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多星期以前，我在北京乌有之乡书社举办的“《色·戒》影评沙龙”上做了一个发言，对《色·戒》提出了自己的批评。我的发言当然是一家之言，目的也无非是想引起大家对这部电影的思考和讨论，谁知昨天我看到了网上转载的南方某周刊的一篇报道“乌有之乡《色·戒》观影记”时，我才蓦然发现，自己的鼻梁上被人端端正正地抹了一块白粉。

    这篇报道把我的观点归结为“色戒类似于思想路线上的一株大毒草”，还标明是我的原话，但我并没有说过这样的话，这有录音为证。我感到很奇怪：那天的活动结束之后，我并没有马上离开现场，而是留在原地和参加沙龙的朋友聊了很长时间，“观影记”的作者为什么不找我求证一下呢？另外，我发言的记录很快就放在我的博客上了，很容易就可以看到，为什么不核对一下呢？

    其实，当时我对《色·戒》还说过更严厉的话，但“观影记”的作者为什么又一定要让我说“大毒草”呢？可能是因为“大毒草”这个词，由于在一个特定的年代里曾被滥用过，所以它就先天性地带上了某种“政治不正确”的色彩。在今天这样的语境里，说一个人开口闭口“大毒草”，那就相当于在他的鼻梁上抹了一块白粉，轻易地就把他打扮成了一个冬烘、滑稽，甚至有点弱智的形象了。在任何的争论当中，他就未辩先输，不会再有人认真对待他的观点了。

    这件事原本是小事一桩，犯不着占用这里的宝贵版面，却引发我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今天的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价值多元，思想多元的时代。既是多元，那么不同的思想观点之间，就少不了冲突、交锋和辩论。现在我想问的是，辩论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砥砺思想，发现真理，最后达成共识呢？还是为了击败对手，搞臭对手？

    如果是前者，那么采用往对手鼻梁上抹白粉的方式就是不应该的，因为这无助于接近和发现真理，对读者也是一种愚弄。至于有人据此写出了不少正襟危坐的评论，就更让人产生堂吉诃德大战风车的感觉了，无疑，这对作者和读者来说，也都是一种无谓的浪费。

    与此同时，我在发言中提出的那些真正严肃的问题，比如一国国民究竟是应该优先认同“文明”还是优先认同国家？大学生究竟应该是把追求自身的快乐看得高于一切，还是应该首先承担起对国家民族的责任？张爱玲真的是一个远离政治的作家吗？等等，反而根本就没有人提及，也没有人来回答了。

    在信息社会，话语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权力，拥有这种权力的人，应该本着对社会、对他人、对自我负责的态度，格外谨慎地来使用它，如果用它来误导公众，丑化对手，那就是权力的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