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政府自身的改革已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和难点。最近，又听到不同的学者在不同场合谈到政府改革的动力与压力问题。

    的确，要真正推进政府改革，我们必须回答一个重要问题：政府改革的动力和压力来自哪里？

    政府自身改革在整个中国改革大局中的重要性已毋庸置疑。去年温家宝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时便明确提出：“必须不断加强政府自身改革和建设”，目标是“建设一个行为规范、公正透明、勤政高效、清正廉洁的政府，建设一个人民群众满意的政府”。自2005年深圳启动以行政体制改革为核心的新一轮综合改革试点以来，上海浦东、天津滨海新区、重庆、武汉四地先后成为广受瞩目的新的综合改革试验特区，在这些新特区的改革蓝图中，行政体制改革（即政府自身的改革）都是核心内容之一。

    但政府自身改革并不容易，迄今我们取得的成果只能说相当有限。

    日前，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王东京接受采访时谈到“中国官场三大病”：一大病是“地方越穷，人越想当官”，为什么？“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穷山恶水便“靠权吃权”了；病症之二，发迹越早，实权越大，升迁的可能越小，即“少年得志不易升迁”，为什么？因为审批权越大，掌握的资源越稀缺，越难摆平写条子的诸多上司，越容易得罪上司；病症之三，“好人不一定就是好官”，任何一个官员做事就一定会得罪人，那些上下左右谁也不得罪的官场“老好人”，其实是不作为，难称“好官”。他把这三种病都归因于政府体制中过多的行政审批，根源在于政府掌握了太多的资源。他的分析并不全面，但开出的药方是切实的，那就是要逐步减少行政审批，真正建立服务型政府。然而，王东京对政府改革并不乐观，“政府改革很难，难就难在政府改革既缺乏动力又缺乏压力”。（《财经》网络版12月17日）

    他对农村改革、企业改革与政府改革进行比较分析说，在农村改革中，作为主体的农民有着改革的动力和积极性，因为他们能因此得到实惠；在企业改革中，有所损失的职工本来是“有些想法”的，但企业改革由政府自上而下推动，来自政府的压力能确保改革推进。而现在政府改革面临的问题是，政府官员不愿触及自身和单位的特权与利益，对自身的改革缺乏动力，同时，政府改革缺乏外部压力，基本靠政府自觉。

    我觉得王东京的分析言犹未尽，这种比较尚未深入。

    政府改革虽然可能削减政府官员的利益，但政府改革并非没有受益者，与其他改革相比，政府改革的受益者更广大——应该说是全体纳税人将长期受益，除了可能触动政府工作人员的短期利益之外，谁都明白它的效益对大多数阶层都将是正面的。所以，真正的问题是：一项社会多数人受益的改革，为何如此艰难？作为多数的将受益的公民，为什么未能成为政府改革的动力和压力？说到底，还是因为他们缺乏督促政府改革的力量，多数人的权利和愿望，缺乏表达和实现的途径。

    日前，在《财经》杂志召开的展望2008的年会上，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北大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俞可平介绍了近年来各地的政府创新做法，最后也谈到政府创新改革的动力问题。他说，政府创新的“直接动力当然是政府官员的责任心和进取心”。

    中国的现实和历史情境都意味着，对于政府改革，领导人从上而下的推动，“政府官员的责任心和进取心”是非常重要的。但缺少民众的支持，领导者的推动力往往有限。希望推进政府改革的领导人，也必须启发和依靠多数人的力量，来督促和制衡作为一个利益集团的庞大的官僚阶层。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政令难出中南海，种种现象显示，在庞大的倾向于维护既得利益的官僚集团面前，改革决心再大的领导人也可能感到势单力薄。惟有人民，被赋权的人民，才是改革者真正的依靠，才是政府改革最强大的动力和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