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将成出租车炒作链“最后的傻子”

在山西省五寨县，一辆出租车价值4万余元，现卖9万元。

在平遥县，一辆出租车价值5万元左右，现卖8．5万元。

在襄垣县，一辆出租车价值六七万元，现卖14万元。

在忻州市，一辆出租车价值六七万元，现卖22万元。

在山西省省会太原市，一辆即将报废的、本身价格很低的出租车，最高价格已炒到45万元。

出租车怎么了？它是黄金？它是股票？还是人为制造出的一个泡沫？为此，记者走访调查山西省四个地市十几个县（市、区）的出租车市场，又深入河南省新郑市以及南阳市的唐河县等地，初步查清，一个游走全国的“炒车团”，正在山西等省挨个儿爆炒县级城市的出租车。

“安达”入城

“新来的河南‘三无’出租车把我们平遥本地出租车全挤垮了！”10月16日，平遥县出租车司机张某在停满本地出租车的汽车站广场上向记者诉苦。

张某经营着一辆绿颜色的QQ出租车，十多年一直靠跑出租为生。但从今年8月以后，他的生意一落千丈，9月的毛收入只有1000多元。“这样下去，靠开出租车很难谋生。”

和张某情况相同的，还有近200名有证或无证的平遥本地出租车司机。

让张某感到生存艰难的缘由，起始于“安达出租公司”进军平遥。

平遥县安达出租车有限公司，今年4月17日在平遥县注册成立。8月16日,50辆车在没有取得出租车经营许可证，也没有车辆营运证和司机的驾驶员服务资格证的情况下，举行了隆重的开业仪式。

这个公司里，除6个山西祁县人外，其余司机全部从河南调来，大多为南阳市唐河县人。这批车服务做得非常好，管理也很先进：统一车型，全部上“T”牌，统一3元起价，统一安装电台呼叫系统，在平遥县很快赢得了老百姓的认可。

河南唐河县距离平遥600多公里，素来没有多少人员及经济交往。唐河县司机为什么要不远千里，花钱住在小旅馆里，来平遥开出租车？

平遥县的“老出租”们看出了端倪：这是一个游走全国的炒车群体。仅在晋中市，已经有榆次、祁县、介休、榆社、左权出现过类似情形。外地人“炒”起一个公司之后，把车和公司都高价卖给当地人，腰包鼓鼓，转战下一个县市。

11月2日，记者二访平遥。与上次来此地时隔15天，平遥县的出租车炒作已成事实，挣到暴利的河南司机纷纷撤离，原来40多个河南司机，至11月4日，只剩六七个了。

直至4日，平遥安达公司的50辆车仍没有出租车营运手续，属非法营运。而尽管这样，受到安达出租车很红火的影响，已经有不少车辆被平遥人买走，价格是8．5万元。

“炒车团”来袭

在一周内，记者调查了黎城、襄垣、五寨、神池、忻府区、朔城区、山阴、绛县8县（市、区），并通过出租行业内部知情者，间接了解了代县、繁峙、应县、保德、灵丘、平陆、榆社等县市情况。

调查表明：以河南省新郑市“鑫生车业有限公司”为原初组织，以新郑人、唐河人为主的炒车团，从2004年至今，已经在山西省很多地方展开行动。在这些县市中，除左权县外，河南炒家在其他县市都“满载而归”。以每县平均购入30~50辆车、每辆车爆炒后获利2万~4万元计，炒车者从每个县圈走的钱在五六十万元到一百七八十万元之间。

祁县炒作出租车是在2005年8月。8月18日，40辆非法营运出租车正式上路。

2005年岁末，这40辆车分两批推销给当地人。3．3万元一辆的哈飞车，第一批卖到7万元，第二批售价8万元。

黎城县荣欣出租车公司，2004年由河南新郑人王德才和安阳人王新立以“自然出资人”的身份成立，次年公司转手给本地人张建波。王德才引进的吉利车，时价3万元左右，离开时以6万~7万元卖出。

襄垣县有两家出租车公司，其中“晨乐”公司由新郑人王庆利设立。该公司的一款富康车连车带上户为六七万元，现价14万元。

五寨县大安出租车公司，公司法人代表为五寨人曹波。2005年由河南人吴明“租用”其手续，购进30辆吉利车上路营运。同年初秋，吴明卖出车辆，把公司还给曹波。每辆车卖到5万多元。

神池县平安出租车公司，由河南人王某在2006年初春设立，河南唐河县的薛某曾来“指导”。二三十名河南司机集体租住在当地人贾宝龄开的旅馆内。同年6月，河南司机卖车后集体消失。

朔城区中宇出租车公司及山阴县顺达出租车公司，均由河南南阳人王某在2005年成立。炒卖车辆后公司转给当地人，一伙人带钱撤离。

绛县、平陆的出租车公司也都是由河南人吴明、周银富等人设立的，炒作模式相同，在时间上略早……

揭秘炒车“标准模式”

记者调查发现，在山西炒作出租车的案例，有着近乎统一的操作模式。

炒车者一般选择的，是尚无正规出租车公司的小县城。这样的地方，他们比较容易拿到“独家经营出租车”的特权，为炒车赢得先机。

成立公司的具体操作技巧有：最好找一个掌握办公司手续的当地人，“买壳”入市。如果没有现成手续，他们就在当地找一个“在社会上混得开”的人出头办理手续，担任法人代表。炒车人则躲在后面，有时以“自然出资人”的身份排在第二位，有时干脆不露头。这样，进入和脱身就都有一个“本地人”的硬壳遮盖着，进退自如。

公司注册后买进车辆，全部选择最低档的车，以吉利、低档夏利为多，以便降低自己的投入，腾出更大的赢利空间。

出租公司都要装一部电台，可以帮助公司树立“快捷、现代、有集体精神”的好形象，更重要的是为了方便司机。河南司机来到一个小县城，拉到客人却不认识路，全凭电台广播人员指引。这些司机大部分是炒车团伙的参与人，有股份。自己买一辆或几辆车“入股”，炒高车价后出手。

司机们炒车的技巧有：统一口径，集体“忽悠”。向外人虚高报称营业收入，称“一天能跑400元”等等，以吸引买家。另一方面，他们会提供热情周到的服务，在短时期内获得群众和政府的一致认可。

一般用半年左右，出租公司的形象就树立起来了，生意也大大好过管理落后、服务意识不强的本地“杂牌出租”时，便会有很多本地人想加入。这时，卖车环节开始。这里的技巧是：绝对不签“卖车”合同，只签“承包经营”合同。比如，一辆4万元的车，某甲以8万元卖给某乙，合同上体现为“某乙承包经营某辆出租车，承包期为8年。车辆到期更换时由某乙按政府要求自己换车，继续经营。租金8万元。”

这样，他们自以为就避开了“私下转让、倒卖出租车经营权”的禁令。还有一条，以“出租车公司”的名义和买车人签合同，即使以后有纠纷，也由公司承担——而他们已将公司转给了当地人。河南炒家不会有任何麻烦。

等到所有的车都找到买主后，他们会“分别”约定买家在同一天交易，公司也同时转给当地人，所有河南司机在一夜间全部“消失”——然后，转战下一个炒作地点。

炒车人折戟左权

“炒车团”并非在所有地方都畅通无阻。

2005年春，河南新郑市炒车人王德才，从黎城县炒车大获全胜后北进左权县，和新郑人刘艳萍合作，带领数十名河南司机，成立了“左权荣欣出租车公司”。

“炒车团”的行为引起了当地政府部门的警惕。左权县的城建局客运管理部门立即采取对策：和河南司机签协议，要求出租车公司严格遵守国务院和建设部的有关规定，不得私自炒买炒卖出租车辆，同时由政府方面选定一个人出面，出任法人代表，和河南司机共同管理公司。法人代表拿住公章，以防河南炒家随意订立卖车租车合同。

2005年冬，荣欣公司已经把牌子炒热了，开始悄悄转让出租车。10名左权人以每辆63500元的价格买下一批原价三四万元的吉利车。但经咨询管理部门后，买车人发现自己出价过高，于是联名写状，以违反“五部门禁止炒车令”为由，将这些河南司机起诉至法院。随后经法院调解，每人获得退款9000元，车辆转让价格稳定在略高于原价的价位上，成功阻止了车价炒作。

2006年5月15日，耗在左权已经一年，又炒作无望的河南司机，急于脱身，遂以每辆车4万多元的价格，将剩余车辆，连同一台价值4万余元的电台，打包转手给左权人，悄然离开。

千里探访炒车人

来山西“炒车”的河南人，是一个组织还是一个个“单干户”？10月20日，记者在忻州一位知情者手中意外地得到一份“通讯录”，揭开了炒车人的内幕。

“通讯录”显示，在山西、河南、安徽等地炒车的，都是“鑫生车业有限公司”旗下人员。该公司的负责人叫靳建生，新郑人。

记者根据掌握的20多人的个人资料及一份“通讯录”，赴河南省新郑市追寻来山西省炒车者的底细。

新郑市是一个县级市，下车乘坐“郑韩出租公司”的车，很快就找到了“业务遍及全国”的鑫生车业公司。

鑫生公司办公地在一个叫做“摩托城”的大杂院里，已经有一半商铺无人经营，尘土遍地。

记者向出租公司的司机了解到，靳建生就是新郑人，原来是在摩托城卖五羊摩托的。2002年开办鑫生公司，同时成立了郑韩出租车公司，据说是“全国第一家”在县里办出租车公司的。以后，他就带着一些人在全国各地办出租车公司，“业务遍及全国”。但靳本人家住在郑州，很少来新郑的公司。

鑫生公司的成员在山西省成立出租车公司，十之七八是使用很廉价的吉利车。记者上浙江吉利汽车网站上搜索时才发现，吉利汽车在新郑市的4S代理销售商就是这家鑫生公司。

而记者在新郑、南阳、唐河三地的出租车经营者中调查中发现，这些炒家在全国各地“做出租车生意”，除河南本省的许昌、开封等地外，还涉足河北、山西、安徽和江西省。

谁将成为“最傻的人”

出租车经营权的炒作，是一场地地道道的“博傻游戏”，就是在“比赛”谁成为最后的傻瓜。这使一个安置就业、服务市民的普通行业，变成一个“冒险乐园”。

谁将成为“最傻的人”？卖不出车的那个人就是。

以五寨、神池为例，按现价，花9万至10万元买一辆价值3万多元、已经跑了两年的吉利出租车，如果自己经营，以这两个县的客源状况，要花5年才能挣回成本。而吉利车能不能再跑下这5年来，逐渐增加的修车支出需要多少，都令他们担忧。所以，这些司机的普遍想法就是：继续炒高出租车价，以便适时卖掉。在这种普遍心理作用下，在炒车人离开后，各地的出租车仍在不断地炒卖。

再以太原为例，按一名出租司机一个月收入2500元计算，一年的收入是3万元，仅收回45万元的购车成本就需15年。实际上，一辆出租车跑不了10年就要报废。

建设部等五部门所发建城［2002］43号文规定：出租车经营权转让应在政府部门监管下按照规定程序进行，严禁任何单位私下转让和倒卖经营权。国务院办公厅［1999］94号通知更明确：对私下转让经营权及其他扰乱经营权管理的单位和个人，要严肃处理，并收回其经营权。

记者采访朔州、晋中、长治等地的客运管理人员时，这些基层管理者告诉记者几个引发炒车狂潮的重要原因：

政府出让出租车经营权时，很多都出让给了出租车公司。公司“雇人开出租”，那么它就雇甲也可以，雇乙也可以，出租车的私下炒卖、转手都是在“公司”的罩子下进行的。但是实际上，车是司机的，也是由司机本人营运的，司机才是真正的“出租车经营者”。这种经营权与经营人的分离，催生了炒车“产业”。

为什么外省人能来山西大肆炒车？出租车公司的表面法人代表与实际投资、操作、操控者不是一个人。就像一台木偶戏，操作人是躲在幕后的。这在客观上给外地人的进入与退出提供了便利。

炒作出租车，实际上炒作的是出租车的“经营资格许可证”，即出租车经营权。但这个“权”在炒作中已经虚化了。它卖20万元还是40万元，都是一伙投机者在“博傻”，跟实际上在大街上跑出租没有多少关系，所以它能在一些地方尽情爆炒。但是，这个“概念股”总要附着在一辆具体的出租车上，爆炒一旦“找不到下家”，出租车主将面临倾家荡产。

经营权与经营人分离，表面负责人与实际操作人分离，炒作价格与车辆经营收入分离，这为炒车者提供了充足的“操作空间”。这个违反国家规定，以“炒买炒卖”为目的的市场，还能不能继续存在，并且持续“炒高”？

山西省建设厅客运处处长王富光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蔓延数年的炒车现象早已引起建设厅高度重视。日前，王富光还到建设部与有关人员商讨这一问题。出租车经营权是一项公共权力，由政府掌控，不允许私下炒卖。该项权力有明确的时效，比如太原市的出租车经营权，授予时限就定为10年，政府有偿出让，每年收取2500元。经营人到期要将这个权力交还政府。不存在经营权的“终身制”。假如有人高价买了经营权，也不会就永远成了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