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身今日美术馆的某个角落，会让观众产生某种荒诞的、时空倒错的感觉：画像由远及近，依次排列的是：陈永贵、顾准、江青、遇罗克、姚文元、张志新，以及那个时代许多张我们熟悉或不熟悉的面孔。这个名为《历史中国众生相：1966~1976》的画展，是画家徐唯辛历时两年的呕心之作。63幅黑白人物肖像，无声地解读着一段逝去不久的历史。
画框内的肖像，有的尽人皆知，有的则默默无闻。不论是曾经的伟人还是凡人，加害者还是遇害者，都被一视同仁地镶嵌在统一的画框内，按照姓名的拼音字母顺序依次排开。
在此之前，这些形象有的曾被无数次复制、传播，供人膜拜，有的则默默躺在相框一角，或被遗忘在某处箱底。
画像如实记录了每个人当时的神情：或面带笑容，或表情凝重；或热烈，或冷竣。在北京中关村某写字楼一间空旷、凌乱的画室里，画家徐唯辛极力想从每一张迥然不同的面孔中，捕捉那个时代相似的表情。
不错，这些面孔他似曾相识。
今年49岁的徐唯辛，曾给自己制作过一份简历，并在每一年的个人大事记背后，注明当年发生的大事。1966年，他在新疆读小学三年级。这一年他的个人简历上写道：“‘文革’开始，被指派为学生代表发言庆祝‘文革’。”
这个生性“调皮、活泼，爱凑热闹”的孩子，当时毫不犹豫地投身到火热的运动中去。有一次，当地报社的两派打架，徐唯辛抓起石头，狠狠扔向自己的“敌人”。尽管他根本不知道对方是谁。
1976年，这份简历上记录的，是他下乡当知青时被农场调去画毛主席遗像，以及临摹“你办事，我放心”的巨幅宣传画。
那10年，徐唯辛见证了许多平凡或不平凡的人的荣辱。有人被打死时，他曾在一边喊口号；有人上吊自杀，他曾跟着围观。
有一次，他所在的林区，一个地主成分的“黑五类”，被红卫兵当众批斗。他看见这个地主家的大女儿一头好看的长发，瞬间被人用剪刀剪得七零八落。次日，他在街上又碰见这个女孩。女孩低头走路的样子，从此深深印在他的记忆里。
事实上，今天出现在徐唯辛画里的许多小人物，都曾有过类似的命运。
包括徐唯辛本人。只是，当年的那个红小兵，如今已是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的副院长、教授。他的画多次获得各种大奖，身价不菲。
这位年轻的教授，喜欢高谈阔论，甫一见面，便滔滔不绝，然后忽然停下来问：“哎呀，我是不是太能说了？”闲暇时，他喜欢驾车旅行。他是新浪帕萨特讨论版的版主，说起车来，会立刻眉飞色舞。
“一切看上去都还不错”，徐唯辛这样总结自己的前半生。但他并不满足。他很清楚，自己事业上的成就，仅仅局限在很小的一个圈子里。无论画多少画，拿多少奖，大多只是在重复别人走过的路。他心知肚明，自己的名字，其实“没多少人听说过”。
“画家这个职业，最容易成为匠人。”一想到自己可能止步不前，徐唯辛便会焦虑不安。他不满足像许多画家一样，只是画一些民族、风光的题材。他希望自己能成为一名知识分子画家。“一个没有思想的画家，是痛苦的。”他说。
越是后来，年少时代的那段记忆便越加顽固。他一直想弄明白：是什么，让那个时代的人们，变得如此疯狂、可怕？
他屡次试图用绘画语言记录下这一切，但每次用传统的形式尝试后，便被迫停笔。他发现，固有的模式，根本无法贴切地表达他的感受。
2005年，他到山西一处煤矿“体验生活”。每天，他和朋友一边坐在井外闲聊，一边等待拍摄早晚换班时出井的矿工。
矿工脸部的画面，强烈地撞击着他：黑皮肤，白牙齿，占据了想象中画面的全部，“特别有冲击力”。直到今天，徐唯辛说起最初见矿工时那“美妙的一刻”，仍然会身子前倾，突然加快语速，丝毫不掩饰内心的兴奋。“我觉得自己是幸运的。”他说，“每一个画家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形式，但有些人一生也未能找到。”
回到北京后，他用很短时间，创作了《矿工》系列。他把自己采风拍来的一张张矿工照片，用肖像放大的形式，全部倾泻在画布上。
在矿难频发的背景下，这组作品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有人评价，徐唯辛所关注的矿工，具有一种“超出艺术形式感染力的社会人文分量”。
而徐唯辛顾不上品尝这种喜悦。他开始着手酝酿心中已久的创作：《历史中国众生相：1966~1976》。
首先进入他脑海的，是那些与大历史紧紧相连的人物：毛泽东、林彪、张春桥、康生……然后，他选择了一些名人。其中有当时红极一时的典型人物，也有遭遇坎坷、受到迫害的知识分子。
最初，他选的都是些极端的、容易引起激烈情感的人物。然而一路选择下来，他总觉得其中少了一点什么。
这时，有人建议，这组画应该全面、客观地反映那段逝去的历史。除了要有那些遭受不幸的人，还应该包括那些安静地一直活到今天的小人物。“这样的作品才是含蓄的，不会变成一种偏激的控诉。”他说。
于是，他决定在这组作品中，加入更多的小人物。“那段历史的责任，不应该只归于几个人，普通人也是有责任的。”他说，“没有那些在台下呐喊和喊口号的人，就不会有那样的历史。”
“当有人被打死的时候，我就在人群里喊过口号。那个时候，我有没有责任？谁又能逃脱了责任呢？”说到这里，这名大学教授的情绪突然激动起来，紧接着就是一句粗话。
他将一份“启事”贴在几家比较专业的网站上：公开征集所有在1966年~1976年中拍摄的个人正面照以及个人简介。作为样板，他提交了“徐唯辛个人简历”，其中提到自己“停课闹革命”、参加“武斗”，以及如何学习绘画，如何考入大学等等经历。
有人给他的网站留言，或给他发来电子邮件。这些人，大都经历过“文革”，却并未受到过多少迫害。他们至今平静地活着。也有的，家人曾蒙受不幸。
许多人寄来了自己或亲人的旧照。这些旧照，将他重新带回那个时代。他认真品读着每个人的简历和故事，经常被深深震撼。
2005年深秋，他开始动笔，《刘少奇》成为这组系列作品的第一幅肖像。每张照片都按一定比例被忠实地放大。他几乎很少休息。每天凌晨5时许，他便进入工作室。
对每个历史人物，徐唯辛都有自己的“爱憎和褒贬”。有时候，他一边画，一边默默回味着这个人的功过。但理智提醒他，这种感情绝不能带进自己的画里。
尽管不断提醒自己要力戒“个人好恶”，但他毕竟不是机器。创作时，他的情绪时而“难以控制”，时而“糟糕不已”。当画到年轻的周西蒙和他母亲柴梅尘的肖像时，他看着这张过早消逝的年轻脸庞，竟抑制不住，哭了。
整整两年，他陷入这种压抑的情感中不能自拔。尽管他今天可以笑着说，悲剧的感觉让他“欣慰”，因为这至少可以证明“我的心还是活着的”。
一张张年轻或不年轻的脸，带着那个时代特有的印记，闯入今天公众的生活：王凯和乔晓红的结婚照，俩人都身着军装，戴着五星军帽，一脸甜蜜的笑容。这张照片摄于上世纪70年代，王凯在给徐唯辛的信里写道，那时候，西装被视为资产阶级的服饰。他们最好的服装，除了军装就是中山装。
选择照片，曾让徐唯辛颇费了一番工夫。除了清晰之外，他还要考虑哪些才是“对个人有重要意义”的照片。在他记忆中，当时拍照被视为“普通人生活中一件不小的事”，因而照片应该是对个体生命状态的一种记录和留存。
然而，一旦当这些个体意义的影像被搬上画布，“个人的纪念意义便开始消退，而其中的时代价值便开始凸显”。
显然，徐唯辛的创作对象或家人，并不在意这种“个人的纪念意义”消退的说法。王凯在信中说：画作不仅是艺术品，更是我们结婚31周年的美好纪念。
徐唯辛笔下的一个小人物，死时被草草埋掉，连块墓碑也没有。他的侄女写信说，有了这幅画，她感觉“他的灵魂得到了延续”。
而画家本人则把此次创作实践理解为“这是一个救赎的机会”。
有些人接受了这种“救赎”：看到画布上放大的自己，他们多少年埋在心底的隐痛得到安抚。有些人则犹豫再三，最终还是拒绝将自己的肖像凝固在画框内。
开展当天，画像中的一些人来了。而画像中的一些逝者，部分也有亲人或朋友到场。这其中有张志新的妹妹、遇罗克的弟弟、郭世英的妹妹、梁漱溟的孙子……
徐唯辛一一念出他们的名字。看着这些人和照片站在一起，他忽然觉得“历史在这一刻凝固了”。
“这些眼睛，透过画布的光芒，依然可以直射我们的心灵。”有参观者在看完展览后写道。徐唯辛说：“是的，参观者大多受到了震撼。许多人在画展上流泪了。”
当然，也有隔膜，与记忆相生相伴。画展上，几个年轻女孩，在一幅名噪一时的肖像面前驻足，问徐唯辛：“这是谁？”
照片：徐唯辛和他的部分画作：（按拼音字母排序——左起）毛泽东、蒙飞、聂元梓、彭德怀、上官云珠、沈莉莉、吴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