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大都对新加坡有着特殊的感情，这个华人占人口多数的国度，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均成为一个样板。那么，东西方的知识分子怎么看待新加坡呢？最近，新加坡出版的《智者的语言》一书编排了《非常新加坡》章节，展示了东西方高级知识分子对它的看法。作者张从兴系新加坡《联合早报》中国新闻助理主任，书中披露的虽是报纸刊载的“旧闻”，但读来仍可增加对新加坡的了解，也可给中国人些许镜鉴。

    杜维明：文化元气雄厚才能抗拒外来影响

    国际新儒学权威、美国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及哲学教授杜维明认为，新加坡应该充分发挥其多元文化的特色，让华族、马来族、印度族、欧亚裔尽量地发掘、创造自己的文化资源，使新加坡的整体文化资源厚而不薄，才能有效地面对庸俗的欧美次文化的冲击。他指出，文化的问题和价值观的问题，只能从根源处着手解决，而不能舍本逐末。

    杜维明教授认为，新加坡必须解开担心各民族充分发扬本身文化资源会导致民族冲突的“结”，才能掌握自己的文化资源，让四大民族在深入了解本身文化资源的同时，也了解其他民族的文化资源，才能互相沟通，进而达到水乳交融的境界。

    尽管亚洲价值观具有弥补西方价值观不足的优势，但杜维明教授认为，亚洲价值观，包括儒家思想，必须先深入了解西方文化精髓，如法制、民主、自由、权利、义务等，再进行一番创造性转化，才能够有所作为。

    他说：“我认为，东方文化只有在深入了解西方文化以后，才能够批评它，而要了解别人，是很困难的。所以我说，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必须花几代人的努力才会有成果，绝对不能急功近利。”

    亨廷顿：新加坡近乎完美，长期维持很困难

    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者亨廷顿教授形容新加坡是个“近乎完美的社会”，但要长期维持这样的社会是很困难的。

    他认为到目前为止，像西方社会所奉行的民主政治制度，虽然不尽完善，但仍将是揭露贪污腐败等社会坏现象，并防止它们进一步恶化的最有效制度。

    他承认除了高度开放的民主制度以外，也许会有其他的方式能有效地揭露贪污腐败现象，并防止它们恶化。他说：“如果真有这样的方式，我想你们新加坡人一定会找到它们，并加以落实。可是，到现在为止，我还看不到有这样的方式存在。”

    亨廷顿教授说，李资政自称新加坡已经发展出廉洁和有效率的独特政体，但这种凭借个人威权建立的体制，很可能人亡政息。亨廷顿教授指出，他之所以这么认为是以历史上其他社会的发展经验作为立论依据的。

    他认为要长期维持一个像新加坡这样“近乎完美”的社会很困难，因为即使在“近乎完美”的社会里，那些不美好的现象，例如贪污，总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存在。

    因此，对他而言，最基本的问题应是如何防止这些不美好现象在社会上进一步蔓延。他认为其中一个方式是通过政治竞争、舆论批评、公开辩论、敢于仗义执言的自由报刊以及开放的民主制度等机制，把这些现象揭露出来。

    亨廷顿教授承认从长远来看，民主政治制度也许不尽完善，但它所提供的环境能使各种不美好现象被揭露，从而得到纠正，因为政治人物面对政治竞争，为了赢得政权，一定会竭尽所能地揭露社会上的坏现象。

    星云法师：新加坡有包容心

    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总会长、台湾佛光山开山大师星云法师认为，新加坡有百川归海般的包容心，而且有健全的法制，为现代国家做了很好的示范。如果能有更多佛法的熏陶，是可能建设成为“人间净土”的。

    星云法师说：“新加坡是一个奇迹，地方不大，却包容了很多东西；人口不多，却有很多杰出的人才。还有一项很可贵的，那就是新加坡给全民提供了平等的发展机会，只要大家肯上进，都会有前途。”

    法师还指出，新加坡强调宗教和谐是很重要的：“虽然各宗教的教主不可能一样，教义也不可能一致，但教徒之间做做朋友，互相尊重很重要。中国古人所说的‘和而不同’，就是这个道理。”

    法师说，要把一个国家建设成为“人间净土”，须具5大条件，即：一、男女没有纠纷，家庭和乐；二、经济平等，人民享有国家资产；三、法制健全，没有特权现象；四、交通没有事故；五、环境没有污染。

    法师说：“新加坡在这5个方面都有成就，经济平等和法制健全那是没话说，交通事故相对也少，环保工作也做得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