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忘却的拍摄（图）

11月9日早晨7点，孙国田从大连启程，他要赶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将女儿从日本带回来的牵牛花种子，交给管理所，种上。车上坐着他的妻子、女儿、女婿。这是他们一家人5年”抗战”中的普通一天。

种子来自日本。1937年，副岛进跟随日军来到中国，他们抢走了粮食、钢铁，还曾以给村民合影的名义集体诱杀中国人。战后，副岛进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1956年回国。回国时，管教送了他一把牵牛花的种子，让他记住战争，记住这段历史。

在副岛进看来，这些牵牛花是“宽恕之花”，但回到日本后，却一直没有机会像其他战犯一样，再次回到中国赎罪。2007年7月,他在去世前嘱咐妻子，将这些种子带回中国。

孙国田一家拍摄日军侵华历史的“抗战”已经5年了。他的妻子、女儿和女婿，现在都已进入了“抗战”生活。他投入了几十万元的积蓄，目前拍出两万多张底片。拍摄的人物包括抗战老兵、惨案和毒气幸存者、劳工、慰安妇等。“只要有线索，我都去追踪寻访。”几年来，孙国田的“抗战”足迹遍及东北三省、内蒙古、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江苏、河北、山东、山西、湖南、四川等地。

今年52岁的孙国田，是大庆市公安局禁毒支队警察，从警29年。2003年8月15日，孙国田参加一个东北史研究的学术研讨会，几百人参加会议，他发现很多专家都在自发地研究抗战的专题，但图片资料稀缺，于是他决定利用工作之余拍摄日军侵华的遗迹、遗址以及侵华历史中幸存的人物。

原来只打算在东三省拍摄，但他越拍越生气。“当初只是想着将战争的证据保存下来，但越拍线索越多，越拍越气愤。”在自己的吉普车里，孙国田抽着自卷的旱烟说。日军的暴行让他感到从未有过的震撼，这也让他产生了继续拍下去的冲动。

“一个劳工，我问他怎么跑出来的，老人说着说着抱头痛哭。”每次拍摄对孙国田都是个考验，镜头上的人性残暴总是让人无法接受。除了拍摄，他还要采访，做记录，核对档案，他要寻找日军侵华的“证据链”。

2005年，孙国田带着他的作品“战争与和平”，应邀参加了山西平遥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摄影展。他是一个人开车去的，没有单位为他的劳动支付薪水。孙国田戏称，这是他一个人的“抗战”。

“相机花了20多万元，还特意买了一辆车。”孙的女婿说，老丈人的精力，让他这个年轻人都感到惊讶。这辆车在两年时间里就跑了10万多公里。在拍摄过程中，两次事故险些让孙国田车毁人亡。

今年8月，女儿孙颖独自一人赶到日本，拍摄“战争与人”的专题。孙颖26岁，是大连医科大学教师，同时也是该校在读的摄影硕士研究生。“学校与英国伯顿大学共设了一个摄影班，毕业作品必须在国外完成，因为父亲的原因，我选择了日本。”孙颖说，她去日本，“不光是完成毕业作品，也是在帮他。”

在孙国田日军侵华的“证据链”里，日本老兵是必不可少的，孙颖的毕业作品因此设计了一个题目：“战争与人”。刚去不久，孙颖就联系到了一个叫做“抚顺之奇迹继承会”的友好团体。抚顺战犯管理所曾收押了969名日本战犯，管理所的工作人员超越了个人的仇恨，给这些战犯以最大的人道待遇，深切地唤醒了战犯们的良知。战犯们后被宽恕回国，并于1957年创立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在日本进行“认罪”，致力于中日友好。如今在世的中归联会员不足200人，其中年龄最大的超过90岁，最小的也有83岁。2002年，联络会解散，一批富有正义感的日本年轻人，继承了中归联的事业和精神，成立了“抚顺之奇迹继承会”，目前继承会在日本全国有500名会员，都是年轻人。此外，孙颖还拍摄了长崎原子弹爆炸的幸存者。

妻子对孙国田的做法也没有反对，并且也已融入到全家的“抗战”中。在几年时间里，她一直坐在吉普车副驾驶的位置上，跟着孙国田大江南北地跑，到拍摄地点后，还帮孙国田打打下手，用DV记录。“因为我爸爸曾在拍摄时生病，我妈妈一个人放心不下，所以工作也辞了，专程照顾他。”孙颖说。

几年来，孙国田先后采访拍摄了200多位日本侵华时的历史见证者，他们的岁数都超过了80岁。每找到一个拍摄对象，他总是想到给老人购置一些慰问品或纪念品。“有的拍完不久，就去世了。活着的历史正在一点点消失。”为了能抢回这些最后的影像，孙国田认为自己必须拍下去，而且要快。

这些老人都愿意在这里作为历史的见证人出现。在此，我们向他们表示深深的敬意！愿他们的过去不再重演。——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