尔离开的9天之后,1550名囚徒,都是妇女和儿童,被装上运牲畜的闷罐车送走,日夜兼程。两天以后的中午,她们到达奥斯维辛。第二天一早,1944年10月9日,她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被送入毒气室谋杀。其中,就有46岁的女艺术家,弗利德·迪克-布朗德斯。

    在二战刚刚结束的1945年,8月底的一天,幸存下来的Willy groag,提着一个巨大的手提箱,来到了布拉格的犹太人社区中心。箱子里是4500张弗利德的孩子们的绘画。那些画作的主人,绝大多数已经被谋杀在纳粹的毒气室里。1.5万名曾经生活在特莱西恩施塔特的犹太孩子,只有100多名幸存下来。

    在集中居住区时期,弗利德停止了在自己的画作上签名。可是,在她的要求下,这4500张画作,每一张,都有孩子自己的签名。

    人们一直熟诵着那句名言:在奥斯维辛以后,写诗是残酷的。在很长时间里,人们无法理解和接受:在集中营之中,绘画依然美丽。这些被冒着生命保存下来的犹太儿童的图画,曾被久久冷落,没有人懂得弗利德,也没有人懂得这些儿童画的价值。

    Willy groag说:“随着时间的流淌,他们懂了。”

    附记:

    4500张由弗利德的学生在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居住区的绘画作品,现在被布拉格犹太人博物馆收藏和展出,这被称为“人类文化皇冠上的钻石”。本文作者介绍集中营儿童画作的书《像自由一样美丽》,最近由三联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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