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国务院关于修改〈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的决定》，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发出通知，明确了2008年部分节假日的具体安排——元旦12月30日－1月1日，春节2月6－12日，清明4月4－6日，端午6月7－9日，中秋9月13－15日，国庆9月29日－10月5日。（中国新闻网12月18日）

    一段时间以来，新的节假日放假办法被广泛公开讨论的背景下，上述2008年的具体节假日安排，应该说早就是意料之中的内容。不过，虽然如此，对于这一并不算“新”的新闻，网上网民们的讨论仍然十分热烈，或对此表示认可、欣慰，或继续批评其中的利弊得失，并提出新的建议、意见……

    一个“节假日安排”问题，竟然能这么持久地成为舆论热点，引发一轮又一轮的讨论热情，这不能不让人感慨万千，而感慨之余，心中又不禁冒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此为公众看重的“节假日安排”，究竟从哪里来？

    回顾历史可以看到，在过去的皇权时代，包括节假日在内的历法安排，事实上是一件极为神圣乃至神秘的事情，绝不可轻言修改。历朝历代，诸如“奉正朔”、“改年号”、“定节仪”这类历法活动，均是体现作为“天子”的皇帝及其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手段和载体。故此，过去历书又被称为“皇历”，民间私定历法，将被视为“谋逆”之举。具体到“节假日安排”，当然也必然是围绕着皇权来进行，比如皇帝的生日，往往是“法定”的节日，其他诸如皇家的忌日、婚嫁之类，自然也是法定节日。这种权力背景下，现代意义上的以保障庶民百姓休息的“节假日”，当然不会有任何容身和商讨。

    废除了皇权之后的现代社会，“节假日”便成为民众的权利。它既是民众休息权的必然需要，也是历法本身权利的自然体现。正如在新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出台过程中所看到的：民间的相关建议和意见直接导致了修订办法的动议和酝酿，继而办法草案又被公开征求意见，最终在民众广泛参与的立法博弈基础上，新办法被颁布实施。

    不难看出，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对于“节假日安排”，民众不仅有了较为充分的表达、知情、参与权，而且获得了相当程度的监督、决策和决定权。眼下的“节假日安排”，已经不再是过去那种自上而下不由分说、不容置喙的权力性安排，而是自下而上、尊重民众主体地位基础上的权利性安排，换言之，“节假日安排”不是来自权力的简单被“安排”，而是来自权利的自主自我“安排”。

    只有民众权利而不是政府权力才是真正“天赋”和与生俱来的，后者必须服务和服从于前者，并以此作为其合法性正当性的基础——这正是现代法治社会的基本价值前提。

    因此，充分地尊重和善待权利，不断打通和扩展权利表达和实现的空间，必须成为社会不断走向法治的基本主题。眼下以“节假日安排”以及“带薪休年假”为表征的休息权，显然只是上述这些完整权利的一个小序曲。