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解读《论语》成了市场香饽饽
持续至2007年的“《论语》热”中，北大教授李零的《丧家狗——我读〈论语〉》应该是本年度解读《论语》中最厚重的作品。
10月21日，有“长衫先生”之称的四川师范大学视觉艺术学院青年教师李里携新书《＜论语＞讲义》在京宣讲国学。此前，中华书局的《于丹〈论语〉心得》已售出250万册，如果考虑到盗版，发行量大概会在400万册以上。
书店的显要位置，各种解读《论语》的图书竟有60多个版本。《于丹〈论语〉心得》摆在最显眼处，其他比较有代表性的还有《傅佩荣〈论语〉心得》、《论语笔记》、《隐藏的论语》、《论语读诠》、《与孩子一起读论语》、《漫画论语》、《中文经典100句：论语》和《论语人生》等。
在解读《论语》的出版热潮中，于丹无疑是始作俑者。2000多年来，历代注释、讲解《论语》的本子现存世的不会少于2000个。有批评者认为如果没有《百家讲坛》和央视的大力推广，于丹等人再卖力，也不一定有现在的“《论语》热”。因此，目前的畅销书赶巧也罢，有意为之也好，某种意义上都过了一把跟风的瘾，而读者似乎也落入了“《论语》迷阵”当中，找不到东南西北。
2．王朔携新书复出
2007年，王朔回来了。骂人的风格犹在，只是文字的风格有了另外的气质。
王朔从“80后”骂到耄耋学者季羡林，从文学界北村、莫言、余秋雨、张承志到影视界冯小刚、陈凯歌、张艺谋无一幸免。红学界和鲁迅研究界更是被他彻底踢翻——“中国两大不靠谱读者群，一是吃鲁迅饭的那些，在全国有几十万人，加上那帮红学家。这些人的话是不能听的。”老舍之子、前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舒乙更是无端地成了王朔出山的“祭品”。王朔在凤凰卫视的采访里霸占着话筒，之后又大骂某报记者，像一只正在状态的斗鸡，随时准备冲上去掐架。
蒋泥在《王朔密码》一书中评论道：“本质上王朔是一个经商的，他大肆闹腾、‘骂’人的最终目的，则是为了吸引大众注意力，增加网站点击率、卖好新书”。终于，王朔在骂过之后带着《我的千岁寒》登场了，在这部书里，他由顽主变成哲人，人们看完这部书之后多少有些目瞪口呆。而在最新的《致女儿书》中袒露的自责与忏悔，让人感慨“顽主”已经在温情中老去。
3．《读书》杂志换帅
很多人对于《读书》杂志抱有最大的温情与敬意。对于一代人来说，《读书》曾经是个人精神的启蒙读物，她以其理性开拓了我们的知识视野。只是这份杂志在上世纪90年代末却在公共视野里渐行渐远。《读书》发行量不断下滑，它已经不再是很多学人案头争宠的读物。
2007年，一场《读书》杂志的换帅风波把这本正在走向低谷的杂志重新扯回公众的视野。
许多读者，对近年的《读书》有所抱怨，更多是出于真情关切。而对于前执行主编汪晖等人的批评，也可以看做是对杂志可能走向思想“单向街”的一种自觉警惕。有人说，在“汪晖时代”，《读书》依然没有丧失锐气和深度。但汪晖作为学者，过度介入各种思想争论当中，造成了《读书》不仅文字晦涩、思想不够多元，而且越来越自我封闭的局面——这也是“学者办刊”的常见病。
保持《读书》思想的尖锐性，又不使其远离大众，是众多读者对《读书》的期盼。《读书》也不应成为《读者》。贴近大众、思想自由、公共平台，这是《读书》必须坚守的原则与底线。无论是谁，如若不能坚持上述宗旨和定位，都将被看作《读书》传统的叛逆者。
4．“《百家讲坛》系列”是魔鬼的床
2007年延续了去年出版界的一个热点，《百家讲坛》依旧是各出版社争夺的最热门的对象。上海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的《玄奘西游记》首印即高达30万册，而《孟宪实讲唐史——从玄武门之变到贞观之治》也有不错的市场业绩……
最令人咀嚼的是，《百家讲坛》这个“坛子”里的人也开始自己写自己了。在说完“聊斋”后，山东大学教授马瑞芳推出新书《百家讲坛：这张魔鬼的床》里，她抱怨并快乐着，调侃、风趣、幽默地书写“坛子”里的那些人和事，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和悬念：学者怎样上电视？电视是否异化学术？如何从“学术人”变成“电视人”？学者是否应该明星化？明星化的学者是否丧失了学者本来面貌？学术是否应该走娱乐化道路？娱乐化的学术还算不算是学术？上了“魔鬼的床”，主讲人被“截短拉长”，是否还张扬个性？易中天、于丹等人是怎样被发现，并被拉上“魔鬼”之床的？阎崇年、王立群、纪连海等人一讲成名，生活和心态都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百家讲坛》对主讲人的确是张魔鬼的床。而对于出版市场来说，它也成了一张魔鬼的床——凡是和《百家讲坛》沾边的似乎都火爆，凡是上了《百家讲坛》的学者似乎就要一炮走红。上了这张魔鬼的床后，出版就成了电视媒体的同谋。这究竟对读者是好是坏，习惯了追星的读者恐怕一时很难看清。
5．《色，戒》再掀张爱玲热
随着由著名导演李安执导的电影《色，戒》在国内的公映，国内出版社便蜂拥而上，以《色，戒》为始，顺风出版了许多张爱玲的旧作以及解读张爱玲作品的图书。10月初,张爱玲小说选《色，戒》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推出。而作家出版社同时推出《张爱玲〈色，戒〉》一书，该书是学者蔡登山收集的有关《色，戒》小说故事原型和张氏创作资料的汇编。
张爱玲真正的粉丝则表示，其实不必跟着《色，戒》的流香重读张爱玲。
电影《色，戒》把张爱玲的这部小说推上了一个引人瞩目的位置，但《色，戒》实际上并不是张爱玲最重要的作品。出版商借电影《色，戒》之势，以求出版销量之实。在这种电影热潮的背后，人们容易盲从、迷失，跟着市场走，反而容易忽略张爱玲最经典和最核心的作品。
6．股市热带动股票基金图书热销
2007年，最落伍的事情很可能是你竟然没有购买过一只股票或基金。年初以来，在资本市场总体向好的带动下，新股民、新基民以每天十万二十万的开户数涌入基金、股票市场，这一投资热潮也带动了相关图书的热销。
在各大书店报纸的畅销榜单上，《中国新股民必读全书》、《炒股就这几招（绝招篇）》、《炒股入门与技巧》、《明明白白炒基金》等一度跃居前列，而一部描写当代中国证券投资基金行业内幕的财经小说《基金经理》一个月内加印三次。
这样的出书速度基本上也赶上了牛市的节拍，图书的热销并非是因为这些书有多好，而是因为新股民太多了。有专家曾毫不客气地讲，目前市面上80％的书提倡的炒股技巧都是错误的。股市发展200多年的实践证明，由于人性的贪婪，人们总是想找到快速致富的方法，但是快速致富的方法是不存在的。
7．悬疑盗墓小说网上热销
2007年，糅合了现实和虚构、盗墓与探险等多重元素的系列小说《鬼吹灯》在图书市场上呈热销之势。《鬼吹灯》前五册已累计发行过百万册。《鬼吹灯》走红后，盗墓类作品层出不穷。《盗墓笔记》已经加印了5次，售出30万册。《我在新郑当守陵人》、《盗墓之王》、《传古奇术》等作品在网上的浏览量也达到了上百万次。
《鬼吹灯》作者天下霸唱自称“既不是职业作家，也不是业余写手”。这个现居天津、曾经做过美术行业也做过服装生意的小伙子称“很多故事情节都是道听途说，很多术语都是自己瞎编的”。这个“见了文化绕着走”的人，据说四大名著只看过《水浒传》。
因此，有人认为，盗墓小说和恐怖小说走红只是因为满足了读者的猎奇眼光，并无太多的文化内涵。
但也有读者认为，当下都市人像城市里的小土豆，被日渐平庸的生活麻木了神经，需要一种全新的刺激。高山大川、大漠黄沙、狼巢虎穴、上古遗迹，这些小时候动画片里的情境，把我们的英雄情结再一次唤醒。
盗墓小说能否成为畅销书领域的常青树，还需要时间的检验。
8．军旅题材突出重围
2007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军事图书热再度升温。部队出版社和地方出版社纷纷涉足军事题材作品的出版。传记图书占了其中一部分，如解放军出版社推出的高级将领传记丛书，囊括了378位高级将领。1955年以前授衔的中将以上的将领和1988年授衔的上将才有资格入选该丛书。毛泽东作为大元帅未被授衔的前前后后首次得到披露。
此外，征战纪实系列也是一大热门。如中国人民解放军征战纪实丛书、中国人民解放军80年征程亲历记丛书和6卷本《星火燎原》未刊稿丛书等。
此外，军事题材的文学作品成为大热门。比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苦菜花》、《山菊花》，七八十年代的《凯旋在子夜》和近期的《亮剑》、《我在天堂等你》、《惊蛰》、《中国近卫军》、《超越攻击》和《戎装女人》都是2007年图书市场上的焦点。
军事类图书的畅销是一种英雄主义的回归。读书的娱乐化、欣赏的媚俗化、出版的市场化，催生了一批低俗图书。当人们看了一阵子之后，开始寻找一种有硬度、有力度、有品位的读物，军事题材作品正因为高扬了英雄主义旗帜才得到广大读者喜爱。
9．《我的前半生》一书版权起争端
2007年8月，末代皇帝溥仪和他的自传再次引起世人关住。
群众出版社向西城区法院递交了《无主财产认定申请书》，该社提出，20世纪60年代初,他们根据国家有关部门指示，出版发行了溥仪所著的《我的前半生》。1967年溥仪去世，《我的前半生》著作权由溥仪的夫人李淑贤女士继承。1997年，李淑贤去世，李淑贤无儿无女，也没有其他继承人，该书应当归为无主财产。
然而，不久前，溥仪的弟弟爱新觉罗·溥任把《我的前半生》一书交由同心出版社出版。同心出版社表示，按照《继承法》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溥仪的弟弟爱新觉罗·溥任等亲属享有溥仪财产的继承权，包括《我的前半生》著作权。
“这是全国第一例适用无主财产特别程序的案例。”有法官表示，这起案件在知识产权保护领域也开创了先例。不管溥仪传记的版权到底如何认定，出版如战场，竞争已经到了白热化的阶段。在利益面前，战场上的炮火和硝烟是不可避免的。这场官司给我们更大的启示是，出版社与其把目光都盯在有限的出版资源上，不如开辟新的天地。
10.商务印书馆110年华诞
2007年6月6日，我国第一家现代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迎来110周年华诞。
商务印书馆与北京大学一起并称为中国近代文化的双子星座，在其百多年的发展进程中创造过众多的第一，在海内外拥有亿万读者。这家以开启民智、昌明教育、普及知识、传播文化为己任的出版社，在过去110年间奉献了以学术著作为主的近5万种出版物，从文化、教育、学术和思想等诸方面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而今又以“守正创新”为宗旨，在出版形态发生深刻变化的信息时代，构筑文化出版的新版图。
商务110周年的庆典让出版界和文化界在回顾这家出版机构走过的路途时再次受到启迪。在商务印书馆编辑部里有一幅以黑白为主色调的宣传画，上面写着商务人的追求：“我们是文化的建设者，而不仅仅是商人；我们提倡实事求是，而不是夸张和误导；我们提倡社会责任，而不是攫取社会财富；我们提倡首创精神，而不是盗取他人成果；我们培育名牌，而不是捕捉猎物。——我们提倡做有良知的出版人”这简直是我们这个时代里振聋发聩的一个宣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