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假设你在这样的场所做论文：不是充满化学试剂气味的实验室，而是散布着摇头丸、K粉和冰毒的夜总会；不是体面斯文的教授左右指导，而是男欢女爱的刺激表演；没有文绉绉的学术研讨，却有火辣辣的打情骂俏。
没错，在任何地方，以上描述都会被认为是指向性交易及其场所。尤其在中国，与之相关的妓女、红灯区、性伴侣等名词更是公开场合避之不及的话题。然而有人不仅大大方方地谈论，而且还以此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课题。
去年春天，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方刚，专门到深圳一家夜总会，花费两个月的时间研究男公关。一年后，以此为题的博士论文顺利通过答辩。随后被媒体披露成《人大博士卧底深圳夜总会写论文》，在网上一时成为舆论焦点。
许多人用“低级庸俗”或“哗众取宠”等言辞进行质疑。一位新浪网友直言道：“这是科学研究的沦落。”另一位则讽刺说：“鬼才知道他是为了写论文去卧底，还是为了卧底才写论文。”
但处于风暴中心的当事人却显得相当平静。“我都习惯了。”坐在北京布满暖色调家具的家中，方刚有些调侃地说，“让我在骂声中茁壮成长吧！”
事实上，这位性学研究者一直承受着各种压力。正如黑龙江社科院社会所所长王爱丽所说，“人们常常把研究和研究者的人品相联系，这是件非常可笑的事情。”
上世纪90年代中叶，方刚第一本性学调查《同性恋在中国》问世后，他就被人传为同性恋者。在被路透社等国外新闻机构报道之后，他又因“被海外反动势力利用”而辞职。一时间，方刚的名字上了出版社的“黑名单”，月收入从7000元下降至不到1000元。
几年后，这本书还为他惹来一场官司。法院一审判决中有关同性恋是性变态的说法引发同性恋社区的强烈反对；二审判决中，法庭取消了同性恋是性变态的说法。在方刚看来，法院摒弃了把同性恋道德化的说辞，这标志着同性恋道德化在法律层面的终结。
事实上，这个文学青年的最初梦想是成为作家。大学毕业后，他首选的职业是《天津工人报》的记者，希望借此开启创作之路。
1993年，在报纸的某处角落里，小方第一次注意到一则有关同性恋的新闻。其时，一个同性恋组织在北京西单的海马歌厅举办情人节特别活动，被称为中国同性恋公开化的标志。出于好奇，他开始在天津寻访这一特殊群体。
和大多数人一样，这个年轻人曾经把“性”视为禁忌话题，尽管当时他已经结婚了。结果第一次访问就遭遇尴尬。在街边的小餐馆里，一个同性恋者拿起根筷子比画着，大声对方刚说：“哎，你的有这个长吗？”
这让方刚大吃一惊。这个“正经人”从不知道性可以这样公开地谈论。也因此，他连续失眠几天。但隐约中他“觉得有几分畅快”，慢慢地他改变了“性是肮脏可耻的”看法。
谈及这一转变，方刚自称十分自然。这个有着一位被打成“右派”的父亲、童年受尽侮辱的孩子，一直把自己归为弱势群体，就像那些因为性被歧视的人群一样。
无论针对哪种性群体，他的口头禅总是：“我们都一样。”第一次跟同性恋者接触，方刚也曾有过害怕，但“一见面就消除了”。“大家都是普通人，只是在某一方面不一样罢了。”他淡然道。
在他天蓝色的书柜里，摆放着10多年来写的50本著作，内容集中在性伙伴、外遇、变性人等话题。这其中，有近10本是在台湾或香港出版的。遭遇禁令后，方刚一度研究起了动物，直至后来转向理论研究。
男性性工作者是他最近关注的人群。得知他这一想法后，很多人认定这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同学们奉劝他说，这种题材可能导致无法毕业。老师提醒注意安全：“那可是黑社会啊，一不小心就断条胳膊。”
方刚本人也有几分担忧。“但我太想成功了。”他自我分析说。作为上世纪70年代出现的新兴群体，男性性工作者始终是理论研究的空白。尤其是在一个固定场所进行定点观察，更是前所未有。
一年半以前，他先后在搜狐等网站的BBS发布公告，寻求帮助。同时委托新浪博客的管理员，将这个帖子挂在首页。由于在圈内有些名气，不久便有六七人回信。经过多次碰壁后，方刚终于以“客房营销员”的身份进入深圳一家夜总会。
随后的经历证明之前的担忧纯属多余。由于大方吐露身份，男公关们不但没有和这位北京来的博士生拉开距离，反而产生了“学历高有什么用，还不如我们有钱”的优越感。尤其当他们得知他的研究目的后，还有人主动带领他到其他夜总会观摩。
唯一令这个书生难以抵挡的是应酬。为了回避这些，方刚不得不说自己19岁时患上痔疮，无论烟酒都会导致流血。他还很“哥们儿”地请客吃饭。在这家夜总会，一个普通包间的消费起码上千元。不到两个月，方刚从一家民间性学组织获取的3万元资助经费就被花得一干二净，他还不得不自掏腰包1万元。
这笔开销成为备受网民指责的另一焦点。许多人气冲冲地说：“花国家的钱，竟然做这样的研究。”这让方刚感到无奈，几乎面对每位记者，他都要解释说：“第一我没花国家的钱，第二我的研究很认真。”
两个月的时间里，他住在不足30平方米的一居室里。每天六点半上班，近距离观察男公关。一旦听到好故事就跑到洗手间，写在随身携带的纸条上。凌晨一两点下班后，他还要回家整理笔记。
在方刚长达18万字的论文中，能够发现不少男公关们倾吐的肺腑之语。从童年往事到家庭背景，甚至交易的细节，都袒露无遗。
方刚将此总结为“以心换心”。在做“中国多性伙伴个案调查”时，他就曾经跟受访者坐在一间大屋子里，一聊就是整个晚上。有时候，他说的比对方还多，包括自己的隐私。不少访问对象多年后还念念不忘，向他咨询情感问题。一位受访者说：“方刚你把我们生命中最难碰触的东西挖掘出来了，这真是无情的真实！”
平等和宽容是他秉持的原则。曾经有记者对男性公关的生存状态感到好奇，诸如是否可怜、悲惨、压抑等等。这种定性让方刚很不高兴，他一度中断了那次采访，并再三强调：“他们和我们一样，只是职业不同。”
不过这样的理念很多人并不接受。和外人打交道时，一听说他的研究方向，对方常常变了脸色，并拖长了语调说：“哦？是嘛！”也有人一边感慨这份工作的艰辛，一边询问他如何才能在红灯区里洁身自好。更有一位挚友，拍着大腿感叹：“太可惜了，太可惜了，本来还有可能成为文学家！”
作为社会学的分支，性学一直处于边缘地带，甚至被不少专家视为“下三滥”。即便在性学界，方刚的研究也并非主流。按照中国性学会常务理事孟宪武的说法，“阳光的研究比如生殖健康、如何预防青少年早恋等等，方刚的显然属于阴暗面。”
如今身为北京林业大学心理系的讲师，方刚常常会在课堂上邀请“性弱势群体”现身。因为这位39岁的学者相信，人们对这些性群体的恐惧“主要是因为无知”。据说，这门名为“女性心理学”的课程拥有诸多“粉丝”，其中有一半是来旁听的。
有人因此改变了固有的看法。一名女生在博客上写下题为《有一种爱叫同性恋》的文章，不无惊讶地说：“看着她很从容地走上讲台，说自己是一个‘拉拉’时，我恍惚间觉得像是深藏在书本里的人突然活了过来……再瞧她的举手投足间的稳重劲，不用说她这样的青春一定是很丰富的……上帝随手开了一个玩笑，赐给她们一种比较特别的爱情。”
每每谈及此，方刚原本急促的语气就会舒缓下来。这个戴着金丝眼镜的学者，在每句话之前喜欢加一句“我觉得”或“我认为”，显得颇为文雅。这与他种种大胆的话题形成鲜明的对比。在谷歌上以“方刚”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得出来的结果大多是“姐弟恋”、“性爱技巧”、“小姐”之类的内容。
“我谈性并不是为了娱乐，而是为了研究。”这位学者十分严肃地纠正道。难以想象，他私底下听到黄色笑话时会坐立不安，甚至还会脸红。
眼下，这位性学博士还在为自己的最新研究寻找出版社。对于男性性工作者这一题材，许多业界人士透露根本没有可能出版，因为“太过敏感”。这几天，相继有采访过他的记者打来电话，表示他们的歉意，因为采访他的稿子最终给“毙了”，“说是话题太庸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