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3日，南京凤凰台三楼会场上，《南京大屠杀史料集》29至55卷发行式在此举行。新的26卷，加上已出版发行的28卷,放在一起,犹如一座小山。“真是铁证如山！”与会的退休教授费仲兴感叹。

    在场的人们神色凝重。江苏省行政管理学院教授杨夏鸣说，虽然那场血腥的屠杀已经过去70年了，但是前人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教训，一定要作为全人类的宝贵文化遗产认真研究，让类似的悲剧不再重演。

    遇难者名录：一万四千多条鲜活的生命

    “艾华信，男，25，江浦，珠江镇江门桥，农民；被害时间：1937年12月12日；被害地点：桥林；被害方式：被杀害；调查时间：1985年9月；资料来源：浦口档案馆220－2－16”；

    ……

    像这样的遇难者姓名录卡片，《史料集》中共收录了14961张。每一张卡片下面，都注明了口述者姓名、性别、与遇难者关系、调查者姓名、调查地点、调查日期和资料来源。

    《史料集◎遇难者名录》的编辑、南京大学副教授姜良芹介绍，除重复调查者外，共收录遇难者名录13000余人。他们按姓氏的汉语拼音顺序编排，如周姓，就从4532页一直排到4663页。

    南京师大张连红教授透露，这是迄今为止，收录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姓名最多的一次。“所收录的遇难者信息均注明资料来源”，这“加强了学术性和历史真实性”。

    据介绍，此次资料来源主要有两块：一是战后南京当局的调查；二是上世纪60年代以来，各方围绕南京大屠杀史做的口述调查。

    然而，人们明白，这仅是遇难者中很少的一部分。

    比如，南京市栖霞区上梅墓村竺朝山之妻竺洪氏，就未被列入遇难者之列。竺洪氏的房子被日本兵烧了，回来想看一下，结果被日本兵一枪打死，死时才33岁左右。该村另一个遇难者纪扬奎，这次也没被统计进去。此外，南京市玄武区仙鹤门村和允龙家，40年代抗战胜利后调查遇难者时，只统计了其伯父和广扬等人，而他的外婆（佚名）和舅母吴杜氏就未统计。这些，都造成至今的空缺。

    人们还明白，目前列入《遇难者名录》的大多数是平民，还没有包括那些放下武器后被日军屠杀的成千上万的中国士兵。

    尽管这是一份很不完整的名录，但是，当记者第一次见到《史料集》48卷至55卷那整整8大本遇难者名录，依旧感到深深震撼。

    该卷编者姜良芹说，每一个遇难者都曾是一条鲜活的生命，他们的生命权、生存权就被那场劫难、被侵略战争剥夺。其中有的死时才几个月或三四岁，他们本来也许可以活到今天。

    外交文件汇编：对第三国暴行也是南京大屠杀的一部分

    “13日，长江上英舰‘瓢虫号’受到日本飞机及陆地排炮的袭击，‘瓢虫号’被击中，1名水兵（朗厄干）死亡，1名重伤，还有几名轻伤（包括旗舰舰长）；怡和洋行商船‘瑞和号’也被击中；‘蜜蜂号’也遭袭击；当天的袭击‘发生在日军总司令指定的安全区内’。”

    ——这是1937年12月日军侵犯南京时，在“没有人事先发出警告”的情况下，对第三方施暴的记录。

    此次出版的《史料集》，有3卷是英、德、日使领馆交涉的外交文件汇编，披露了当年日军对第三国犯下的暴行，但尚未包括1938年元旦苏联驻华大使馆被焚事件。

    南京师范大学张连红教授说，许多政府间交涉的外交文件，以前是不公开的，研究者并不清楚；现在，这些外交文件被解密，研究者进行检索、汇编，使人们对当时的事态，有了更清晰的了解。

    张连红说，这些文件至少说明：为攻陷南京，日军不惜一切手段，不顾国际公法和国际准则以及其他国家的抗议；当时侵略者就提出所谓要把白人赶出亚洲的论调，对西方人士确实也持憎恨态度；日军施暴对象广泛，他们对第三国的暴行也是大屠杀的一部分，南京大屠杀是国际性事件。

    张连红希望，英美等国学者也参与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他说，是否存在南京大屠杀的争论，不是有些西方人士认为的那样，只是中日间的政治对抗；史料显示，南京大屠杀是全人类的共同悲剧，只有全世界都认识到这一点，才能真正吸取教训，避免类似悲剧重演。

    日方文件与官兵日记：战争把人变成了魔

    用抢来的牛驮武器弹药，抓鸡，逛“慰安所”……《史料集》第33卷《日军官兵回忆》，收录了日军16师团步兵第9联队第11中队上等兵望月五三郎的《我的支那事变》，并刊出了他的“阵中漫画”。

    望月五三郎记载说，因“百人斩”比赛成名的野田少尉，曾对他说：“喂，望月，把那个支那人给我拖过来”，然后“高举军刀”，“带着憎恶的笑容砍了下去”。

    其时就在现场的望月后来在文中写道，“不能理解，为什么无缘无故地去屠杀毫无抵抗能力的农民？”

    “这种屠杀在不断升级。只要看到支那人，野田和向井就会争先恐后地挥舞起他们的军刀。”望月这样写道，“要是在战斗中斩杀敌人也就罢了，但是他们连流着泪哀求的农民都不放过，只知道一味地残杀。这种事情，联队长和大队长应该都是知道的，但是他们竟然默许这种行为，导致‘百人斩’得以继续进行。”

    然而，据报道，战争结束60年后，某些人还企图通过法律程序，否定对“百人斩”的判决。

    《史料集》中，有一篇日军第9师团步兵第36联队分队长山本武的日记。这是他和另一个日本兵在屠杀了8名中国人后记下的，“我本来是个内向、害羞和胆小的人，自小连一只青蛙和蛇都没有杀过……以前连想都没想过会直接杀人。没想到，我竟然能这么若无其事地杀人……由此可见战争可以把任何人都变成恶魔啊。”

    《史料集》第34卷是《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百人斩与驻宁领馆史料》，其中显示，当时日本传媒以《访问“千人斩”部队》等为题，通过报道“盛行的剑道热”来煽动军国主义，而对野田、向井举行杀人比赛的报道，则为这种军国主义狂热推波助澜，为产生新的“野田”、“向井”制造着土壤。

    “12月4日晴……据说第11师团辎重队将十二三岁的少女强行带走，并在行军途中加以凌辱。根据宪兵报告，其他类似事件还有很多，这使我感到有必要设立慰安所。”

    “12月18日阴寒冷……山田旅团处置了15000名俘虏”。

    上述是日军上海派遣军参谋西原一策大佐在《作战日志》中的几篇记录。

    在《史料集》的发行现场，江苏社科院历史所副所长王卫星指出，这不是个人日记，而是履行职务时的记录，应该视为军方文件。他说，他看到的是《作战日志》的原件。日本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学者笠原认定，这本日志是首次发现，有着重要的价值。

    《史料集》主编、南京大学教授张宪文指出，《史料集》这套大型丛书，不仅用自身为遇难者砌成一座纪念碑，而且用遇难者鲜血凝成的史实告诉世人：“牢记历史，珍爱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